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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译方苞文选》 邬国平、刘文彬注译 三民书局2016年6月初版一刷 503页 自序 文 / 邬国平 在出版《新译归有光文选》之后，我又花数年功夫编著了这本《新译方苞文选》。按照这套丛书体例，从“题解、注释、语译、研析”四个方面解读一篇篇作品，费时不少，然而真正认同这种劳动的人究竟有几何，不得而知。既然这样，此事值得一再做吗？自己也曾犯过嘀咕。 然而，疑惑终于拗不过我对古代文学研究所抱的认识，即研究者除了要培养判断能力、论证能力之外，还需要培养细读作品的能力，并努力使细读作品成为其展开文学研究的一种习惯；对作家、作品新鲜的感受和认识，只有从细读作品中才有可能产生，若没有细细阅读作品的耐心和习惯，判断能力和论证能力往往都会一齐落空，而你辛苦得来的结论可能先天就患有脆弱症。所以，不仅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古籍普及是值得做的，即使对于研究者而言，适当做一些这类工作，接受注释、解读文本的基本训练，对于提高研究能力、保证研究成果切实可靠，无疑也是有益的。 在明清古文史上，归有光、方苞是两位旗帜式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自从发生取宗秦汉古文抑或取宗唐宋古文的争论后，古文家开始分裂，于是文学史上就有了所谓秦汉派和唐宋派，各人都以为自己守护的才是瑰宝，而对方拿在手里摩挲的，不过是碔砆（秦汉派的写作主张和实践尤其断然决然）。将一部血脉贯通、灵动活泼的文章史，硬生生地从中间插上一杠，截为两段，任意褒贬取舍，真是匪夷所思。当然不是所有文人的眼光都会被谰言遮住，总会有人跳出雾圈，察看和思考文章史的整体，愿意同时到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中去汲取养分。归有光以“风神”，方苞以“义法”，将秦汉古文和唐宋古文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有所偏重而绝不偏废，拆毁人为扎起的藩篱，填平主观臆造的鸿沟，他们都代表了文章史上兼容秦汉、唐宋这一新的写作趋向。两人先后相续，为此不懈努力，促使这一趋向演变成为后期古文的主流，其意义不可小觑。 “方苞的文章好看吗？”有人揣着几分疑虑。 一般以为，方苞文章雅洁有余，文采不足。所以，对于喜欢文采的读者来说，方苞的文章或许不免有点不够美观。方苞主张，写古文不要使用诗歌语言，不要使用骈体和小说语言。其它诸如佛家语、语录体语，也都不要使用。这些禁忌多着眼于减弱作品的文采，可见抑制文采是方苞写作古文的一种故意。他也不想使古文成为口语的记录。他给古文语言立下这些禁忌，本意在于探索仅仅属于古文的语言，而与其他文体的语言相区别。他向往的古文语言大概特征是，无须借助形容就直达人情世态的深衷内里，化三言两语就道出隐幽埋伏的千奇百怪，既精炼，又雅正。作者这种语言本领来自艰苦锻炼，所谓“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方苞《与程若韩书》）。如果我们是抱着领略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态度，阅读方苞作品就会给自己带来怡怿，带来收获。 在这本书编写过程中，文彬君适随我读博士，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而到本书出版，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并工作数年，此书也成为我们对过去时光的一份纪念。 方苞画像 导 读 方苞的生平 方苞（西元一六六八—一七四九），字凤九、灵皋，号望溪。祖籍安徽桐城，曾祖父方向乾避明末兵乱，举家迁徙到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方苞生在六合（古称棠邑，今属南京），六岁随父母到金陵，长期生活于此。后来他将父母的坟墓也做在上元台拱冈，还将祖父灵柩从桐城迁来，与父母埋在一起。从这些看，与其说方苞是桐城人，毋宁说他更是一个南京人，桐城是他的籍贯。固然籍贯与一个人的实际联系于古人而言要比现代的人密切得多，也要紧得多，比如方苞早年需要回桐城去参加考试；纵然如此，实际生长和生活的地方对于一个人来说，其重要性显然也相当突出，不可忽略。“金陵为四方冠盖往来之冲”（方苞《杜茶村先生墓碣》），明清易代，文人（包括桐城文人）经常往来或长期生活于金陵，如杜濬、杜岕、钱澄之等，方苞父亲方仲舒在金陵与他们交往密切，常常有意识地让方苞兄弟与他们接触，接受薰沐。从方苞后来的回忆，知道小时候这类见面活动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一直十分珍惜，铭记难忘。他父亲的良苦用心取得了预期效果，如果他们不是生活在金陵，这种机会就很少，甚至没有，方苞的志趣和人生道路可能就会不同。 方仲舒在原配夫人姚孺人卒后，入赘吴勉家。这门亲事由吴勉决定，他在桐城著名文人方文处读到方仲舒诗歌，十分欣赏，就决意招他入赘。吴勉有两个儿子，他招方仲舒入赘而不是出嫁女儿，应当不会是出于承门户以衍续后嗣的考虑，而更可能是出于溺爱女儿或其他原因。方仲舒与吴氏婚后生育方舟、方苞、方林三子都姓方，没有一人从母姓，与一般人入赘生子从母姓的习俗不同，这种情况是否也可以由此得到合理解释呢？ 方家到仲舒一代已经衰落得没了光彩，他两次婚姻，前妻生二女，吴氏又生三子三女，带女拖儿一大群，生计艰辛。方苞说：“寒宗虽巨族，而迁江宁者多清门。先君子中岁窭艰，糊口四方。”（《与德济斋书》）又说：“方冬时，仅敝絮一衾，有覆而无荐。旬月中，不再食者屡焉。”（《先母行略》）这些接近于实录。方苞说他父亲“好言诗”（《跋先君子遗诗》），性格“严毅”、“豪旷”，喜欢结交，“不可一日无友朋”（《先母行略》、《纪梦》）。这种爱好、性格和习气，是容易穷困潦倒，且最难翻身的。他结交的多是志节之士，尤其是遗民，他们大都是穷朋友，此外也偶尔与曹寅这样的达官贵人唱诗和韵，互相赠送一点礼物。曹寅《闻杜渔村述方逸巢近况即和膝斋诗奉柬》：“自题方丈小，不隘百千偕。”“方丈小”指方仲舒（号逸巢）居室逼仄，家境差，“百千偕”指他好交游，朋友多。穷朋友们来来往往，不免招待饭菜，这对方苞母亲来说每次都是为难的事，可是她总是尽力为之，不让丈夫难堪。她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招待好客人，让丈夫和客人都感到自在、高兴。对于方苞来说，这种事的影响就大了，他父亲交接的志士，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流露的衷心祈向，都在积极地塑造他的心气。每一次这样的聚会，对他无疑都是一堂堂受教育和鼓舞的课，而也正是他父亲所希望的。 方仲舒不事生产，先前还有功名心，后来对时文也失去了兴趣，只剩下对诗歌和朋友的爱好了。明亡前后，不少文人不再热衷科举仕途，这样的时代氛围似乎使方仲舒对自己的处世态度感到心安理得。可是，他对自己孩子显然是有期望的。他劝年幼的方苞不要学习作诗，因为写诗“非尽志以终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在诗歌上是“自薄”行为，不值得（《廌青山人诗序》）。古有“诗能穷人”之说，方仲舒对此感受深切，他的叮嘱大概包含不希望孩子过穷日子，不希望方苞跨不进仕途门槛的考虑，方苞也确实有效抵制了诗歌的诱惑。方苞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和兄长方舟，方仲舒在方苞五岁时，亲自课章句，十九岁时，又带着他到安庆应试。