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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宏 | 诗论史的出现——《诗源辩体》关于“言诗”传统之省察

2020-01-16  星河岁月

内容提要

我国的诗论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六朝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的出现,已被认为是相当博大精深的“成一家之言”之作。南宋以来,随着文学担当主体阶层下移、诗歌消费市场形成以及刻书业发展,诸如诗格、诗法、诗话著述的类编与丛刊,从《吟窗杂录》到《诗法统宗》,从左圭《百川学海》庚集到稽留山樵《古今诗话》,不乏其作。然而,专门按时代述论的诗论史或诗学批评史却显得凤毛麟角。这样的局面,直至近现代人文学科建立,在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影响下,才有所改观。特别是缘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契机,国人重新董理文学遗产,方法上比附西洋,材料上与传统“诗文评”对接,遂逐步演绎为一门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学科。我们从《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中国文学门”所列“历代名家论文要言”课程来看,其说明是“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 ,在某种程度上已可视作文学批评史雏形。最早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陈钟凡,或许在东南大学时已讲授此类课程,《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文理科学程详表”中列有“历代文评”,属辅系学生自选课程,说明是“魏晋以来历代名家评文之论说” 。至于1928年郭绍虞在燕京大学开设“文学批评史”课程,标明“本课以自上古至宋元为文学批评萌芽期,自明至近代为文学批评发达期,注重在历史的叙述,说明其因果变迁关系” ;1933年范文澜在辅仁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取历代各家之文论,诗话,词话,曲话,用近代文学批评眼光作一有组织的叙述,使学生明了中国文学批评演进之过程” ,皆已近乎我们现在的观念。

商务印书馆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不过,事实上,专就历代诗论予以系统论说的著述在晚明已曾出现,可举述者即许学夷《诗源辩体》。作为晚明复古诗论的扛鼎之作,《诗源辩体》无疑是具有精严体系的论著。该著最初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本,其卷一六为总论部分,按照作诗、言诗、选诗三个层面,述全书之旨要,而将言诗、选诗传统的回顾包括在内。至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五年(1632)第十二稿定本,除大量增改删订具体条目外,又重作分卷,原卷一六“总论”析而为三,为卷三四至卷三六,其中卷三五专论前贤言诗,卷三六专论历来选诗。由此,作诗、言诗、选诗三个层面终于获得分立,亦即在诗歌分体史之外,又有相对独立的诗论史、诗选史论述。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事件。一方面,在我国学术现代化转型之前,已经产生这样独立的对于历史上诗学批评传统的反省、总结与评估,无疑为我们观测一种内应式转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案例。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仍须深入其历史语境,通过细察其生成之来龙去脉,所述“言诗”传统之范围与知识谱系,所呈现之新价值基准等,考察其自身的殊异性,探究明代诗学的特性及其演化动向。

人民文学版《诗源辩体》

“言诗”传统之范围与知识谱系

如上所述,《诗源辩体》卷三五专述“言诗”传统,其首条开宗明义云:

诗可作,不可选;可选,不可言。······若夫言诗,得其中者必遗其偏,明于正者多昧于变,能于《三百篇》、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各得其正变而论之者,鲜矣。况能于渊明、元结、韦、柳、元和诸公各极其至而论之耶?善乎江文通之论曰:“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斯可与言诗矣。

全卷计五十八条,所讨论的对象基本上皆在明代公私藏书目“文史”或“诗文评”范围内,形态颇为丰富,论述亦自有其理路。大致而言,构成如下:

前十三条,除第一条总叙外,自《魏文帝诗格》至《梅氏诗评》,时代算是魏晋至北宋初年,包括对南朝沈约声病说、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的评论,世传唐五代及梅尧臣诸诗格、诗式之作的述评等,并有对李杜二公论诗之意的讨论。较之万历四十一年刻本,有分立,有删并,有字句改易,也有个别条目后增。总体而言,改订不大。重要的是有两条增补:一为对锺嵘的摘引与论评,表彰其“与王融、谢朓、沈约同时,而论诗不为所惑”,以为“良可宗尚”,表不唯声律论之态;一为增“司空图论诗”条,并作“远胜皎然《诗式》” 之评价。

其知识来源,显然可溯至南宋刊《吟窗杂录》,那是一部汇编唐宋诗格、句图及诗论的总集 。而与许氏差不多同时代之胡文焕刊《诗法统宗》,收诗格著作四十余种,自第一种《魏文帝诗格》到第二十四种《梅氏诗评》,全然本于《吟窗杂录》,书名、次序大体一致(仅略去卷一四《梁词人丽句》和卷一六《琉璃堂墨客图》二种,或以其非诗格之故)。可视作一种同源的接受。

《文心雕龙》书影

清人沈涛《匏庐诗话》“自序”尝总结说:“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唐以前则曰‘品’、曰‘式’、曰‘条’、曰‘格’、曰‘范’、曰‘评’,初不以‘话’名也。” 此为实然之言。在诗话产生之前,“言诗”自有品、式、格、评等展示诗文体式作法的传统,且就此专类著作的目录分类而言,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文心雕龙》《修文要诀》《金针诗格》《续金针诗格》《李公诗苑类格》及《天厨禁脔》等在集部“文说类”,而《后山诗话》《续诗话》《东坡诗话》《欧公诗话》《中山诗话》《诗眼》《归叟诗话》等一众宋诗话则入子部“小说类” (至四库馆臣仍以所谓“体兼说部”鉴定其体),可知宋前诗格、诗评类著述,与以宋人诗话为代表的“话”体批评原非同属。故综之时代、体式诸要素,上述十三条可视作一个单元。

