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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陆《文心雕龙精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壹 “鸿都门学”事件 “鸿都门学”是东汉后期灵帝时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在当时引起上层士大夫的激烈抨击，范晔《后汉书》曾有零星的记载，后世论者时有置辞。时至今日，学界对该历史事件的是非与影响，也有不同的评论。 灵帝刘宏是典型的末世之主，昏聩荒淫，胡作非为。他是肃宗玄孙，世袭解渎亭侯。桓帝崩，无子，于是迎他入朝继位，时才12岁。他宠信宦官，残害忠良，外戚窦武和名士陈蕃、李膺、杜密、范滂或自杀，或拷虐致死，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在位20年，受宦官摆布，是东汉朝廷最为黑暗的时期，终于导致黄巾起义的爆发。诸葛亮《出师表》所谓“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就是指东汉桓、灵时期。范晔《后汉书·灵帝纪》将他与秦二世并论。就是这样一位昏君，“时好辞制”，“善鼓琴，吹洞箫”，“好书”，是一位爱好文艺却无治国才能的皇帝。 在陈蕃、李膺与宦官的斗争中，京师太学生站在名臣士大夫一边，持危言核论，激浊扬清，制造舆论，给予支持，招致灵帝和宦官的厌恶。至灵帝熹平元年（172）六月皇太后窦氏崩，党锢之祸扩大到太学生头上，实际上是宦官进一步清洗异己力量。之后的光和元年(178)二月，地震，始置鸿都门学生。鸿都是洛阳的门名，内置学，其实就是要取代当时的太学。鸿都门学，招收的是善为尺牍词赋，擅长书写鸟篆文字的人，至数千人，赐予高官。范晔《后汉书·五行志》记载：
便嬖子弟，指宠臣亲信的子弟、宦官的养子之类。永乐宾客，指灵帝母永乐太后“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的那些买官得爵的小人。“鸿都群小”与他们并列，也是一些品行不端、行径卑劣的蝇营狗苟之辈。 这些出身微贱的文士，凭借辞赋、尺牍、书画等才能，攀附宦官势力，而能得到皇帝的优待，授以高官。这激起了世族经师儒士的强烈愤慨。《后汉书》记载了阳球、杨赐和蔡邕反对鸿都门学的文字。 儒士们义正辞严地晓以利害，情绪愤激地予以抨击，实际上形成了儒学士人和鸿都门士之间的直面冲突，或者说是传统的儒家经学与新起的书画辞赋之学的冲突。这些以德行经术为根基的儒学士人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抨击鸿都门学呢？综合而言，有这样几个原因： 1.东汉正宗的学术是儒家经义之学，这是儒学士人安身立命的根基；鸿都门士则是以擅长书画辞赋甚至小说而邀获宠幸的。鸿都门学的设立，必然损害正宗的太学，因此应当废止。阳球所言“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确切地点出了鸿都门学与太学之间彼消此长的对立关系。 2.鸿都门学士出身低微，攀附当时同样出身低微而得到皇帝信任的宦官，而儒学士人多是诗礼世家，却遭到党争禁锢，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他们与阉宦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能容忍这些卑贱俗学之徒与宦官结合形成左右皇帝的势力，据高位，占要津。阳球斥责乐松、江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附权贵而蝉蜕滓浊，打破了士人晋升的正常秩序，因此“有识掩口，天下嗟叹”，无法容忍。杨赐也贬斥郄俭、梁鹄等人“便辟之性、佞辩之心”，而获得丰厚的爵位和宠爱，导致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弃捐沟壑。这是冠履倒易、陵谷代处，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颠覆。蔡邕说，“汉之得人”，或郡举孝亷，或有贤良、文学之选，而鸿都门士“虚冒名氏”，不学无术，“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 3.鸿都门学设立后，榜卖官爵，内嬖鸿都，并受封爵，政以贿成，严重扰乱了汉代的政治秩序。卖官鬻爵是汉灵帝时严重的政治问题，也是导致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 4.在儒学士人看来，治国之本在经学，而非书画辞赋。蔡邕所谓“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即是此意。鸿都门学之下流是“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凭借几篇无关痛痒的辞赋就能够被“图象立赞”，这是儒学士大夫所无法容忍的。宋人叶适说：“及灵帝末年，更为鸿都学，以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逞趋利者争从之，士心益蠧，而汉亡矣。”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斗争是“经术”与“词赋小技”之间的的斗争，关系到汉代的存亡。 杨明《文心雕龙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贰 刘勰论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是东汉末年朝廷的一场闹剧，后人对之进行严厉的抨击，把“鸿都门学”视为荒唐昏聩的政治事件。而从文学角度最早评述该事件的，是刘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