可见，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方仲舒虽然自己拒绝仕途，却并不希望孩子步自己的后尘。 方苞似乎被家里穷得怕了，不愿意再穷下去，于是早早地就期盼着改善家境，而首先想到的是以教书摆脱贫寒，于是他学习时文，以备收徒授课之用。他回忆“及年十四五，家累渐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赖其资用，以给朝夕，然后学为时文。”（《与韩慕庐学士书》）果然方苞在取得功名前，主要以四处做塾师为职业，在家里待的日子少，而他更大的人生目标也是从这种经历中逐渐磨砺出来的。他后来写的文章多有对人世况味的描写，比如写道：“惟盎无斗储，笥无完衣，然后为士者始伏案吟诵，以望科名；行贾者冒险艰，忍饥劳，以冀赢余；坐列负贩者纤吝筋力，以累锱铢。”（《龙溪蔡氏宗谱序》）说明一个人的出息是被境遇逼迫出来的，总是穷而图变，陷于绝境而后思进取。这些话其实是说他自己的生活经验。 二十来岁，方苞的文章、学问在圈子里已经有了名气。一次，他在桐城的河边候船摆渡，另一个青年也在等船。为排遣无聊两人聊了起来，那人获知他是桐城人，问：“桐城有个人叫方苞，你认识吗？”方苞一听心里暗暗高兴，从此他们成了好朋友，孟子“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大约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在好朋友中，来自戴名世的称赞无疑给予方苞很大鼓舞。他说：“始灵皋少时，才思横逸，其奇杰卓荦之气，发扬蹈厉，纵横驰骋，莫可涯涘。”（《方灵皋稿序》）在方苞二十四五岁认识戴名世后，这种话常挂在戴名世嘴上。方苞对戴名世也很钦敬，两人惺惺相惜。随着“江东第一能文之士”（方苞《记时文稿兴于诗三句后》）名声鹊起，方苞期待成功之心日益迫切，刻苦勤厉以求遂志。他三十二岁江南乡试第一，三十九岁成进士第四名，后因母亲患病回家，放弃了殿试。他考功名在当时不能算最顺利，成绩有起伏，不甚稳定，但是一旦临考状态能达到极佳，就能考出高名次，可见很有潜力。 刘寄高《谈桐城派的方姚刘》 四十四岁，卷入戴名世《南山集》案被刑部论死，这对方苞犹如一场天降大祸，所幸因李光地等大臣力救，康熙帝也觉得他涉案并不严重，且“学问天下莫不闻”，是难得人才，就将他召入南书房，以白衣委用。因文字狱而转祸为福，这在清朝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例子。惊心动魄的变故终于化险为夷，然而这带给方苞的影响十分深刻。从此，他不仅以这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进入了仕途，官运亨通，在康、雍、乾三朝历任武英殿修书总裁、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礼部右侍郎，而且对清帝充满感恩之情，他说：“此乃三圣如天之德，世世子孙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者也。”（《教忠祠祭田条目序》）为了感恩，他恪守职业，兢兢业业，以高度的责任心复兴道业和文事。他不能自晦，以国是自任，对官场种种弊端提出改革主张，为此即使得罪于人也在所不惜。方苞受皇帝宠信在雍正朝达到顶峰，然而乾隆执政数年以后，就再也无法容忍他的絮叨和出位之谋，一些政坛夙敌趁机对他大加诋讦，使他承受很大的压力。乾隆帝偏听偏信，斥责他：“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疾，到老不改。”（朱克敬《儒林琐记》卷二引《满汉名臣传》）有时甚至还将他当成一个坏形象，警告其他奏事大臣不要沾染“方苞恶习”。据《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四年）八月丙子，御史张湄劾诸大臣阻塞言路。上斥为渐染方苞恶习，召见满、汉奏事大臣谕之。”所谓“方苞恶习”实际上指他喜欢言事管事，好挑刺闹矛盾，也就是乾隆帝所斥责的“不安静”。乾隆帝说这些也是有其根据，举一个例子。《方望溪遗集》有一篇《与闽抚赵仁圃书》，方苞在这封信里鼓励福建巡抚抓住时机奏章言事，揭发弊端，不要掩盖，以此树立直节特操。他说：“夫时位之迁移，君心之向背，不可常也。遇此而不言，异日者或欲言而不能，或有言而不信，又或他人言之，则下无以自解于民，上无以自白于君。”这一番话将他爱管事、“不安静”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方苞集》收这篇书信，题目为《与某公书》，以上引用的话被删了，可能是编者担心这些话对方苞不太有利，其实它们是方苞精神的真实写照。由于引起了乾隆帝不满，方苞就此遭疏远，努力也没有用，便以七十五岁高龄离开官场到金陵度晚年，直至去世。他曾经说过，君子“难进而易退”，意思是一个人进入仕途要慎重，而对于退出仕途则要适应，要愉快。还说，在官场“常觉其志之难称”，一旦退下来，“如释重负然”（《徐蝶园诗集序》）。他对自己有可能被挤出仕途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然他又在还乡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记及两位直臣因毁谮被斥之事，说：这么说是为了让当路而操威柄者知道，“凡于己有拒违及左右亲信所非毁者，贤人君子多出于其间”，认为这是一条“听言观人之准则”（《督察院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刘公墓表》）。据此，可知方苞晚年的心境并不平静。 方苞的性格与坚持 方苞喜欢批评朝臣和地方官员，与人争执不相让，这除了出于对帝王的感恩、想以多负责任的表现报答帝王的信任外，还与他倔强、严厉、不苟的性格有关。他再三说自己“少好气”（《刘古塘墓志铭》），“性资迫隘，语言轻肆。”（《与李刚主书》）“与世人交，不能承意观色，往往以忠信生疵釁。”（《与谢云墅书》）“倔强尘埃中，是以言拙而众疑，身屯而道塞。”（《与万季野先生书》）“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为三数要人所恶，常欲挤之死地。”（《答尹元孚书》）这种脾性与他父亲很相似。方仲舒也是个性格傲慢的人，喜欢讥议，容易得罪人。方苞在《自讼》中说：“吾父刚直寡谐，常面诘人过。大吏有索交而不能拒者，与之言，时多傲慢，余每切谏。先君子甚鄙余，而竟为曲止，然不怡者久之。”明明知道父亲这么使性气招徕别人嫉恨，对自己不利，可是临到他本人头上，表现依然如出一辙，这种争强好胜、较真不屈的脾气伴随了他一辈子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人与天俱随的性格，谁也奈何不得。方苞出狱后，他的好朋友王澍（字若霖）曾经相劝：“凡人气苦易馁，而子患不能馁。曩在难无不可，今幸脱，偶弗悛，吾惧祸殃有再。”（方苞《吏部员外王君墓志铭》）然而要让气盛忼直的方苞学习做坦夷和易的人，比脱胎换骨还难。他外曾孙十一岁时，方苞赠给他两件礼物：一面方镜，一块端石。他说：“心不正则色与貌随之”，赠他镜子是希望他能经常地自我镜照，以貌观心，时时提醒自己做一个正心诚意的君子。又叮嘱他“行必端，当介于石也”（《示外曾孙宋启锡》）。“介于石”是引用《易·豫》成语，谓操守要像石头一样坚贞。此时方苞已经垂垂老矣，心地依然傲挺，没有为自己如此不世故地度过一生而产生丝毫悔意。从这方面说，乾隆帝“不安静”三字可谓是对方苞性格的定评。