第十四至二十四条,时期为两宋,可谓进入诗话时代,然事实上形态仍颇复杂。较之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同样有删有改,也有个别条目后增。万历本原曾于首条“宋人诗话”后有具体列举:“六一、后山、东莱、温公、庚溪、竹坡、刘贡父、许彦周及张表臣《珊瑚钩》、叶少蕴《石林诗话》、葛常之《韵语阳秋》、严有翼《艺苑雌黄》等。” 定稿本则以“种种不能殚述” 省略之,多少体现了许学夷之于诗话类著述的价值观,我们倒可据以判断他的诗话概念。其条目增删处,乃删却“杨诚斋论诗”“姜白石论诗”两条,增加“《刘后村诗话》”条,显示于刘克庄有新的认识,虽仍属诗话一类,有其价值,却“与诸家稍异” 。相比之下,杨氏诗论顶多“可为山谷功臣” ,姜氏诗说不过沧浪先声,在其价值序列中均显得不那么重要。其后便是“东坡论诗”,乃“散见其集中”;“敖器之评诗”,由其中提及敖氏于魏武以下、晋宋及唐诸大家各有评语,所据当即《诗人玉屑》卷二“臞翁诗评”——此皆非诗话可以牢笼。“严沧浪论诗”,所涉共五条,当许氏直呈“严沧浪论诗,有《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目”时,显然,他并未将严羽诗论简单归入诗话之列。同样,其后一条所论《诗人玉屑》《诗话总龟》这样“类次旧说”的汇编类诗法、诗话总集,以其构成丛杂,严格说来,其性质亦难遂定,“《总龟》则直诗话耳”。而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的《诗林广记》,所编以诗隶人,以诸家评论系诗,“中亦多纪事,间杂他议论,亦犹宋人诗话耳” 。

宋人诗话自诞生不久,即有被汇编汇刊的情形。如左圭于咸淳九年(1273)辑刊之《百川学海》,属类书性质的丛编,其庚集即汇集了北宋以来诸多重要诗话;而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汇编类诗话总集,亦有梓行。之后如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纂《说郛》,于宋诗话亦有辑入;明成化间杨成辑刊《诗话》十卷,为宋十家诗话合编,弘治三年(1490)冯忠予以重刻。至于与许氏《诗源辩体》万历刻本同时或稍晚的李本纬《古今诗话纂》、稽留山樵《古今诗话》以及毛晋编辑《津逮秘书》等,亦皆可据以考察晚明时期宋诗话接受情况及人们于诗话这一诗学文献大宗的专类意识,更何况一些宋代重要诗论家的诗话还有全集本或其他单行本,故对晚明人而言,接受的途径众多。不过,对于宋诗话的评论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明人自己的诗话著述无疑是一大来源。

《诗人玉屑》书影

第二十五至三十三条,时代为元,体类则以诗法为主,亦可视为一单元。元初“《历代诗体》”条,辨其杂采前代诸家诗法、诗体而增益之。“陈绎曾《诗谱》二卷”条为定稿本后加,以其“搜访有年,近见于冯珣《诗纪别集》”。以下涉及题名元四家的诗法著作:“杨仲弘论诗”条,未言其伪;“范德机《木天禁语》”条述及《木天禁语》与《诗学禁脔》,认为与下条“傅与砺《诗法正论》(述范德机之意而作)”参比,“则二书之伪可知”;“揭曼硕论诗有五事”,称赞“可谓得其要领”,亦未疑其伪。至于“《诗家一指》”“《沙中金》一书”两条,为对流行的诗法汇编的评论 ,评价皆较低。

元人诗法在明初即相当流行,有各种编纂辑刊,如赵撝谦《学笵·作笵》摘录陈绎曾诗论,曾鼎将陈氏《诗谱》与李淦《文章精义》合编为《文式》,徐骏《诗文轨范》收入元人诗法《诗源至论》等,《傅与砺诗法》《西江诗法》《新编名贤诗法》等均为明代早期纂辑刊行的诗法汇编。成化间又有怀悦《诗法源流》《诗家一指》、杨成《诗法》等,均以元人诗法为主。这些著作不仅本身保存了元人诗法文本,且明代中后期的众多诗法著述基本上即据此数种诗法汇编重新变换组合而成。万历以降,合编如朱绂《名家诗法汇编》,据编者己意编排如王槚《诗法指南》、吴默《翰林诗法》、旧题锺惺《词府灵蛇》及其二集等,皆可为证。所有这些,显示了诗法类著述在明代有相当丰富的资源,是推原元人诗法不可或缺的来源。但也应该看到,正是在复古诗论的语境中,诗论家们试图给予其价值评判并辨析其真伪。

第三十四条至卷末,是对有明一代诗学著述的评述,包括诗格、诗法、诗论及诗话诸多样式。首条“黄澄济《诗学权舆》二十二卷”为定稿本所增,辨析该著及《冰川诗式》(万历本“梁公济《冰川诗式》”单列一条)等皆“类次旧说” ,当据明代前期诗格、诗法文献实际刊传情况考虑。以下便是稍早时期复古派为主流的著名诗论,分别为“李宾之《怀麓堂诗话》”“李献吉与何仲默论诗”“徐昌谷《谈艺录》”“皇甫子循《解颐新语》”“杨用修《谭苑醍醐》”“何元朗《四友斋丛说》”诸条,亦以示后七子李、王诗论之渊源。具体所论以下再议。其下穿插“《诗法源流》一书”条,辨析编者王用章如何取元人论述与古人诗增广而成,也因此补述时人于杨载《诗法源流旧序》当为伪撰及“当时虞、杨、范、揭俱有盛名,故浅陋者托之耳” 的说法(万历本无此)。以下诸条分别论许氏重点关注的“李于鳞《唐诗选序》”“王元美《艺苑卮言》”“王敬美《艺圃撷余》”“谢茂秦《诗家直说》”“胡元瑞《诗薮》”等,以及同时代有所关涉的李维桢、冯时可、袁宏道、邹迪光、赵宧光诸人诗论(其中邹、赵等皆定稿本所增)。万历本在论袁宏道后,原有一条“近传郎仁宝《七修类稿》、陈思贞《禅寄笔谈》、田子艺《留青日札》、王元翰《稗史汇编》、程全之《名贤诗旨》等类多说诗,或纂集旧闻,或泛论标末,正犹宋人诗话耳,不足尽列也。惟邓元锡《函史》稍为有见” ,算是按宋诗话标准划定的明诗话一类,定稿本按自己的价值观予以删除。