汉末董卓之乱，朝廷的辟雍、东观、兰台、石室、鸿都等处所藏典籍文章多失散焚毁，鸿都辞赋没有流传下来，故而刘勰说：“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刘勰这里所述“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等等，都只是依据范晔《后汉书》而罗列他人的评论，似乎他自己并没有直接发表什么看法。刘勰是不是仅仅沿袭陈说，没有自己认识呢？《文心雕龙·序志》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他对鸿都门学的态度与杨赐、蔡邕的“旧谈”相同，是因为“势自不可异也”。 但是，阳球、杨赐、蔡邕对鸿都门学的抨击，主要还是着眼于政治问题，立足于儒学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刘勰虽然对鸿都门学也极端贬斥，而他是从“品列成文”，即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问题的。虽然鸿都遗文业已不存，刘勰未能作出具体品评，但是我们从《文心雕龙》全书依然可以看出刘勰的文学思想与鸿都门学之间的歧异。揭明这种歧异，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刘勰为什么对鸿都门学持如此鄙夷的态度。 1.刘勰是站在儒学的立场论文的。尽管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士人多沾染玄风，刘勰早年曾在定林寺协助僧佑整理佛经，但是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虽不免受到道学、佛学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其思想是立基于儒学的。原道、征圣、宗经，是刘勰论文的基本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之始终。刘勰所谓的“道”，其内容主要是儒家之道，不过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加以“玄学化”，即将“道”自然化，将儒家之道上升为“自然之道”；所谓“圣”，是指周公、孔子等儒家圣人；所谓“经”是指儒家经典。在论述后代文学时，刘勰强调儒学是文学的根基，朝廷重儒，则对士人文风产生普遍性的积极影响。汉武帝崇尚儒学，诏体弘奥雅正。儒学兴盛，礼乐发达，奠定了时代文章的文化基础，文能宗经，归于典雅。汉宣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士讨论经学等朝廷崇儒的重大举措，使得当时的文章“渐靡儒风”，这些都是强调朝廷重视儒学对于文风的积极引导意义。基于这样的思想立场，刘勰很自然地与蔡邕、杨赐等儒学士人持相同的态度，对黜斥太学而引召擅尺牍、工鸟篆的鸿都门学士，给予批判和唾弃。 2.刘勰论文人，重视“达于政事”的实际才能。杨雄、司马相如等人“有文无质”，只善于辞赋，而没有实际的经邦纬国才能，所以地位不高，是理所应当的。除了杨雄、司马相如外，刘勰还列举了孔融等“不达于政事”作反面典型，批评孔融不达于治体，不能成务。刘勰论文，重视文章的经世功能。国家礼义制度的颁布施行，需要文章来发挥作用；内政外交等重大事务，需要通过文章来显明和确立。而鸿都门士不学经术，无经世实才，所擅长的只是尺牍、辞赋、小说、书画，却夤缘攀附，得到高官厚禄。对于这样的文人及其创作，刘勰当然是不齿的。刘勰曾祖辈刘穆之（刘秀之的从叔）在刘裕举义后不久即投奔受署，辅弼刘裕成就大业；伯祖刘秀之在宋文帝、武帝时期也屡建军功。在刘宋时期，东莞刘氏凭借军功跻身于强宗。刘勰自己也主张“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后来在梁朝时，出为太末（今浙江衢州）令，政有清绩，实践了他“奉时以骋绩”的抱负。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经世精神，且具有一定政治才能的人，怎么能容忍鸿都门学士卖弄小技，就虚窃高位呢！ 3.刘勰论文人，敬重“名儒”鲠直謇谔的品格，贬斥“险士”的卑劣，因而鄙薄鸿都门学士人格的卑污。孔光是西汉大臣，在王莽授意下，奏劾哀帝的佞幸董贤，列举事实，证成其罪；路粹承曹操之旨，奏劾刚正不阿的孔融，罗织罪名，置之于死地。同样是两篇奏疏文，一出于义正，一出于奸回，刘勰说“名儒”之与“险士”，心性品德是不同的。何谓“名儒”？虽然刘勰未作解释，但通览《文心雕龙》，他强调文士的忠信品德和謇谔之风。具有这种品德的文士，立诚不欺，吐词鲠直謇谔，可称得上“名儒”。