对于方苞的做法，最高的统治层有时可能愿意他如此，靠他帮着镇一下下属的邪气，有时则未必喜欢，不喜欢的时候，就用别的臣僚的怨言压一压方苞，让他识时务，这时候便认为方苞好管事是“痼疾”了。方苞也清楚自己的做法是在被认可与不认可之间，所以没想到要改，何况也难改。清朝大臣像他这样的人很少。方苞认为一个正直的官僚就需要这种底蕴，不能以容悦者自处，然而很多文学之士缺少的正是这种素质，所以他对文人评价不高，他给掌握铨选之权的大臣写信，提醒他审查人才“万不可属意文学辞华之士，仆阅世久，见此中绝少有本心人。”（《与陈秉之书》）一般文人在方苞心目中的形象很糟糕，这是他的真实看法。 他认为“正人”多在“言语朴直，不善迎承上司者”中（《与顾用方尺牍》）。他自己不掩饰，也不婉转含蓄，在他看来那些都是世故者的做法，弱者的表现，强者不需要这样，也不屑于这么做。他大谈自己倒霉的事情：“余数奇，独幸不为海内士大夫所弃，而有友朋之乐。然每怪平生故旧，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穷，必与余类，交浅者其困亦浅，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弃余，与余跡渐远，而其遇亦渐通。或当世名贵人，无故与余相慕用，而屯蹇辄随之。吾不识其何以然。既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则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谓也。物无知，人强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不同者，孰能强之合也？盖必其气之本衰，或时之已去，而后乃与子相得焉。子恶用自引其咎哉？”（《赠潘幼石序》）方苞用这种笔墨替自己画像，不畏丑化自己，没有常人的忌讳。当然方苞真正想说的是：世上立志高远、追求道义的人，难容于社会，他们的人生道路一定会是坎坷崎岖的，充满艰险，而因为对这些都无畏，最终成了英杰，造就了宏业。这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说法相似，在自我贬贱中包含对自己极大的自信。方苞对于他人也直言不讳。如一个有恩于他的人庆祝生日，大家都讲恭维话，方苞却说：“先生所表见于世，尚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惧先生之无成也。”大家都为之侧目，还好主人宽宏大量，将方苞的批评笑纳了（见《书高素侯先生手札后二则》之二）。另有一件事情也充分说明方苞说话常无遮拦。李光地器重方苞，也深受方苞敬重，他出任文渊阁大学士，这在清朝地位很高，自然令当事人喜气洋洋。方苞却问他，入清以来通过分科选举官吏而登上这个职位的有多少人，李光地说五十余人，方苞听后说，短短六十年里就已经有五十余人，这个职位“不足重”已是明摆的事实，希望您“更求其可重者”。这种有违世情的事在方苞不时地会发生，是出了名的，所以“见者皆不乐闻其言”（方苞《与陈占咸（大受）》）。方苞自视极高，眼光锐利，看问题深而且透，他发表意见，无论是用口谈还是笔写，都能拨开纷批的蔓草，对盘根错节的东西一下子就能抓住关键，将被掩蔽的真相揭发出来，而且能以三言两语把事情和道理讲清楚，不绕圈子，不用费辞。他批评的时候不留情面，笔下嗖嗖有寒风，缘此有人说方苞文章刻薄，甚至说“有杀机”（鲍倚云《退余丛话》卷二，引自钱鍾书《谈艺录》“随园述方望溪事”条）。即使对方苞古文评价很高的人，也有不甚满意他的文章过于厉害，如程晋芳《学福斋文集序》说：“望溪自许其文为北宋以来第一，而余第取以配食震川（归有光），盖震川情文兼美，间失之平，望溪熟于周人之书，特风骨太露耳，衡而量之，分适均焉。”“风骨太露”正是形容方苞文章讥刺深，不够含蓄。这些对方苞文章的指责，正说明他的文章语言有力，带有锋芒，疾恶如雠，克弊除恶惟务其尽。方苞用这种性格与人相处自不会让人感到愉快，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如果方苞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人家最多对你敬而远之，老死不相往来，也就罢了。可是在官场上就不一样，除非你受到帝王绝对宠信，别人只好装聋作哑，否则，谁不踹你？方苞晚年失志，以蜚语罢归，可以说也是吃了自己秉性的亏。 他这种忼直坚毅的性格，超常的洞察力，加之在理学上的执着地追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批评家。他引朱熹的话：“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为私而不私，然后民受其利。”（《吴宥函文稿序》）朱熹的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理想主义成分，朱熹本人确实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许多理学家都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方苞相信朱熹的话，他接着朱熹的话说：“余谓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而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呜呼，是不达于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矫之久，则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方苞崇信古代“乡举里选”制度及其行施的效果，因为他相信人性善良，相信众议会出于公心，相信坚持矫正可以使物情得到改造，不必担忧人们会利用这种制度伪饰乱俗。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接受古礼不可复的自暴自弃的言论，“呜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谓古礼必不能行于今，皆自暴弃之诬言也。”（《赫氏祭田记》）他也相信，“古之为交也，粗者责善，而精者辅仁”（《送钟励暇宁亲宿迁序》），并以此为准则处理人际关系，对人对事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这些都说明方苞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确实很浓郁。李慈铭说：方苞“惟务以至高之行，绳切常人……立朝议论亦多如此，泥古而不切，强人以难行，当时皆厌苦之。”指出他这种理想主义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必然要碰壁。然而方苞不为动摇，他坚毅的性格成为他去努力实现理想的生命动力，而将重重阻力漠然置之，这使他的文章勃发出一种执着追求、不休不罢的精神。 方苞的思考与见解 方苞善于思考，常有新颖、深刻的见解。如《蜀汉后主论》对历来认为扶不起的刘阿斗做了重新评价，认为在他身上有一个绝大的优点，就是“任贤勿贰”，这一点比古代不少帝王都强，甚至比他父亲刘备还胜一筹。方苞费了许多心血写就的读经读子读史诸文以及书后题跋，多表达他的思考和学术见解，常常与别人的说法相左，虽然有些看法引起了争议，未必能够成立，有些则很耐读，被认为是可传之作。即使爱好讥弹文章的李慈铭也说：“如《读大诰》、《读王风》、《读周官》、《读仪礼》、《读经解》五首，简括宏深，必传之文，非望溪不能作也。”他又肯定方苞“书后之文，语无苟作”（《越缦堂读书记》）这些都是公允之论，下面列举两篇文章，以见方苞善于思考的特性。 