根据以上大致划分的四个单元,我们可以了解许学夷所梳理的“言诗”传统的范围及构成。第一单元时代大抵为六朝、唐五代。齐梁以还,以近体诗的发展为契机,有关诗歌创作的格式之学蔚兴,故所论以诗格著述为主。不过,像锺嵘《诗品》这样“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者,性质毕竟有所不同。它们在目录学著作或相关类书中,一般皆归入“文说”“论文”门类。第二单元主要是宋人诗话,罗根泽先生说:“诗话是对诗格的革命。” 长久以来,诗话因其“资闲谈”的性质而被规定“体兼说部”,故相比于历来展示诗文作法的“文说”或“论文”之谱系,反而是旁支。然而随着诗话由“纪事”向诗法、诗评等多面向拓展,体式上的交叉融合令其自身性质变得相当复杂,这在许氏的梳理中已有所显示。第三单元是元人诗法,承宋而来,资源相对集中,其实若予细究,形态亦颇复杂,与诗格具某种亲缘关系。第四单元是明人诗论,显示了许氏新的侧重点,这在下面再叙。尽管在明代,“诗话”概念在人们不断上溯其源头的同时,外延不断扩展,甚而在目录学著作中发展成为兼容诗格、诗法、诗评等诸多体类的诗学总称概念 ,但许学夷仍坚持其在宋代诞生之际的狭义概念,并因其“纪事”之特性而予以忽视。与此同时,亦因此而述及其他体式,如诗法汇编。

总而言之,许氏于“言诗”传统的整体述论有其体系性,即遵照《诗源辩体》全书之体例,以时代、体制为经纬,既主于辨体,又识其流变。

新的价值基准

由上可见,许学夷于我国传统的诗学批评,按其实际生产、演变的历程,梳理出多体式分列交叉,然而又独立自成体系的知识系统。更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统显然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价值序列。

在这个“言诗”传统中,宋前的诗格著作遭到许氏的严厉批判,《魏文帝诗格》以其“浅稚卑鄙”并且剽窃“八病”说等,直接被定为“村学盲师所为”。世传唐上官仪、李峤、王昌龄诸人《诗格》《诗中密旨》《金针集》《文苑诗格》《二南密旨》等,俱被判作“浅稚卑鄙”的“伪撰”。皎然《诗式》获得的评价亦不高,既有“穿凿附会”,又有引诗之“谬妄”,更严重的在于“论句不论体”,“多称齐梁而抑大历”。至于齐己《风骚旨格》以下晚唐五代诸多诗格著作,大抵皆属因袭剽窃、穿凿鄙陋,被认为无甚价值。所传梅尧臣《续金针诗格》《梅氏诗评》,亦被视为“伪撰” 。于是,在这一单元获得表彰的,主要即为《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李杜论诗之意与司空图诗论。也就是说,处于价值序列高端的,为具精严体系的“成一家言”之论说,或者是具巨大创作成就者的实践经验。《文心雕龙》、锺嵘《诗品》自不必言,如司空图论诗,“梅止于酸”二十四字,出《与李生论诗书》,被赞为“得唐人精髓” 。至如李杜这样的名家,即便于诗道是“知之而弗言” ,许氏仍着力由其所表现的趣尚推知其意,表明对经典作家创作经验的极端重视。这样,他所谓的“言诗”,从理论上说,不仅不限于独立成书成卷的诗学著述,甚至可以是未曾著于具体言论者,这恐怕多少溢出我们今天对于批评史史料的认知。当然,这至少告诉我们,重要作家散见于其本人集中或他处的诗论,同样是“言诗”传统省察的对象,本单元如沈约的“八病”之说,上举司空图的辨味之说,皆可作如是观。

《稀见明人诗话十六种》,陈广宏、侯荣川校,2014年12月第1版

诗话作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宋以来蔚为大国,以至发展至明代,颇有以“诗话”泛化为广义论诗之文体者。然而,尽管如此,许氏并未将诗话视作“言诗”传统之主流,即便于宋代亦然,而是明确给予否定性的评价:“然率多纪事,间杂他议论,无益诗道。”所针对的,恰在于其“体兼说部”的质性,纪事而非论辩,杂议而非正说。唯后增之论《刘后村诗话》一条,“中虽亦纪事,间杂他议论”,然以其所论“有关于诗教”和“尊苏卑黄”之宗尚,给予一定的宽解。如前所述,严羽诗论,在许氏并不视为诗话,至如批评《诗人玉屑》《诗话总龟》“皆类次旧说,实无己见”,“纯驳不齐,雅俗相混”,而“《总龟》则直诗话耳”,亦是就这种汇编总集的体制、性质之复杂而言。同样,其判定作为古今名贤丛话汇编之《诗林广记》,“亦犹宋人诗话耳”。这既是一种性质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种价值判断,意味着这类丛杂、无个人见地的类次旧说之著,与“资闲谈”的诗话一样缺乏价值。相比较之下,本单元所表彰的,是与许氏推崇李杜这样的大家相雁行的苏轼诗论,尽管“散见其集中”,“而独得之见为多” ;是其认为“正变各得其当,则似有兼识者”的敖陶孙诗评,以为臞翁识鉴,有精于王世贞、胡应麟者;是在本单元十一条中独占五条的严羽诗论,不仅因为“其拈出‘妙悟’‘兴趣’二项,从古未有人道”,而且在于“沧浪论诗,与予千古一辙”。

