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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史家。1920年代初，与茅盾、叶圣陶等创立文学研究会，建国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副会长。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郭绍虞先生 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批评,现在大家都注意到总的历史方面的研究,实则这问题不限于纵的总的方面,还有横的分的方面更值得研究。当然先从纵的方面着手,有个整个观念作为基础,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即就纵的方面的研究来讲,也不妨再在横的分的方面作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写好了诗论史、文论史、小说论史、戏曲论史,对于讲中国的古典诗、古典文、古典小说、古典戏曲的,都可能有一定的辅导作用。而在这种基础上,再回头来写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一定可有更多的发见。这是因为纵和横、总和分两方面的研究,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纵与横、总与分的问题,还仅仅只是问题之一,还是初步现象。到现在,在纵的方面成为古与今的分歧,同样是对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古人有古人的一套眼光与手法,今人有今人的一套眼光与手法。何以会如此呢?又因在横的方面有中与西的分歧,西方的文艺理论批评,有西方的一套标准尺度,与中土原有的显有不同。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见解即使有分歧,归趣仍可一致。我最近看到叶嘉莹的《中国古典诗论集》她就很能贯通中西文论之长,而自然触合新不涉奇,典不伤雅,指摘时人不合之处,也丝丝入扣,令人心服。可知熔古今中外于一炉,还是大有可为的,此路如能恰如其分地而不是有意抑扬地,公平正确地而不是片面武断地,继续走下去,对将来的文艺理论批评,一定会放出更加灿烂的异彩。 再进一步,那就从直线与平面的问题,发展而为专与通的问题。那又是一个重要的矛盾,而这对矛盾又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学问要求精,不妨从窄入手,窄而精,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治学方法,但是过于窄,则眼光太浅,即使有成,也是小器。学问当然要分科,但分得太密太严,有时反不适于实用。因为邻近学科都有相连关系。学问之所以重要,是为了探索真理,而真理之获得,常有待于多方面的证实,当某种学科尚未成为一种独立学科时,它常是附在他的邻近学科中的。即如语法学就是一种外来的学科,以前学者往往归入训诂学中论述,或者偏到文辞一边,就在论修辞时附带及之,而修辞也还不成为一种独立学科。现在语言与修辞都各自成为独立学科,但穷本溯源,关系还是很密的。我治文学批评史,也就旁骛及此。这不是旁骛,而是为了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研究学问,一方面求其精,一方面又要观其通,精是要在博的基础上建立的,通又是要在专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两种辩证关系,又是必须注意的。因此,博与专之间也是可以统一的。不过强调博决不能流于杂,强调专又决不能偏于窄,杂则不易有成,窄则难望提高。 郭绍虞和夫人张方行及五个子女合影 一、纵与横的问题 假使说带些总论性的史为纵的关系,那么分别专论某一部分的史就是横的关系。这好似没有重大的关系。但一涉及学与思的问题就大不一样,总论性的重在整个的历史,专论性的则重在局部的历史。总论性的必研究中国的通史。了然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演变,才能说明文学理论批评理论中心问题的转变。比如从封建时期转向资本主义时期的一段时期,在总论性的史著中是主要的,在分论性的部分专题的史著中则属次要的。但假使先从专题性的史著入手,然后再写总论性的史著,就会与当初所写的大不一样。因为问题不同,考虑问题的方法也不会相同。学与思是紧密结合的,在不同的内容中所训练出来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必然会不相一致。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累积得越多,也即是这个人的知识面越广。知识面越广,解决问题也越容易,所以我想打通一些纵与横、总与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前不容易做到,因为这样迂回曲折,理想虽高,但人寿几何,岂能处处顾到,考虑圆满。现在则集体研究就不妨集众人之专长,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能有较长生命力的文学理论批评史。 学科是愈分愈细的。细,才能显出它的特点,但是我们必须再看到未分时的迹象,前辈学者虽分经史子集四类,但学者却都要涉猎一些;虽分义理、考据、词章三目,但学者也还是要把它沟通起来。即使明知做不到,但是还想提出来,这不是故意示人以难,而是教人要从各方面运思,使脑筋灵活一些,能从多方面观察问题。所以强调窄而精的学者容易有成就,但成就往往是有限度的。 1933年春，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为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 二、古与今、中与外的问题 我很赞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现代教育方针的。博古必须通今,不切时宜,学古何用?求洋为图益中,于中无补,徇洋何益?我们的知识,不是用来装饰自己,而是为了教育后代的,必需运用于新时代新社会,才能为全人类造福,为全世界贡献一些力量学习愈多,贡献愈大,马克思就是一个先例。我们可以称马克思学说,但是一般人只称马克思思想,即因学与思经常结合的关系,本是不可分割的。我为人好沉思,所以也希望人家把治学的方法和盘托出。 关于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还是社会问题。今日的社会,就是往日历史的继续。由社会造成历史,再由历史分别古今,形成今日的社会。比如兴观群怨是孔子对于诗歌社会作用的总结,而这种观点也早已存在于《诗三百篇》中。后人尽管对于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总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所以即使作了不同的解说,还是大同小异,还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至于比兴之兴,则字同义异,古人也并不把它与兴观群怨之兴相混。但是“形象思维”之说则是外来术语。大家可以对此问题发表意见,但是运用一两个字加以说明就比较困难。