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慈铭提到的《读大诰》。《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讨伐武庚之乱而发布的一篇国家文告。这种文章照理都会大量罗列敌人的罪状，竭尽其辞，形容敌人十恶不赦，以此伸张征伐的正义性。在后世改朝换代所谓“革命”之际，讨伐的一方或新君主往往都会宣布仇寇的十大罪状，就是这类文章的模子，只要随意翻一翻历朝正史便可见到。方苞在这篇文章中说，《大诰》却不是这样写，对于武庚，周公除了说他“鄙我周邦”（看不起我们周国）之外，没有再另外“文致其罪”。而周公解释所以征讨的原因，只是说“先王基业之不可弃，与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归而已”。方苞认为这两件事“乃周人之实情，可与天下共白之者也”，所以写的很恰当，说明“圣人之心所以与天地相似，而无一言之过乎物也”，而这也正是“感人以诚不以伪”和“修辞必立其诚”的体现。不仅如此，方苞在文章中还谈到，“武王数纣之罪，惟用妇言、弃祀事，而剖心、断胫、焚炙、刳剔诸大恶弗及焉，至于‘暴虐’、‘奸宄’，则归狱于‘多罪逋逃’之臣。”指出圣人“虽致天之罚，誓师声罪，而辞有所不敢尽也。”总之，方苞认为《大诰》是一篇平实的文告，他欣赏《大诰》的原因在此。清朝入关，打的旗号是为明复仇，所以，顺治皇帝即位诏书称清之代明为“改革”，而不用“革命”二字，明清之间所存在的大致的一体性关系由此可见。方苞欣赏非过甚其辞的《大诰》或与这种情形有关系。然而这又不是全部的原因，若联系方苞对明朝和崇祯帝的看法，对《读大诰》一文的这种趣味就更容易理解了。方苞写过不少总结明朝灭亡教训、表彰明末仁人志士的文章，如《书孙文正传后》、《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孙征君传》、《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等。方苞总体上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奸邪柄权，正直之臣、能谏之臣遭排挤迫害，而崇祯帝虽然刚毅廉洁，勤政有为，有时却会失去正确的判断，被坏人利用，导致国家溃坏，无可挽救。比如他说：“呜呼！庄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诛逆奄，非不欲广求忠良，破奸憸之结习，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温体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诛，体仁罢，国势已不可为矣。而继起者复祖其故智，嫉贤庇党，以覆邦家。鄙夫之辙迹，自古皆然，无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聪明刚毅之君，独蔽惑于媢嫉之臣，身死国亡而不悟，岂非天哉！”（《书卢象晋传后》）“可惜”二字，道尽方苞对崇祯帝和明朝既痛责又回护的复杂心情。他又说，连“忧勤恭俭明察之君”（崇祯帝）也会被当国执政“所蔽壅”，可见“畏憸人”是治国者一条十分重要的教训（《书孙文正传后》）。这些表述与他在《读大诰》一文中肯定以平实的文字客观地检讨胜国之罪过是相一致的。因此，这篇《读大诰》对于我们理解方苞撰写的明代人物传记以及相关的论述很有帮助，是作者对朝代更迭以后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胜国历史问题整体思考的结晶。 第二篇文章是《方正学论》，文中评论了方孝孺、刘琨之死。明初靖难之役后，方孝孺遭明成祖杀害，诛十族，受牵连数百人。刘琨抵御北方异族，最终失败被杀，父母因此遇害。方苞认为方孝孺、刘琨的死关涉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当兴亡鼎革、生死患难之际，不能总是以为可以不惜一切地牺牲掉生命，结局越惨烈越好，相反，应当尽量设法让别人活下去，使受祸害的人越少才越好。也就是说，英雄在这种时际选择慷慨就义，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生存。研究者认为方苞写这篇文章与清朝前期汉人思考如何与统治者相处有关。姚翠𧁜《方望溪文学研究》说：“望溪之时，清朝势力已经巩固，君主英明，行儒家之学，而此时抗清，手无缚鸡之力，无异以卵击石，徒害亲人族人。《方正学论》，写在《南山集》案前，可见望溪对大局已定后，赴死起义，无谓牺牲的不以为然看法，早已在入狱前定型。”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方苞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一个具体的原因或许是，他的五世祖方法是方孝孺门生，受到牵连而投江自尽，失去亲人的痛苦促使方苞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他当然不会认同株连法好，但是这不属于他思考的重点，他所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有株连法存在，一个人在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是否应该为将要受到牵连的他人考虑一下呢？《方正学论》一文的主旨在此。方苞这种思考在明遗民中已经可以看到萌芽。嘉定侯汸病死于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年），他父亲侯岐曾、伯父侯峒曾皆在抗清中先后就义，堂兄弟有的从死，有的被捕，他自己也经历落发、返俗种种磨难曲折，可谓与清朝不共戴天，然而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发生了变化。汪琬《侯记原墓志铭》载：“君既丁祸患，故为学益进。尝论《易》乾、坤二卦曰：‘世之衰也，所向无可用刚直者。乾主于刚，然继之以健中正，又继之以纯粹清，盖必如是而后可以直也。不然，恃吾血气而不挠不催，吾能免于悔吝乎？’盖晚岁所得如此。”由刚而转向健中正、纯粹清，由直而转向方外以义、柔顺中正，不再坚持不挠不催，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确保内心精神的刚和直。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接受清朝入主中原的现状，取消以武抗武，不再提倡牺牲。这是从反抗清人过渡到与清人合作的一个重要思想阶段，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合作了。侯汸的这一转变和表述从儒家经典《易》找到了理论根据，因此显得无可置疑。方苞思想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他这种思想从直接的来源说，与李光地甚有关系。方苞《辛酉送钟励暇南归序》回忆他与李光地结交之始，劝李光地治古文，李光地回答说，自己《周易》、《洪范》还没有研究好，无暇及此，也不屑及此，顺便说：“子不闻世人之语乎？所出之财与物相当则曰值。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也。嵇绍仕非其义，而以身殉；刘琨不度德，不量力，动乎险中，以陷其亲，则不值矣。而况其每下者乎？”李光地以为刘琨的死是“不值”，这直接影响了《方正学论》对刘琨的批评。此文反映了方苞的生命观，也反映了他对应该以什么态度与清朝相处这一问题的思考。