许氏于元人诗法去取亦严。江湖诗社聚编《历代诗体》,杂取前人陈说,“而略无己见”,采诗又“实非本相”,自然被列入“卑鄙”之等。陈绎曾《诗谱》,评价较为辩证,有“得其大体”,亦有“全不相类者”。同样,杨载所论、傅与砺《诗法正论》述范梈之意、揭傒斯论诗等,皆有其得大体处,亦各有其背谬、拘泥、迂阔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所列诗格“穿凿浅稚”,并被判为“伪撰”;《诗家一指》《沙中金》诸多具体的诗法,亦皆“非本要”“卑浅不足言” 。可以看出,许氏于诗法一类,亦基本予以否定,认为无甚价值。故在此单元结束,专设一条小结:“或问予:‘子极诋晚唐、宋、元人诗法,然则诗无法乎?’曰:有。《三百篇》、汉魏、初盛唐之诗,皆法也,自此而变者,远乎法者也。”指宋元人诗法为“弊法”,原因即在于其所为法,“顾独于章句之间搜剔穿凿”,而不知“汉魏六朝,体制相悬;初盛中晚,气格亦异” ,换言之,既未究时代气运,复不知辨其体制,更不讲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明人诗论这一单元,或许更明晰地体现新的价值基准。《诗学权舆》《冰川诗式》《诗法源流》等诗格、诗法汇编著作,显现出通俗诗学在明代的盛行,然其所谓“穿凿”“卑鄙”“略无己见”,皆同于他对元人诗法的评价。自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以下,皆为当时有名的复古诗论家之作。关于西涯之功,许氏言简意赅,却极精准:“首正古、律之体,次贬宋人诗法,而独宗严氏,可谓卓识。”将知辨体、贬宋人诗法与宗严羽诗论相联结,同条共贯,有其自身的逻辑。李、何论诗,乃据其往来《论诗书》,辩论、创作并以李为得之,所据衡鉴标准,即其《诗源辩体自序》中强调的“夫体制声调,诗之规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 。徐祯卿《谈艺录》,以其“作于少年”,“诗宗晚季”,“非实证实悟者”;皇甫汸《解颐新语》“务以俪语为工”,“较之《谈艺录》,不逮远甚”;杨慎《谭苑醍醐》,“考证多而品骘少,大抵宗六朝,尚西昆,而昧于正变”。李攀龙《唐诗选序》谓“唐无五言古诗”,又认为李白的七言古“往往强弩之末”,许氏极为不满,特再列一条辨之:“观其所选唐人五、七言古,是岂足以知唐人,又岂足以知李杜哉?”王世贞《艺苑卮言》“志在兼总,故亦互有得失。其论汉魏五言、沈宋律诗、李杜古诗,最为有得。至或以李杜五言古不及灵运,又古律独推子美而不及太白、盛唐,自是偏见”,虽初显集大成的气象,亦有正变之体的问题。谢榛《诗家直说》“实悟者十得二三,浮泛者十居七八,间有赏识,得失相半”,举其爱李长吉诗,欲取初、盛唐合一之说,认为“李杜正中之奇,乃可合一,长吉乃诗体大变,安可与初、盛唐合一乎”,批评其不识正变。胡应麟《诗薮》,“其论汉魏、六朝五言,得其盛衰;论唐人歌行、绝句,言言破的,惟于唐律化境,往往失之” ,无论得失,亦皆分体评估。

《明人诗话要籍汇编》, 陈广宏侯荣川 编校 ,2017年6月版

总之,许氏于“言诗”传统中理出最新的复古诗论一系,仍严于评判,不仅须与“言诗”名实相副而真论说——此便与“率多纪事,间杂他议论”之诗话划界,而且所论须详切。所谓详,即许氏引胡应麟《诗薮》所说的“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 ,以“诗有源流,体有正变” ,即时代、体制坐标下的源流正变论之展开,如此探讨诗歌创作,便进入了更为精微的层面。当然,知辨体而非论字句之末,识正变而知人论世——这又意味着会汰去那一类仅知章句作法的诗法著述,以及教人仿习的展示性诗格著述。所谓切,须是从实证实悟中得来,这也是对复古诗论内部提出的更高要求。依此标准,许氏亦已大致梳理出如下演进轨迹:“大抵唐、宋、元诸人论诗,多失之不及,而国朝昌谷、元美,时失之过,惟元瑞庶为得中。” 所显示的正是历来批评秉持的中正之则。

在分别评鉴明诸家复古诗论之后,许学夷尚有一条总论:

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窾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

此番阐论尤值得重视。论者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诗赋文章创作“代日益降”的形势下,于诗论一端却给予了“代日益精”的判定,很难得具备一种今胜于昔的自信,有了一种好比是进化论的史观。也正是基于当今时代新的价值标准,自有“言诗”以来,六朝诗论尚嫌少“精切肯綮”,晚唐、宋、元的诗格诗法著述等,“穿凿浅稚”不足辩,唯严羽以辨识时代、体制说诗,开风气之先。其后王世贞于如何“详悉”有很大发展,胡应麟又在此基础上推进论诗之切当,且以一种开放性姿态联结自我,面向今后,目标即在“合古今而一贯之”。问题在于,这样的自信从何而来呢?