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形象思维的观念,这固然不对;但简单地以比兴物色为形象思维,也多少有些牵强,反易引|起误会。因为比兴与赋并不能绝对对立,赋既不能称是逻辑思维,那么比兴之称形象思维,就不能成立。即使诗文属于形象思维,政治属于逻辑思维,也有部分讲不通的地方,说得太死,便有毛病。它如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等外来术语都可以运用,但必须审慎研究,决不能随便比附。我们必先注意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之共同点与区别处,极端审慎地运用外来术语。决不能轻率比附。借鉴是以我为主,比附则牵强附会。假使全盘西化,那就反害为主,更不可为训了。 郭绍虞在上海故居，南京西路866弄6号（现奉贤路148弄）大华公寓二楼 中国的诗,确有合于形象思维的地方,这就因文化有它的共同性,所以形象思维之说也可以用来讲中国的诗,但是无可讳言,中国的诗也有不合于形象思维的地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即就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批评来讲,中国就有一种特殊体裁,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始,就形成论诗用绝句的风气,此后逐渐泛滥到各种诗体中去,遂产生以诗的形式写成的诗论。此外有论书匣的诗,有论金石的诗,以及其他种种,能说这些都不是诗吗?另一方面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类,又确是用形象思维来论诗的。这种体制形成了一种风气,于是再有以之论赋论词或论文的,这又是用具体的形象来描写抽象的风格了而袁枚的《续诗品》则又一反司空图的风格而大发其议论了。这又将怎样理解呢? 归根到底,这又涉及汉语与汉字特殊性关系的问题了。从汉语汉字的特殊性讲,正因汉语是单音的孤立的,所以能成这种整齐的诗体。这种诗体当然有它文学语言的共同性,以形象思维为主,但由于它的音节短而匀称,在最早没有文字,专凭口耳相传的时期,由于这种语言便于记诵,所以自然会产生一种除了描绘形象的作用之外,兼有传授知识的作用。中国的《汤头歌诀》就是明显的例证。以前儿童读物,所以会从《三字经》《千字文》手,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汉语的特殊性的问题我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讲得较多,可以参阅。 我认为此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确是应当参考西方的文艺理论。这不失为一条途径。但在走这条途径时,必先弄清它的含义,然后再和中国原有的理论批评相比较,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术语。他如对于“什么主义”等等,都要先有明确的概念,然后再加以运用,那就不至枉己徇人,失掉民族化的作用。 此外如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也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至于他们的所谓“汉学”更有介绍翻译的需要。 郭绍虞在上海故居 三、窄与博、专与通的矛盾问题 现在再就中国的社会科学来谈,那就问题更多了。就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一小部分而言,就和中国的哲学、史学、书画之学、金石之学,都有关系,尤其是中国的语言文学,更有密切关系。假使基础不广,那就较难提出更新的问题,有时提出了也不容易解决这问题。 例如中国诗的声律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从语言文字上解决,就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沈约的八病之说,其中关于蜂腰鹤膝的问题,从有文献根据的资料来讲,莫古于日人遍照金钢的《文镜秘府论》,因为这是中唐时代还保留的一种说法。其次便是宋代李淑的《诗苑类格》与魏庆之《诗人玉屑》二书,魏氏更在李氏之后,他们都有同样的说法,都认为蜂腰是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鹤膝是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但是此说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很多疑问:第一,沈约只讲五言诗两句,十字中的问题,而此则变成四句,二十字中的问题了。第二,他们又都以“两头粗,中央细”为蜂腰“两头细、中央粗”为鹤膝。此说近是,但与上边所讲又合不起来,所以难成完论。第三,此后的律诗是在永明体上发展形成的,何以平头上尾二病,在律体成立之后,就基本上消灭了,而蜂腰鹤膝二病,则照第一说而言,在律体中根本不成为病犯;照第二说粗细之说言,又很难说与四声能发生什么关系。 在沈约时只讲四声,还没有提到平仄问题,又怎么能提到粗细的分别。在我以前写文学批评史时还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也就引《蔡宽夫诗话》“若是五字首尾皆浊音而中一个清,即为鹤膝;首尾皆清音而其中一字浊即为鹤膝”之说觉得最为近理,但不知其所据。后来看到《文镜秘府论》引沈氏说云:“人或为鹤膝为蜂腰,蜂腰为鹤膝,疑未辨”。那么才确信蔡说正确,定有所据,因为别家之说不会使二者混淆的。这一点,我以前还没有完全讲清楚。直到最近写《蜂腰鹤膝考》方才算解决这问题。历史上已经过的事实,再要加实说明,本是很难的。 但旁敲侧击深入探索,其比较接近当时的事实,那还是可能的。 真理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我以前对此问题所走的一段路,差幸不是迷途,不过没有走到底,总觉还隔一层。这原因就在没有深切理解钟嵘《诗品序》所谓“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句话的意义。现在强调了文字的音节,与语言的音节之区别,那就更明确了沈约所言是文字的音节。而钟嵘所言,则指语言的音节,所以沈约可自矜为独特之秘,而钟嵘则说是“闾里已具”。钟嵘与沈约同时,不过稍后而已。看到钟嵘与沈约论点之不同,那就更可证实沈约与陆厥之争,是文字的音节与语言的音节分歧的关系,也是由于中国文字型的文字发展到顶点,才使这两种音节的分歧更显得突出的关系。当时的文人是不会理解到汉语与汉字会发生距离的问题的,所以双方虽有争论,但双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现在,再回顾以往,看到有文字型的文学,也看到有语言型的文学,而这两种文学有分途扬镳的现象,更有综合运用的部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必须解决的问题。决不可以含糊了事。不仅如此,即研究文学史也同样不可不注意这问题。 编辑 | 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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