他坚持认为，人很高贵，对生命应该倍加珍重，任何粗鲁对待生命的做法都极其错误，人没有“自戕贼”的权利，也万万不可“自淆于物”（《孙征君年谱序》）。这种贵生哲学是经过明清易代大变动，清朝政权渐趋巩固，社会转向稳定，文人不断调整认识的产物，是由对抗思维逐渐变成合作思维，遗民意识逐渐转化为“清人”意识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不仅是方苞一个人的认识，而且也是当时社会较普遍的精神状况，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遗民意识在趋归清朝的过程中是如何消融的，从而构成明清之际汉人精神变化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解读方苞这篇文章，才能把握其内在思致的真脉。从清朝康熙中期以后汉族文人与朝廷合作已经非常普遍，继续坚持遗民立场的文人少之又少，而且人数仍在不断减少。之所以如此，一是时间已久，人坚持的耐力逐渐被消磨，二是清朝的成功有目共睹，复明者回天乏术已成现实。而贵生说重视生命的观念则从思想的角度对此给出了回答，使汉族文人融入清朝主流的行为变得名正言顺，因而可以堂而皇之，再也不必怀着羞愧之心，以为在伦理道德上低人一等。人们对方苞《方正学论》的观点难免有争议，比如可以有相当理由认为方苞对方孝孺、刘琨两人的评价本身近于苛求，可是也应当承认，对于研究清朝汉族文人的精神走向，这确实是一篇重要文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一说的认识 后人评价方苞，常说他“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这两句话首先见于王兆符《方望溪文集序》，以为是对方苞学术道德、古文特色及成就的经典性概括。大体这么说似乎也能够成立，可是对此又不宜过于拘泥，否则多少会误解了方苞。 先说“学行继程朱之后”。 方苞十分推崇程朱学说，对批评程朱思想的人往往还以犀利的反批评，即使对好朋友（如李塨）也不例外。他对于程朱主张有不同之处，有时采用折中的态度。比如程朱都十分重视祭礼。程颐主张不仅要祭父亲、祖父，还宜推及高曾，甚至远祖始祖。朱熹则认为一般人哀敬思慕之诚意达于高曾已经不能保证其完全，祭祀而推及远祖始祖，就更令人担忧其诚心能否有确实的保证，是否会变成为祭祀而祭祀，徒存虚礼，所以他对此采取保留的态度。方苞觉得两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盖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觉高曾始祖之祭阙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则以礼之实自绳，觉始祖远祖之祭备举，而诚不能贯。”他认为这两种看法“义各有当，并行而不相悖也。”所以他酌定家庭祭礼，主张取两者之长，既要满足心之所安，还要考虑众人所能实行（《教忠祠规序》）。这确实说明方苞是程朱思想的信徒。 不过也要看到，方苞推崇程朱学说并非十分古板，而且并非一概否定程朱之外其他宋明人的思想，比如他对王阳明学说的态度就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有所肯定，《重建阳明祠堂记》、《鹿忠节公祠堂记》、《广文陈君墓志铭》等文对此都有所说明。如《广文陈君墓志铭》说：
在方苞心目中，程朱代表纯洁的贤哲，崇尚程朱学说是他思想的主流，然而，倘若程朱追随者只是将其道理当作一种好听的话说说而已，不去实行，那么再好的学说也是枉然，进入不到清明境界，人反而变得虚伪了，令人厌恶，他拒绝这样的人为自己同道。对于王阳明固守良知之学说，默识而躬行，他认为确实有其劝世之良效，培养了一些重名义、守节不阿的正直之士，应当予以肯定，不应当“漫诋之”（《重建阳明祠堂记》）。方苞表彰的人物中，如鹿继善、孙奇逢、汤斌、陈鹤龄等，都宗尚王阳明学说，这正说明他对该派思想某种程度上相容并蓄。以往研究对方苞与王阳明学说的关系关注比较少，而且往往有一些误会，以为他是绝对的坚持理学，反对心学，“学行继程朱之后”一语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人们对方苞的这种认识，其实我们还要看到他思想关系复杂的一面。故本书选了几篇他与王阳明学说有关的文章，以求读者能够更加完整地认识方苞的思想。 再说“文章介韩欧之间”。 方苞文章论的核心是“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一篇作品是“义”与“法”的统一体。他认为，“义法”是古代最重要的作文原则，形成于《春秋》，贯穿于造诣高深的古文作者所写的著作中，而最足以代表古文“义法”成就的是《左传》、《史记》和韩愈文章（《又书货殖传后》）。《左传》、《史记》被方苞视为古文“义法”的典范，有关论述很多，毋需多言。对于韩愈，方苞肯定他撰文能得古文“义法”（《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指出韩愈的读书经验“首在辨古书之正伪”，这也是指韩愈能了然于文章义法，因为义法明，能够帮助辨书籍之正伪（见《书李习之卢坦传后》）。他称赞韩愈的思想和文章“掩跡秦汉而继武于周人”（《赠淳安方文辀序》），“其辞熔冶于周人之书，而秦汉间取者仅十一焉。”（《书裴太常文后》）也就是认为，韩愈主要是继承了周朝思想和文章传统才取得大成就，是后人学习古文应当向往的标志。《左传》、《史记》、韩文三家外，方苞对其他一些古文大家的作品，一般都有不满和批评。比如他不认同柳宗元自评文章取源于六经，说：“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审也！”他评点柳文，多加以批评，比较集中的是批评柳宗元“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而于诸经，特用为采色声音之助尔”，“辞繁而芜、句佻而稚”。认为柳宗元晚年贬到南方以后写的山水游记，“乃能变旧体以进于古”，才可与韩愈比肩而“峣然于北宋诸家之上”，可惜这样的作品在柳集中“不多见”（见《书柳文后》和《方望溪遗集》附录一《评点柳文》）。又比如对于宋代古文大家，方苞说用韩愈文章之经纬结撰、擅长义法相衡量。例如传记的正文与论赞、墓志与其铭文互相不重复，则“欧阳公号为入韩子之奥窔，……颇有不尽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气象则过隘。”（《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对欧阳修、王安石有所不满是很明显的。方苞批评归有光文章“于所谓有序者，则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书归震川文集后》）。由此可知，方苞以“义法”说为标准，优劣和是非古文家及其作品，在韩愈与柳宗元、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家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韩愈与《左传》、《史记》相并列，归入最高一档古文序列，而欧阳修等归入另一档古文序列，成就低于《左传》、《史记》和韩愈文章。再从古文的思想根基方面比较，方苞也认为韩愈非欧阳修、苏氏父子等“所可比並”（《答申谦居书》）。我们谈论义法说，应当与方苞这种品评态度结合起来，才能了解他提倡义法实际上是引导古文写作越唐宋而续秦汉，改变一般意义上的唐宋文章流向。