复古诗论共享的场域

我们知道,这种新的价值基准并非至许学夷才开始构建,而自有其来源。毋宁说,它是复古诗论语境下的产物。其实由上述梳理已可见,这种诗论要求及其价值观的生成,与复古诗论的发展相辅相成。与此同时,正是上面举述的这些不同派系的复古诗论家,以他们各自的诗论话语构建了一个共时交流的对话平台,或者说相互间构成一种分享、承递的链接,并通过他们的诗论著作的刊行传播,建立起指导诗歌消费市场的权力话语。

如前已述,许学夷的“言诗”传统梳理,是将新价值观的首倡之功归于阁臣李东阳,将其知辨体、贬宋人诗法与宗严氏三点相联结而赞为卓识,应该说,这样的评定还是符合明代诗学实际发展历程的。在《怀麓堂诗话》刊行之前,目前尚可见的明初诗话有三十余种,主要为两类:一类是纂辑前代留存的诗法、诗话资源,如赵撝谦《学笵·作笵》、朱权《西江诗法》、徐骏《诗文规范》、怀悦《诗法源流》、杨成《诗法》等为诗法汇编,单宇《菊坡丛话》、黄溥《诗学权舆》为诗话类编,宋孟清《诗学体要类编》则是以体为编排次序,“采摭古今诗学嘉言”;一类是少数自著的诗话,如瞿佑《归田诗话》、蒋冕《琼台诗话》、徐伯龄《蟫精隽》、曹安《谰言长语》等,延续了欧阳修等宋人诗话纪事为主的特点 。李东阳诗论著作的出现,虽以诗话命名,却显示了与这两类皆不相同的样态。这种不同,应该说,正是通过树立严羽这一标杆并接受严羽诗论之影响才得以实现的。

据胡琼正德十一年(1516)刻《严沧浪诗话》卷首序:

国朝少师西涯李公,尝称严沧浪所论诗法,谓其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余因取其集读之,信然。

我们可以看到严羽著作在正德间刊刻、流行,从而对主流诗坛产生影响,与李东阳的倡导有很大关系。虽说宋末元初一直到元末明初,严羽诗学论述在诗法著作的传播中亦有所接受 ,但正如许学夷所批评的:“近编《名家诗法》,止录其《诗体》,而诸论略附数则,其精言美语,删削殆尽,良可深恨。” 而李东阳之《麓堂诗话》则真正以严羽诗论之“识”为目标。一方面,他抨击宋以来诗法,“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并将之与严羽诗学相对比,表彰“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另一方面,以严羽论诗的标准作为自己论诗的标准,辨体制若辨苍素,故辨诗、文之体,辨古、律之体,且究其源流正变,指出向上一路,所重正在仅知“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的诗法论者“未可与道”的“天真兴致” ,严羽就这样成为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故如王铎《麓堂诗话序》将李东阳此著与严羽诗论并举,评论道:“近世所传诗话,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惟《严沧浪诗谈》,深得诗家三昧,关中既梓行之。是编……用托之木,与沧浪并传。” 胡应麟则高度评价李东阳开创复古宗尚的贡献与地位:“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俱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故不易也。” 虽所论为诗歌创作,然若非识见超卓,何来开疆正风之功?

人民文学版《沧浪诗话》

复古诗论的另一渊薮是吴中。成书于弘治十一年(1498)前后的《谈艺录》,为徐祯卿弱冠之作。该著主旨即在“究诗体之变”,惟所重在古体,所谓“断自汉魏而止,晋以下弗论也” 。胡应麟尝有意识将之与严羽相比,他说:“严仪卿论诗,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汉魏便鹘突。······昌谷始中要领,大畅玄风。” 是有其独得之见的。徐氏《题谈艺录后》三首其一谓“徐子谈诗格尽高”,可见其“究诗体之变”的内核,主“格”是严羽诗论的一个重要见解,王世贞《苍雪先生诗禅序》即解读曰:“夫以代定格,以格定乘者,严仪氏也。” 这当然也是李东阳诗论的一个重要支点。关于该著所自出及可比方之地位,胡应麟称“昌谷《谈艺》,可并《雕龙》” ;邵经邦《艺苑玄几》则认为:“诗之品,若南朝锺嵘所编,上、中、下共三品,取晋魏六朝诸人为藻鉴,惟标题数语,不载其诗,最为径拔。徐昌谷《谈艺录》,盖本于此。” 而陈凤《刻拘虚诗谈序》云:“乃世所传诗话,无虑数十百家,惟樵川严羽氏为有取云,至桢卿始有《谈艺录》。” 虽说古人之比常有某种随意性,但《文心雕龙》、锺嵘《诗品》以及严羽诗论在复古诗论家心目中自有一种共通性,并被认为具有精严之体系而“成一家之言”。至于徐氏所论,于皇甫汸兄弟又有直接的影响 ,《解颐新语》或具更浓的吴人审美观。

严羽诗论在正德间的吴中亦已有传播。正德十五年(1520)尹嗣忠刻于昆山之《沧浪吟卷》,都穆为其撰序。都穆于正德八年(1513)致仕,其《南濠诗话》即刊于是年。观其诗话,对于严羽诗论的认识已然把握其钤键:“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 而黄桓在《都南濠先生诗话序》中描述道:“诗话无虑数十家,若菊坡、艇斋、冷斋诸公,皆其杰然者。而国朝元老《麓堂集》尤为精纯,会众说而折其中,诗道毕矣。” 既印证了复古诗论对于李东阳的一致认定,也显示他们本身所共享的这个诗论话语的场域。