刘勰多次称赞文士“批逆鳞”的鲠直謇谔精神。陈蕃可谓是“党人”的领袖，在桓帝朝曾上疏谏桓帝“封赏逾制”，灵帝即位初，与大将军窦武谋划铲除宦官，事败而死。刘勰称赞二人是“骨鲠得焉”，敬佩他们鲠直刚毅的精神。杨赐去世后，蔡邕先后为他撰写四篇碑文，其中有“攘灾兴化，蛑贼不臻”等语，其中应包括杨赐和蔡邕等谏阻鸿都门学事，刘勰称赞说：“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熹平六年（177），侍中祭酒乐松、贾护等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灵帝很高兴，授之高位。时有雷霆疾风、地震、冰雹、蝗虫等灾害。蔡邕奏上封事，条陈宜所施行七事，《后汉书》本传全载其文，是直接讽谏皇帝不应该授予待制鸿都门下的无行之辈以高官。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特别品评了蔡邕这篇著名的奏章，说：“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可见，在杨赐、蔡邕等儒学士人与宦官、鸿都门学士的斗争中，刘勰是态度鲜明地站在儒学士人一边的，激赏他们忠亮鲠直的人格精神；而“便辟之性、佞辩之心”的鸿都门学士，倾侧奸回，刘勰直斥为“浅陋”，是属于“险士”之流。 4.刘勰论文尚雅忌俗，而鸿都门学士所擅长者，仅为尺牍、辞赋、书画、小说，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刘勰对于这些世俗化、庸俗性的文学，是持轻蔑不屑态度的。受“宗经”思想的影响，刘勰对于民间通俗文学的态度较为保守。汉乐府民歌多歌咏男女恋情，魏晋以后诗人常有拟作，但刘勰将它们贬斥为“淫辞”，表现出对民歌的轻视态度。他感慨世人趋俗，大都喜好新奇，听雅乐则昏昏欲睡，听俗曲便欢呼雀跃，因此而“诗声俱郑”。他对于东方朔、枚皋的谐辞也多予贬斥，并说：“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帷席，而无益时用矣。”其实魏文帝曹丕著笑书，就是在鸿都门学士开创的风气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但刘勰认为这些都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用处，不值得重视。鸿都门学士那些逢迎宦官、巴结皇帝的“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当然是没有什么讽诫内容，自然就得不到他的尊重。 综合来看，刘勰对鸿都门学的抨击，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是非问题，而是基于儒家文学观念，基于他对文人与文学的理论认知，所作出的考量。通过对刘勰态度的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文论观念。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叁 鸿都门学的文学影响与再评价 刘勰评论鸿都门学，轻蔑地说：“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鸿都之赋”一篇都没有流传下来，“遗文”“蔑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否“余风”也“蔑如”呢？显然并非如此简单。鸿都门学在汉魏间实际上是产生了影响的，它在汉代重经学的文化背景中营造了“阉宦尚文辞”新传统，特别是经过曹操的张扬，实现了汉魏文化的转变。在当时的政治背景里，鸿都门学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它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力由经术转向文艺，促动了辞赋、小说、书、画等文艺的发展。其关捩所在，即曹氏父子。 在蔡邕、杨赐与鸿都门学的斗争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处处作梗，阻挠蔡邕、阳球等罢黜鸿都门学的建议，鸿都门学士在朝廷中就是得到曹节、王甫等人的引荐支持而发达起来的。而斗争的结果是蔡邕坐直对抵罪，杨赐以帝师仅得幸免。曹节就是曹操的曾祖父，对于朝廷的这场斗争，曹操是不可能不知晓的。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桓帝朝的宦官，是一位便嬖子弟，行径颇似鸿都门学士。曹操“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其实是承续灵帝以来的社会价值观的新变。儒学士人与鸿都门学士之间的冲突，从社会价值观来看，实在是“德”与“才”的矛盾。儒学士人重视的是“世德”，高门守礼之家秉承的德性；而鸿都门学士展露的是才艺，他们通过才艺获得上层的赏识并授予官职。曹操的求贤令曰：“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显然是重才艺而轻德性，这正是自置鸿都门学之后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曹操欣赏鸿都门学士出身的梁鹄，曹植与博学有才章、擅长书法的邯郸淳品校文艺、纵论古今，曹氏父子之礼遇“建安七子”，无不表现出对文艺的偏好、对文人的重视。