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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全党57967名党员。黄平万代表陕西出席了会议。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任务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会议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且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五大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改造武汉国民党，如何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没有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也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而党的五大没有解决如何从危难中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任务。党的五大闭幕以后，中共中央常委会于5月14日做出决定：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讨论了陕西等地的工作，决定：“陕西省委：耿炳光（书记）、黄平万（宣传）、李子洲（组织）。在陕西之汪泽楷调回。李秉乾回后（现在莫斯科）即加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的决定，7月上旬，耿炳光、黄平万、李子洲、魏野畴、张金印等在西安城内红埠街召开会议，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委由委员13人、候补委员5人组成。耿炳光（书记）、李子洲（组织部长）、崔物齐（崔孟博，宣传部长）3人为常委。魏野畴负责军事工作，亢维恪负责农民运动，张金印负责共青团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将原中共西安地委改组为西安市委，原中共渭南、绥德、延安、三原、榆林地委分别改组为中共渭南、绥德、肤施（延安）、三原、榆林县委。此外，新成立了五一县委。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共辖市委1个，县委6个，直属区委、支部22个，有党员2177人。7月7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为书记。当时，共青团陕西省委下辖共青团西安市委和长安、渭南、五一、肤施等县委。全省有共青团员1924名。7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西的政治经济情况，报告特别提出：“杨虎城开赴河南兰封，杨虎城心欲骗冯，冯之诡计多端，未必受骗，请中央对杨部注意，他在豫还是一个有作用的军队。”报告还提出：“对冯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们决定不能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目前还不可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丰满，反冯也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好，对冯右倾也不袒护。”报告还提出：“以暂时的退守保存实力为工作原则，停止一切斗争，充实群众的组织，并加内部训练。”“党内各机〔级〕关系须密切”，“继续发展组织，但须比较以先紧严”。7月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便于指导各地工作，决定在陕西各地实行特派员制度。全省分为六路，每路各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向省委负责。东路特派员何挺杰（后为潘自力）；西路特派员耿炳光；北路（三原、富平地区）特派员李子洲；南路（长安、蓝田、周至、户县）特派员陈嘉惠；东北路（渭南地区渭河以北的五一、蒲城、澄城、合阳、朝邑）特派员蒲克敏；陕北路（陕北地区）特派员魏野畴。魏野畴和省委军委成员唐澍、白乐亭（白明善）等于8月初到达陕北后，因白色恐怖严重，魏野畴无法立足，遂应杨虎城之邀，前往皖北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唐澍、白乐亭留井岳秀部石谦旅李象九营工作。在此之前，李子洲于7月20日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李子洲到达武汉后，于8月6日写了《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希望中共中央“将陕西今后工作的大方针决定示知，以便省委本此方针，拟定详细计划”《请示》还提出：“冯（玉祥）反动后，因未得到兄方的指示，只得暂取退让，究竟今后对冯应取如何态度，要兄方详为决定。”在李子洲给中共中央写下书面报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旧址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制定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时期。“八七会议”闭幕之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于8月12日接见了李子洲。在听取了李子洲的汇报后，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中央认为：“陕西的政策与河南有同样的错误，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此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完全怪地方，中央也要负责任。冯在河南将不能立足，将抓陕西来作为其根据。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现在他的统治并未稳定，我们要使他不会稳定，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有一错误，即仅是利用此打彼，这种仅仅上层的工作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把戏。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在民众中我们要提出代表民众真正利益的口号。”中央要求：“根据此次紧急会议决议回去改组，将告同志书交到下级党部去讨论，取消反对新政策的分子，在渭河农民同志多的地方应加入至少二农民同志到领导机关”，“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份，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消极的分子要洗刷出去，吸收在斗争中勇敢的分子入党，或加入领导机关”。中央明确指示，“农民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豪）劣（绅）贪污，抗租、抗捐、抗税”，“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的去拿，失败可以上山”。中央指示：“可以利用二、三军反冯，但要注意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 “八七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为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鼓舞了陕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在陕西的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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