作为后七子一派领袖,同时又是吴产作家的王世贞,对于吴中文坛实经历了从离反、批判到接受、引重的过程,故在他身上体现了某种融合性。《艺苑卮言》最初说来是在反省徐祯卿、杨慎及严羽三家诗论长短之基础上所撰,以“补三氏之未备者”,如其《艺苑卮言叙》所说:“余读徐昌谷《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核,如二酉之藏耳。其于雌黄曩哲,橐钥后进,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核,余固少所可。” 事实究竟如何,不宜简单下结论,但至少亦可据其所标榜观测其谱系所在。王氏早年所撰,即有以“谈艺”名者 ,或即《艺苑卮言》的前文本形态,这可看作与徐祯卿共享的话语。他又自述“东晤于鳞济上,思有所扬扢,成一家言”,则为张大七子一派复古之主张,颇有年轻人激扬文字之意气。徐学谟即直言:“吾友王元美少时有轻薄之名,其作《艺苑卮言》,评骘当代文人,谑浪诋丑,纤瑕不肯以少贷。” 故后如李祥《历代诗话续编序》指出:“如王元美之《艺苑卮言》,虽云少作,实仿仲伟,自钱、朱两选,奉为识志。何氏乃云‘罗列前人,殊无足取’,此特其识有所未至也;可以见其趋向之正,不随流俗苟为异同。” 在为王氏辩护的同时,以为源出锺嵘《诗品》。就其成书时“方与于鳞辈是古非今” 之意旨及所评骘来看,这样的说法亦未尝没有理由。

王世贞像

我们再看王世懋于诗论史的一个简单梳理与评价:“自锺嵘《诗品》以来,谈艺者亡虑数百十家,前则严沧浪、徐迪功二录,近则余兄《艺苑卮言》,最称笃论。” 显然也标示出他所理解的诗论谱系及其价值序列,可与王世贞自述参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则曰:“至近时皇甫百泉《解颐新语》一出,遂可与《诗品》抗行矣。” 这方面还有屠本畯编刊之《诗言五至》,择取古今诗话中至为精当者五种——这显示了明中期以来人们对于诗论之理论品格与体系性的追求,《诗品》《沧浪诗话》外,明居其三:《谈艺录》《解颐新语》《艺苑卮言》。屠氏自序曰:“夫《诗品》直陈源委,《吟卷》借喻禅机,《艺录》咀嚼膏华,《新语》采撷芳润,《卮言》渔猎九代、囊括四家。虽言人人殊,总之破的超乘,开觉济迷,盖言之至者矣。” 另如顾起纶《国雅品》,以徐祯卿《谈艺录》、谢榛《诗家直说》、杨慎《升庵诗话》、皇甫汸《解颐新语》及王世贞《艺苑卮言》为“五家大备”:“如昌谷《谈艺》,足起膏肓;茂秦《诗说》,切于针砭;用修《诗话》,深于辩核;子循《新语》,详析品汇;元美《卮言》,独擅雌黄。” 茅一相《欣赏续编·诗法》“跋”,除推许王世贞《艺苑卮言》“囊括天地,驱策古今”而“无不中的”,叹言“微斯人,吾谁与归”外,复言“其次迪功、司勋乎,余弗论也” 。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明兴,说诗者以博推杨用修,以雅推徐昌谷,以骏推王弇州。” 大同小异的种种价值序列,其实颇为集中,皆显示一种权力话语。若细究之,其中唯作为李东阳高足的杨慎与其他诗论家有所不同,不甚强调诗体源流正变之辨识,而是以知识考订、辨伪等见长,故其诗话体系性并不突出。

被列入“末五子”的胡应麟,诗论亦为王世贞所引重,所谓“沉思穷正变,广心饶比兴” ,其自述撰写论诗之编《诗薮》乃“羽翼《卮言》” 。汪道昆《诗薮序》曰:“明瑞出《诗薮》三编凡若干卷,盖将轶《谈艺》,衍《卮言》,廓虚心,采独见,凡诸耄倪妍丑,无不镜诸灵台。”“先是诵法于鳞,未尝释手;推尊元美,兼总条贯,《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论醇疵,时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即羽卿、廷礼,不耐不同;以异乎己者正之也,即元美、于鳞,不耐不异。” 在交待其抱负的同时,亦清晰地呈现出其谱系。也正因为如此,钱谦益抨击不遗余力,斥胡著“奉《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卮言》所入则主之,《卮言》所出则奴之” 。作为同一阵营中人,胡应麟不仅整个辨体思想与王世贞同源,而且书中诸家评语多有引自王氏者,钱谦益所批未必不是事实。然而这么多年来,胡氏究心诗艺,无论从严羽得一“悟”字,抑或从李梦阳得一“法”字,皆妙有精理,其“体以代变,格以代降”的诗史论,“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并重的风格论,构成富有衍生能力的完备体系,无论从集大成(许学夷赞其“最为宏博”),抑或识见精当(许学夷服膺其“庶为得中” ),皆已是此中翘楚。王世贞谓《诗薮》“其采可谓博,而持论可谓精” ,早已一言道破。

《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陈广宏龚宗杰编,2017年3月第1版 

这些复古诗论家前后相续、自成统绪,在各自的诗论著述中常常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对话,有共同关注的话题和共享的数据源,或针锋相对,或相互推赏,或层累地推进某一阐论,完全处在一个共时的话语体系中。尽管细论各有分殊,在追求诗论的体系性方面却颇有一致的倾向。他们在文学担当主体阶层下移、诗歌消费市场日益扩容的新时代,掌握着树立各体诗歌创作理想范型,规范、提升诗歌消费市场的话语权。