今人已多有阐述，不须赘论。隋代李谔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虽然是从反面立论，但揭示了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喜好雕虫小艺的事实，这就是汉末灵帝时期社会风气的延续。所以刘季高先生说：“把擅长辞赋、诗歌、尺牍、书法的文人一律加以网罗，是他（曹操）争取中小地主阶层的方法之一。这样就在事实上继承了鸿都门学的政策，并扩大了他的影响。……鸿都门学促进了文艺方面新事物的成长。” 鸿都门学给予曹魏文学的影响，刘勰显然没有意识到。刘勰论文学史，关注的是“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即上层文治措施对于文风的影响，至于曹魏文治措施的渊源，他并未谈及，而是直接谈“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认为曹操父子爱好并擅长诗章辞赋，把流离迁徙的文人笼于翼下，在那样风衰俗怨的时代，造就了建安文学的兴盛。至于为什么曹操爱好并提倡的是诗章辞赋，而不是经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鸿都门学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转变，未尝不是众多原因之一，怎能说“余风”“蔑如”呢？ 后世人们谈论鸿都门学，一般采取与杨赐、蔡邕、范晔、刘勰相近的态度，有的加以引申。引申的一个方向是讨论“经术”与“文章”孰轻孰重的问题。另一个方向是认为，帝王喜好文艺是玩物丧志，容易被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小人所利用，导致国破家亡。这是旨在总结历史教训，而对于灵帝置鸿都门学持批判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 建国以后，刘季高先生著文，以阶级论观点为鸿都门学翻案，认为鸿都门学提高了文人和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文艺方面新事物的成长，在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它影响了近数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鸿都门学的历史认知，人们把鸿都门学视为我国古代的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认为它是文学自觉的前奏，促进了汉魏文艺的繁荣，在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 至近十余年来，学界赵国华先生、张新科先生、曾维华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反思，认为：“汉灵帝时期设立的鸿都门学，是为了平衡政治势力而组建的颇有特殊性的政治集团，并非文学集团；从文学地位、文学观念、文学创作及其影响来看，鸿都门学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风气，更不是魏晋文学自觉的前奏。”这些有益的反思，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我觉得应该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本身的性质与它产生的间接影响分开来认识。设置鸿都门学士，是昏聩荒唐的汉灵帝的一桩荒唐事，凭着个人偏好，提拔一帮品行卑污、不学无术之辈与朝廷宦官勾结，形成压制儒学士大夫、排斥异己的力量，阻碍朝政，最终导致东汉王朝的崩溃。其本身的性质是负面消极、否定性的。但是，灵帝爱好文艺、设置鸿都门学，造成社会价值观念从“经术”向“文章”的转移，从“德性”相“才艺”的转变，客观上对于曹魏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至少是促使文艺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所以谈论汉魏文学和文论，鸿都门学还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像刘勰所谓“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那样一笔带过，还是有失允当的。 孙兴义主编《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 *原文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又载《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此处作了大量删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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