宋代古文革新后形成的文章主流，习惯上称之为唐宋古文，其实主要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以平美为特色的文风，韩文在其中只能算是一种辅助因素。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也颇能说明问题。方苞对此显然不满意，他主要向往韩愈而不是欧阳修文风，而向往韩文又是因为它与《左传》、《史记》有更多内在的一致。所以他认为古人的文章境界可复，而后人过度运用技巧宜戒，“文章之传，代降而卑，以为古必不可复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后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则道德文术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赠淳安方文辀序》）在这一点上方苞与归有光的认识比较接近，归有光也强调学习古人运文的经验，学习《史记》，不过归有光对如何学习《史记》没有提出多少具体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的古文风格依然以平美为特色，近于欧阳修而远于韩愈。当然方苞不是要走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老路，七子过于重视对秦汉文章字拟句摹，方苞则着眼于与先秦、唐宋古文整体传统相贯通，使之延续。或者也可以说，方苞在归有光之后，再次力图另辟一条超乎于唐宋派、秦汉派争论之上的古文写作道路，以义法为核心，以《左传》、《史记》和韩愈文章为典范，以雅洁为语言特色，以此整合文学批评史上的秦汉派与唐宋派，使文章不再被简约为是某一些断代文学史上的古文，而是古往今来互相贯穿交通的古文。所以无论是将方苞纳入秦汉派还是唐宋派，都是不合适的。然而他还是不幸地被人们当成了唐宋文章的重要传承人，“文章介韩欧之间”说法就颇能说明这一点。若完全接受这种观点，方苞对古文提出的建设性主张很大部分意义就会被遮蔽，他对欲淡化旷日持久的秦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之争所起的作用也会被忽略。 据王兆符《方望溪文集序》记载，“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是方苞自己说的，表示对此“仰而企”之。我们固然不可对这两句话轻易表示怀疑，不过，王兆符文章也清楚地说明，这是方苞“辛未”岁，也即是他二十四岁时说的话。方苞像其他大文章家一样，一生对思想和古文传统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明确，义法说也是他后来在师友启发下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认识转变，一些新的思想产生，都很正常。因此用一个人年轻时的祈向去完全地涵盖他一生的思想和写作追求，这样做不免有些削足适履之虑。 邬国平教授 方苞对写作传记文的重视与主张 方苞为纪念外祖父写了一篇《同知绍兴府事吴公墓表》，文中谈到，他外祖父早年家穷，已经挨饿二天，中贵人此时恰好找他写文章，送十金作为谢礼，却被拒绝了。方苞小时候从他母亲那里受到的这种教育，帮助他明白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写文章的道理。 他十分重视以文记人，也擅长记述人物。他在《工科给事中畅公墓表》说：“昔李翱、曾巩尝叹魏晋以后，文字暧昧，虽有殊功伟德非常之跡，亦闇郁而不章。而余考韩、欧诸志铭，其亲知故旧或以小善见录，而众载其言。用此知没世之称，亦有幸有不幸焉。”在《吴宥函墓表》又说：“余为羁终世，而诸君子各凋丧于旧乡，虽丧纪亦不能通。每念诸君子质行文学，虽未能並跡古贤，而已行著于乡国，声闻于四方，徒以居下处幽，泯焉将与草木同腐。故凡数而次列之，俾海内笃古而达于辞者，略知其名字，或经过州部，叩其行跡于子孙乡人而论述焉。”无论是文章史的知识，还是来自生活的经验，都告诉他写作的重要性，记人之文的重要性。他不想让自己知道的有善言美行的修饬君子如草木云烟一般地朽腐消散，他想让人们多多少少记住一些他们值得被记住的东西。他抱着这样的写作念头，要写值得写的人，让他们成为能够把名字流传下去的幸运者。他认为，古文家的责任就在于帮助人们（包括作者本人）记住好人。这是对文章很好的一种认识，因为能够记住好人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墓志、行状、传记，小者关系一个人的名声，大者关系一时一地的历史真况，以及社会、国家的风节和气脉，所以，古人把这些当作大文体，异常重视。写好人物传记一要保证其真实性，二要讲究写作法度。不真实的传记在根本上就出了问题，不会有价值，这也是“谀墓”之作遭唾弃的原因，而文章法度不高明，一个人的精彩就传递不出来，不可能广泛、久远地流传，故真实且动人的传记作品是古文家在写作中很高的追求。 方苞非常重视史书记载人物的真实性。他见当时所修《明史》列传目录中多为吴、会间（吴郡、会稽，今江苏苏州、浙江绍兴一带）人物，他省远方之人寥寥无几，以为这会失去历史是“宇宙公器”的意义，就此向万斯同提出疑问。万斯同回答所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委是，吴、会间人多有状志家传送到史馆，他省远方的人这类资料很少，只能从历朝《实录》、地方志书中寻觅，难以摭拾成章，所以就残缺不全了，这实在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见方苞《明史无任丘李少师传》）。这很好地说明了书写的历史必然会受到资料限制，难以完全真实地重现历史的道理。更何况状志家传这些资料又会因为其书写者复杂的人为因素而参杂虚假成分，真实记载就更加难以确保，其中“谀墓”之作就起着催生“假史”的作用。 方苞批评“谀墓”是一种很不好的写作风气，对此非常反感，他要求文人顾惜羽毛，不乱写墓志铭。《方苞集》墓志铭一类的文章虽然也不少，然而他写这类文章有自己的坚持，“慎于文而难以情假”（《潮州知府张君墓表》），这是说要拒绝人情文章；“信以传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不敢传疑以溢美于所尊礼也”（《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同知绍兴府吴公墓表》），这是强调知道多少写多少，分寸要准，即使对自己的亲人友朋、所崇敬的人也应该如此。否则谁会写，谁就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还成什么文章？所以，说撰写墓志铭是对文人写作操守的一次大考验，一点都不过分。方苞曾经多次表白自己不轻易应承别人写墓志铭：