诗论体系化背后

作为复古诗论的又一集大成者,如其自许,许学夷《诗源辩体》不愧是继王、胡所著之后具精严体系的诗歌史论,在时代、体制的经纬坐标下,精细揭示诸体诗歌的源流正变。关于该著性质,其卷一首条实已概括:

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既代分而举其纲,复人判而理其目。诸家之说,实悟者引证之,疑似者辩明之。

作为总纲,已显示诸体诗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价值评估,这可以说是近世形成的相当典型的文学史范式。并且,无论“代分而举其纲”,还是“人判而理其目”,皆具有指导当下的意图。也就是说,过去的诗歌传统被视作切实理解和准确估量当代诗歌创作模式的正当基础。其引证、辩明诸家之说,目的亦复如此,同样是在历史传统中寻找见证。

应该说,明代出现的诗论体系化走向,确与复古诗论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陈国球在《胡应麟诗论研究》中已提出“明代复古派诗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回顾传统”,亦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批评活动很自然会“渐渐引向一条文学史研究的道路” 。因他们需要多面向探讨个人与传统的关系,建立文学正典及梯次等级,细析诗歌发展进程等(参见《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285—300页)。其中集中体现的辨体意识、考镜源流意识、典范意识,交织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主要支撑。

诗论史的出现,实为这种诗论体系化的表征,是更为精细化的知识分类的产物,如许氏所开展的程序,既代分人判呈现自己的辨体文学史,复检讨“诸家之说”相印证。事实上,在复古诗论的语境中,诗论被视作某种专类并获得讨论,并非孤立的现象。我们看王世贞《艺苑卮言》在卷一自识后,先作一种诗文评的选汇,谓“泛澜艺海,含咀词腴,口为雌黄,笔代衮钺。虽世不乏人,人不乏语,隋珠昆玉,故未易多,聊摘数家,以供濯祓”,即以为借鉴之资。计“语关系”四条、“语赋”二条、“语诗”二十七条、“语文”七条、“总论”七条,自司马相如、魏文帝、颜之推、挚虞以下诸家语,分类摘引共四十七条,“虽深浅不同,或志在扬扢,或寄切诲诱,撷而观之,其于艺文思过半矣” 。虽是述而不论,有似宋人汇编诗话中的分门摘录,但作为总起纲领,意义已有不同。

《诗薮》书影

又如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遗逸中载籍”勾稽唐一代诗话数段,录入宋可见的诗格著作书目(其中亦有辨伪),漫记唐人句图以及包括《本事诗》、殷璠、高仲武选集、张为《主客图》等在内的唐人诗话,以目录学方式,指出“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非也” 。虽不免以后人之标准定唐人之诗话概念,但无疑是一种专类探讨。同样,杂编卷五“闰余中南渡”条专论宋人诗话两段,寥寥数语,已将欧阳修、陈师道、刘攽、司马光、王直方、吕本中、唐庚、葛立方、高似孙、许顗、朱少章、洪觉范、陈子象、张表臣、周紫芝、蔡絛、杨大年,以及南渡人才严羽、刘辰翁、刘坦之、胡元任、《总龟》《玉屑》诸家一网打尽,高下各呈。其下复有刘辰翁评诗八例、时少章评《唐百家诗》五例,证其切中而有妙理,皆显示胡氏对历来诗论的熟习。更值得注意的是,胡氏自己已有“明人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的自觉意识 。

在晚明,像《诗源辩体》这样以专卷论历来诗论的著述尚有赵宧光《弹雅》,其卷九至卷一二“尘言”,即专为诗学批评而设:“尘言者,前人说诗,著其得失,定取舍也。” “其众人之美恶,一己之褒弹,曰尘言。”赵、许这两部著作的生产、传播,多年来形成一种相互论争、相互借鉴的共生关系,虽其观点有不苟同处,但对于精严体系的追求却同样自觉。当然,二著讨论历来诗论的方式仍有差异。赵宧光的做法,如其开卷明言:“前人论诗嘉言,其当者,直录之而显列其作者之名;未尽意者,发明之;得失互出者,甄别之;全非者,评黜之;浅陋不堪置口者,不录。” 与许学夷重在以时代、体制为中心论析的诗论史相比,赵氏此法是更为典型的传统诗学批评,针对昔贤诗论的各种议题,句摘字弹,纵横议论,然其所涉范围,却已包括从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到唐五代诸多诗格著作,从欧阳修、司马光以下一众宋人诗话到各种元人诗法著作,近则从杨慎《升庵诗话》一直到许学夷《诗源辩体》,皆与之商榷、补订。

诗论史之所以在许学夷手上出现,一方面当然归结于其抱负,其知识生产的格局,在以体制、时代为中心的文学史体系构建上有更为精严的结构意识而终于集大成,除了文体学上难能的鉴别力,便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析统整意识。尤其是对于重要史籍及其史观、史识的自觉借鉴与坚持,如许氏在《诗源辩体》中所自述:“故予编《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通鉴》;论《三百篇》《楚辞》、汉魏、六朝、唐人诗,类温公《历年图论》。” 在文学史实践中,真正领悟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编年史学之精髓及其识鉴,从某种意义上已可视为史学家的自觉。其实,如王世贞、胡应麟等亦无不精于历史编纂学,那确实是他们立足对文学传统的省察、建构体系性框架的思想方法来源。在他们身上,皆具备《新唐书·刘知几传》所谓“史有三长”——才、学、识。