这些话概括起来大约说了四条对待写墓志铭的原则：（一）只给熟悉的人写，（二）不为不熟悉的人写，（三）实在无法推脱则在多方面征求得实后再动笔，（四）不能写的坚决不写，宁愿得罪人。四点都是为了保证传记作品的真实性。当然，写熟悉的人只表示有可能写得真实，不等于一定能写得真实，但是若连真实的可能性都没有，问题就大了。至于求征事实的必要性，是因为过去写墓志铭往往由家属向作者提供传主生平材料，以供采用，于是有些作家就偷懒做起了文抄公，选些材料组织一番以换取润笔，这是“谀墓”之作泛滥的重要原因。方苞说他写墓志铭“不能多述状中语”（《又与沈畹叔》），提出对材料要调查、考验，很有针对性，是提高传记作品真实性的切实保证。他自己往往这么做，如《武强县令官君墓志》由传主曾孙提供材料，经方苞从其“所治武强之士民”中得到核实才撰成（见《武强县令官君墓志》和《送官庶常觐省序》），他写《张旺川墓表》也是先求征事迹再落笔。 不能说方苞撰写的传记文章没有例外，可贵在于他意识到要尽量排除这些例外。他对有些文章的处理饶有意思。比如他在《葛君墓志铭》中承认该文是应两位友人坚请而撰，不过他又说这两位友人与自己友谊很深，应当不会欺骗他写不实的墓志铭。又比如他与刘笃甫（德培）没有关系，对他也不了解，早年却写了一篇《刘笃甫墓志铭》，因为介绍他写这篇文章的是上元县令，是他的父母官，多少带有一点从命的意思。令人奇怪的是，方苞将这些写作缘起也写入文中，这是否在暗示读者如果真的想要采用这些作品，希望能够一并考虑上述这些因素从而留有一点余地？若然，他则是以一种别致的方式流露了自己诚实的写作态度。 传记文的写作法度与“义法说”的关系最直接，也最密切，所以方苞讲文章“义法”许多都是以人物传记类的文体作为讨论对象，而他自己写的传记作品也最能够反映“义法”的要求和特点。他说，写文章应当“略者略之，详者详之”（《答尹元孚书》），而在详略艺术中尤要善用简略手法，“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麤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与程若韩书》）良史纪事，“直而辨，简而不汙，虽帝王将相、豪杰贤人，所著多者不过数事。”（《张母吴孺人七十寿序》）虽然所记只有数事，这数件事却是凭作者全部识力精挑出来，识见浅了很难发现，很难找准，所以简略不仅仅是指裁割文字的技巧，背后其实是作者的识见功夫。方苞又指出，记叙人物事跡切忌平行排列，这样会湮没人物的生气，损伤文章，“不知叙事之文，《左》、《史》称最，以能运精神于事跡之中。若按部平列，则后代史家之陋也，其源实开于班史。”（《与吕宗华书》）总之，毋需每事求其详，不以多纪事实为贵，而是能够就确定的一端叙述引申，以取得比义连类的效果，让人物通过事跡透出精神，让文章充满感发力量，这是方苞写作传记文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取得成功的诀窍。如《汤司空逸事》一文，记叙汤斌刚直守正，冒犯纳兰明珠，而为明珠一党排挤倾轧迫害，並使康熙帝对他逐渐失去某种信任的经过。文章涉事并不多，只写了汤斌沮抑明珠宠隶、对直斥明珠之臣主持公道等数事，焦点集中，矛盾展开充分而自然，而各个人物的表现以及正受邪欺的官场生态，都写的清澈洞明，令人扼腕。其他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阳孙文正公逸事》、《石斋黄公逸事》、《陈驭虚墓志铭》、《万季野墓表》、《礼部尚书韩公墓表》等文，皆是出色之作，从中可以体会到方苞对“古文”义法的娴熟运用。 方苞笔下两类人物写的很醒目，一类是英雄人物或有英雄式经历的人物，这使方苞散文具有某种英雄主义内涵。这类人物主要是明末反抗阉党权臣的正义之士，如左光斗（《左忠毅公逸事》）、孙承宗（《高阳孙文正公逸事》）、黄道周（《石斋黄公逸事》）等，他借此以护持士类中义勇忠诚之气。这一弘扬英雄主义气概的写作倾向一直保持到方苞晚年，《田间先生墓表》作于七十岁，仍贯穿着这一主题，就是对此的一个证明。该文重要一段写到：某御史曾是逆阉余党，巡视到皖，在驺从拥护下盛有威仪地去拜谒孔庙，观者如堵，诸生们正出来侯迎，“先生忽前，扳车而揽其帷，众莫知所为，御史大骇，命停车，而溲溺已溅其衣矣。”田间先生（钱澄之）这次的尿撒的很野，不雅观，做得好像没有文化，是粗鲁人的举止，然而他正是借着这种行为淋漓酣畅地表达出对魏忠贤余孽的极端愤怒和蔑视，充满凛然正气，将众人被压抑的愤怒情绪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令逆阉余党丢尽风光。方苞抓住这一极佳的画面刻摹人物，文字干净，写得极其爽快，表现了正气对卑汙的鄙夷，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古代散文中最著名的细节描写之一，简直可以与十七世纪著名雕塑作品、矗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撒尿小童于连”相媲美。 另一类是遭遇坎坷或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的人物。前者如王崑绳、刘齐（皆见《四君子传》），二人行修学殖，却憔悴穷厄，赍志以殁。陆诗（《陆以言墓志铭》）、潘蕴洪（《潘函三墓志铭》），二人恃才好强，孤特自遂，而或为人所深嫉，或为人所指笑，皆抑郁而终。方苞借此为社会上被压抑而失志的文人长摅一声叹息。后者如光禄卿吕谦恒因举贤劄子不合体式，以原官归休，至家三日死（《光禄卿吕公墓志铭》）。查慎行因国忌期间观看《长生殿》被革职回乡，暮年又受弟查嗣庭牵连被逮，虽然获释，很快去世（《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方苞将他们所遭遇的挫折，被贬斥的原因，或者受牵连的事端，写的比较平淡，比较含蓄婉转，让人觉得他们的死与这些遭遇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文中还顺带有颂扬朝廷、皇帝之辞。但事实又被写着，两人实际上是死于遭受处分以后，要想割断这种联系也做不到。事实既然如此，文章中又说处分他们的人对他们不错，这样就使作品产生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效果，究竟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由读者自己在心里慢慢地去加以回味。 方苞文章的特色与评价 方苞见事明透，擅长议论，善于说理，他撰文立意高，逻辑性强，读他的作品会感到文字中蕴藏的力量和挑战意味，或者被说服，或者被逼着陷入进退维谷、难以抉择的煎熬之中。从本文前面介绍的《蜀汉后主论》、《读大诰》、《方正学论》等一些纯粹的论说文，都可以看到这些特点。程晋芳说：“文有学人之文，有才人之文，而必以学人之文为第一。”他说的“学人”首先是指对道有深刻认识的人，“盖文以明道，指示叙情，必根诸道而言始无弃”。这与方苞“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周官析疑序》）说法相合。程晋芳认为，方苞文章是“学人之文”的代表，“风骨陵峭，言言有物”。他还说，方苞的特点不在于读书多，而在于他对先秦典籍读得熟，“用力坚深”，有很深的造诣，故而文章既能“阐发理蕴”，又能用“淹博之学以振之”，与“使气矜才、修饰字句”之作迥别（《望溪集后》）。这主要是评论方苞的论说文。沈德潜说：“望溪说经，简而能当”（《清诗别裁集》卷十八鄂尔泰《赠方望溪》评语）。其实“简而能当”四字不仅可以概括方苞说经文的作品，也可以视为方苞一切论说文的重要写作特点。方苞究心《春秋》、三礼，这对形成他论说文的洗练风格有积极影响，他总结《周礼》文风之所长，“未尝有一辞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难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周官析疑序》）我们可以将这几句话当成方苞对他自己所理想的文风的说明，而且也可以当作是他本人的写作之道，这在他的论说文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他有些学术性的论说文主观性很强，有的其实没有太多道理，但是他也能够说得头头是道，显示出擅长论说的本色。如认为古文《尚书》可信，不同意相反的意见（见《读古文尚书》），就是一个例子，后来甚至连姚鼐也批评他没有吸收阎若璩的考证成果，是“识滞”的表现（《与管异之》）。然而在方苞编辑文集时，此文被列为第一篇，可见作者和为他编辑文集的门生对这篇文章十分重视。 