在另一方面,诗论史在晚明的出现,并非因一个朝代面临终结而必然带来学术上的总结,而应是许学夷特别敏感地意识到,在他身处的时代中,“性灵”诗学已发起强有力的挑战,那意味着一种范式转换的预兆。由《诗源辩体》自身所述即可看到,许学夷撰作、订定此著之际,强烈意识到公安、竟陵之异端的存在。其卷三五第五十条之后,便是对同时代名公诗论的评论,可视作对该书写作缘起及背景的交待。如李维桢,友人为许著向其索序,所撰“多不相关”,或可以“公意忽之”解之,因李氏毕竟乃复古派阵营中人,尚须承认“其持论多出于正”;冯时可,论诗已“意在师心,耻于宗古”,而被认定为“中郎之先倡”;袁宏道,所论专恶法古,“故一入正格,即为诋斥,稍就偏奇,无不称赏”,其影响尤坏——“遂使狂妄不识痛痒之人,咸欲匠心自得,恶同喜异,于是卤莽、浅稚、怪僻、奇衺,靡不竞进,而雅道丧矣”,故许氏声明“诗道罪人,当以中郎为首”;邹迪光,亦有友人为许著乞序,“心知不合”,以其主六朝、晚唐之不宜而贬之;赵宧光,其《弹雅》“虽多反中郎,然信心自得,中亦有绝到之见” 。总之,自公安袁氏崛起,一时风气丕变,各种主张左冲右突,自树其帜,也很少有不被裹挟的。

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2017年3月第1版

袁宏道“性灵”诗学对于复古诗论的最大挑战,恰在于通过痛斥七子一派的拟古弊端,将创作所依赖的对象或来源,由“师古”所必须依据的经典文本、体制——即西人艾布拉姆斯文艺批评四要素之“作品”一端 ,改易为“师心”——直接依据作家活泼泼的性灵、情感,即转向艾氏四要素之“艺术家”一端,贵创造与达意,从而预示一种文学创作范式的重大转捩。我们看到,万历后期如钱谦益援公安而掊击七子,虽未必如其自谓“王、李之云雾一扫” ,毕竟一时成为风尚;竟陵派相继而起,“海内始知‘性灵’二字” 。钱氏虽亦痛诋锺、谭,然于七子拟古之弊,其寻根溯源,真正一针见血:“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瞽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愍者。” 以诗源在生生不息之天才灵心,岂可因时代、格律而刻舟胶柱。清初如冯班,指斥李、何、王、李“生吞活剥”之同时,矛头亦直指首以时代、格调说诗的严羽诗论,而有《严氏纠谬》。他如周亮工论诗亦反对“舍性情而专言格调” ,吴乔批“弘、嘉习气”即在于“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 ,在在显示出诗学观念及其价值系统出现了较为根本的变化。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描述的“从格调优先到情性优先”的动向 ,虽主要就虞山派诗学而言,然而即便主格调、性情折衷融合者,其参照坐标亦明显有异于从前。审视明末清初的风尚转换,可证所谓的范式转换殆非虚语。许学夷作为敏感于时代风潮激变的诗论家,更以一种使命感做出坚守的反应,而对复古诗论予以较为彻底的反省与总结。显然,这未必不是一种相反相成。

值得关注的,还有如许氏这般几乎专门从事研究的“学问家”身份。作为一个并无职官在身的学术从业人员,所谓“性疏略,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紬”,许学夷的人生追求显得颇为单纯而又“负气多傲”:“持论既高,谓世无足与言,故每与客接,常谑浪鄙秽,隤焉自放,间识有相近者,则议论激发,风骨凛然。” 这大抵亦是像《诗薮》《弹雅》作者胡应麟、赵宧光的状况,自由职业,虽无更高级功名,然家境富裕,不需为生计奔忙,而得以专力于学问。胡应麟著《诗薮》内外四编,“盖生平精力毕殚此矣” 。他们的博洽专精,并不逊色于杨慎、王世贞这样的大家,亦颇交通声气而扬榷风雅,持论高,识见广,关键在于对“学”有一种纯知性的兴趣。在他们身上,是否显示包弼德所讨论的不同于“儒士”的“文士”所发生的一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转向 ?当我们尝试解释何以明代中晚期出现这种诗论体系化的现象,就须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更多地思考复古思潮与所谓“智识主义”的关系问题。

结  语

《诗源辩体》对历来“言诗”传统的系统检讨,可以说显示晚明诗论家对文学批评的专门之学有了一种比较自觉的意识。不过,还是须注意此种诗论史与近现代人文学科建立之际输入的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差异。后者讲求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史观问题 ,且非文学史之附庸。陈国球在肯定许学夷“成为复古诗派最自觉的,对论诗方法最能反思省察的一位代表”(《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18页)的同时,亦已指出:“在明代复古派而言,创作才是最终目的,他们没有必要去专门研究文学史,除非这些研究与创作有关。究之,对于创作者来说,所谓文学史的意识,其实就是对文学传统的省察。”(《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第285页)确实,《诗源辩体》中的诗论史考察,是其整个辨体文学史论之“总论”的分述,对“言诗”和“选诗”传统的梳理,皆服务于对历史上诸体诗歌创作得失的经验总结与验证,这恐怕是由我国古代实践诗学的本质决定的。这种经验性质的实用批评,自然不同于西学以分析性的学科构建为目标的批评方式,因而未能真正独立出来,显得缺乏现代学术的品格。从另一方面来看,许氏表现出对于诗论的重视与偏爱,虽说保证了其诗学体系具有一定的深度,却明显忽视了诗格、诗法及狭义诗话等的价值与整个诗学构成的完整性,毕竟这些批评样式所代表的一般知识及审美经验,与那种追求理论品格甚而精严体系的诗论是互为语境的。此种偏颇的认识,实于清人乃至现代学者的学术判断皆有影响,我们今天在提倡还原研究时亦须特别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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