除了纯粹的论说文，方苞其他文体也往往能够以议论生色，似乎可以说，议论是方苞作文的看家本领，其成功在此，而有人批评他的文章不免单调的原因也与此有关。他写的人物传记，在记述一个人事跡的同时，常常伴以议论，借题发挥，点出或提升借着记述的人物以训世或讥俗的用意，而这往往也是文章的意义所在，让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更多的世相，感悟到更多的道理。如《沈编修墓志铭》叙述沈氏的经历及心性志向，讲他辞官告归，是想在家耕养，陪伴母亲，以及研究一部经典，满足自己的兴趣，这些文字都很简略，其笔下的人物也写的很平凡很朴素。方苞在作了这些叙述之后，插入了以下一段议论：“余自童稚从先君子后，具见百年中魁垒士，其志趋尤上者，诵经书、讲学、治古文而止耳，而察其隐私，犹或以为震耀愚俗，而私便其身图，故其所得，终未有若古人之可久者。”“魁垒士”外表掩饰之下的贪求和炫耀心念，经他拆穿，就不值得一谈了。而通过这段对“魁垒士”的议论，沈氏的真诚朴实得到反衬，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从这段议论文字可以看出，方苞不仅观察世态人情深刻入微，而且又能将通过观察而捕捉到的这种印象，准确、简洁、有力地写在文章中，读这样的文字，往往会有一种好似医生解剖病人般的透彻淋漓的感觉。这篇文章之所以出色，与这段议论显然是无法分开的。又如《龚君墓志铭》记一位夭死的晚辈，他“貌慤而辞质”，急人所急而无难辞，帮助别人而无德色，早年考得科名而无宽懈之意，在他一生中，这些品格前后无异。方苞看到世风一代代地衰坏，为之忧心忡忡，故他对这位晚辈的所作所为非常感慨，于是在文中又议论道：“余阅世久，见齿与余若者，其设心及容貌、辞气已不若长老之笃，而后于余者则少异焉，又其后则又异焉，每以为非世教之细忧。”方苞借此希望在世风日衰的时代，人们能够学习龚君的宝贵品质。这段议论文字表达出方苞淑世的愿望，也提高了此篇记人文章的立意。他写的《郑友白墓志铭》更是一篇以议论代替写人纪事的作品，全文议论部分占主要篇幅，将郑友白不求功利、安于本色与其他求学动机不纯者作对比，批评科举制度以及受其驱遣的士人心理，这其实也是方苞通过议论流露自己内心沉郁失志的苦闷。 议论使方苞文精彩迭出，这还表现在他记叙景物之文及游记类的作品中。方苞写记类文章比较少，觉得这种文体很难写好，他批评不少记景物之作徒具殿观楼台位置状貌，雷同铺叙，读不出味道。在这方面他比较重视韩欧等人记景物的经验，韩愈“多缘情事为波澜”，欧阳修、王安石则又是“别求义理以寓襟抱”，实际是肯定记文中增加议论性和抒情性（见《答程夔州书》）。而关于游记，方苞也对许多作者仅仅状写所经历之地的景色、景物很不满意，强调要写出作者“独得”于山水的认识和感受来，这也是他非常欣赏柳宗元永州诸记的原因（《遊雁荡记》）。方苞自己写遊记，大概是走王安石《遊褒禅山记》一路，注重实地考察，求得真知，然后结合求知过程以及景物和自然景色，展开议论，借景发意，这就形成了他写的游记文议论化的特色。《遊丰台记》、《遊潭柘记》、《再至浮山记》、《记寻大龙湫瀑布》、《题天姥寺壁》、《遊雁荡记》、《封氏园观古松记》诸文，皆将写景与议论融为一炉，而且议论成分突出。如《遊丰台记》记一次遊览丰台的经历，对景色只略作点染，主要在花事之外写人事，着重抒发友人之间难聚易散、景易得情难再的感怆情怀。《封氏园观古松记》借景色之变化喻人生无常，借老松茂盛数百年凋敝只在一二年间，感叹世事易败，景物中寓含道理促人思考。又如《记寻大龙湫瀑布》一文，与以前才子作者写这一题材多刻画大龙湫瀑布壮美景色不同，方苞不从正面描写瀑布，而是选择从侧面探寻瀑布的遭遇，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想，並引发一段议论，全文结穴在一个有多重寓意的“寻”字上面。这种写法，议论要表现出独特见解，又能真从景色中化出，自然切合，写景文字虽然不多，却要求精炼传神，不作泛泛语，以三言两语勾勒出最有特征的景观颜貌，有个性特色，而且与议论结合为一体。这些方面方苞都达到了。 这里稍稍具体地谈谈遊记。遊记是以记为主要手法，以写山水景物为主，这被认为是正途，间参以议论文字，则意在起到扩延、深化文章内涵的作用，或者藉以取得点睛的效果。议论手段对记叙文这种辅助性的功能，历来文人在写作时也是能巧妙自如应用的。若方苞遊记文，基本不以景物为记述的主要对象，而是以议论为遊记文主体，放弃遊记写作的正途，依循旁辙，这是对古代遊记文的改变。对于已经习惯了一般遊记文格式的读者来说，读方苞遊记自然会对这种风格觉得不习惯，而方苞这种写法有时也确实未能充分表现出遊记文的审美性和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从这方面说方苞遊记文不够生动，也自有一定道理。然而，遊记写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假如它是以写自然物色为主的话，如何回避重复描写？山水总是这样的山水，张三眼里的和李四眼里看到的大体相同，虽说“远看成岭侧成峰”，差别总是有限的。若两个人都真实地将山川容色描绘出来，又怎能避免雷同？虽然在一个人的文集中，因描写的具体山水对象不同文字也不同，如果将不同文人的集子合在一起读，同题而重复的描写就无可避免。犹如我们的国画，存在着题材雷同而引起审美麻木的现象不可否认，遊记作品也是如此。好像现在许多人都有了相机，到风景点拍照回来，大家照的相很多是一样的。绘画、照相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今人如此，古人也是如此。这就是作者创作描写性的遊记作品需要考虑的问题。方苞试图另辟写作途径，走出纯客观描写景致的套路，防止遊记写作中的雷同现象。为此他主张，一是寓情于景，以为作者在遊记中表现感情，将自己的遭遇之感写入景色文章，客观的景融合主观的情，可以促成遊记文个性特色的形成和丰富。二是以议论入文，加强在遊记文中表达作者的个人见解，对山水的理解，赋予山水个性化、主观化的含蕴。这些是方苞的探索给遊记文写作带来的启示，总比漠视问题的存在，满足于陈陈相因的格局，在文学史上有意义吧？方苞写游记的一部分经验（如以简略之笔写景）也可以在姚鼐古文中看到，如他的名篇《登泰山记》，人评其“意在作文，景物则从略”（濮文暹《遊岱随笔》，《见在龛集》卷二十），这恰好也是方苞遊记文的特点。若从传统遊记的写作观念看，不免对其描写胜景不够详尽充分而感到不够满足，然而就散文史上的新风格而言，恰恰是在此而不在彼。 清代前期古文写作先后受到归有光、汪琬、方苞三人很大影响，后来汪琬的影响力降低，他的古文声望为方苞所掩，正如朱克敬所说，“琬文知名先于方苞……后数十年，皆远不逮。”（《儒林琐记》卷一）从此，归、方的作品长期左右了古文的风气。二人有许多相通的古文趣味，所以被大家看成是明清古文传统的共同代表，虽然他们也受到各种批评，但是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崇高地位。我以前曾编选《新译归有光文选》，现在再编选《新译方苞文选》，以见自己学习这一派古文一些粗浅的心得和认识。 本书方苞文大部分参考自刘季高先生点校之《方苞集》，小部分参考自徐天祥、陈蕾两位先生整理的《方望溪遗集》。选文全部按照文体排列，参考自《方苞集》者不再注出处，参考自《方望溪遗集》者则于每篇末注明出处。每一类文体的选文，选自《方苞集》的文章一般列在前面，选自《方望溪遗集》的文章则列在后面。本书注释，于古典简要，于今典则稍为详细。 刘季高先生点校注释《方苞集》、《方苞文选》 编辑 | 殷婴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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