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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编辑，您对图书榜单有什么看法？图书上榜对编辑来说重要吗？”听到这样的提问，我正在为2019年一本主打书的年度榜单角逐焦虑。自6月面世以来，这本书已经登上7个月度榜单，获得不下10次媒体、专家推荐，年度评选尚未完全结束，目前已获评的有中华书局双十佳好书、《中华读书报》百佳年度图书等，而这会儿是另一家知名媒体的年度十佳，书已入围，正在最后评选的过程中，也是我希望为作者们争取到的荣誉。 其实，一本书有没有冲榜的潜质（有潜质不代表必然成功，面临具体某个榜单和奖项时，谁也不敢打包票），可能冲击哪些类型的榜单，对于比较有经验的成熟编辑来说，在选题策划之初，心里已经是大致有数的，在图书打造的过程中也会往相应的方向使劲。即以《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而言，之所以得到许多榜单的青睐、专家的推荐，其优势在于创新，在于作者是一群顶尖的青年学者，所以整本书可定位为“活力四射的学术范儿”，版式、封面乃至后期宣传也围绕此定位展开，令人觉得眼前一亮。中华书局一年要出一千多种书，年度好书是邀请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书评媒体的诸多专家共同评选，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这本书能够荣登大众人文类十佳，无疑是评委们对作者学术能力的肯定，以及对这种创新的鼓励。《中华读书报》将其列入2019年不容错过的20种社科艺术类好书，原因想来也即在此。 出版界有一句话，大意是好书就像卫星，前期需要你认真设计制造，并使劲把它发射上天，但等真的进入轨道，它就会自己运行，不需要你再使多大劲了。这是说，一本好书只要登上过若干个榜单，引起读书界注意，后续荣誉就会滚动叠加。因此有“榜单收割机”一说，常常能看到一本书横扫各大榜单，各家公布都有它！有人问我：“这事儿好像不难，是不是没啥了不起的？”我回答说：要知道整个中国一年出书50万种，去年起强调质量、收紧书号，也有40万种，能上榜的有多少呢？据统计，2017年北大+清华的录取率是万分之七，图书年度榜单的上榜率大约不会比这个数字高。所以，大概没有哪个编辑不希望自己的书上榜吧。 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话题：榜单代表钱吗？ 答案是：不一定。或者说，并非每个榜单都有那么强的对应。少数几个影响力大的榜单，有业内关于上榜即等于加印几万册的传说，但大多数榜单，很难统计上榜对于图书销售的具体影响。做书，本来就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样重要。上榜毕竟意味着一种肯定、一种荣誉，当然也意味着一定的广告效应。尽管这种效应未必直接对应于多少销售码洋，但却很可能起到提升品牌作用。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春节联欢晚会的广告赞助费据说不菲，厂家们仍然争先恐后地想要占据一个好时段，为的并不是这一次亮相能够销售掉多少产品，而是提升整个品牌的知名度。对于出版社的品牌和文化影响力来说，榜单也能起到类似的效果。当然，上榜单最终要靠图书品质去争取。 这里还想说的是，因为每个榜单趣味、价值取向不同，上榜的固然多为好书，但好书未必都能上榜。一般来说，媒体的榜单更注重可读性和大众性，印数只有一千的书通常不会引起评委注意；但同时又要告诉大众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否则无从体现榜单的价值。而出版社的评选则较为综合，如中华书局年度双十佳分古籍学术类和大众人文类，前者以学术价值为主要取向，极为专门的研究或古籍整理著作也能上榜；即便如此，毕竟僧多粥少，遗珠之憾不可避免。另外，无论哪一类榜单，原创性一般都是基本标准，公版书的简单重印不列入考虑，修订本除非确有重大突破，否则也很难上榜。 无论如何，图书榜单的存在，可以看作是在读者、作者、出版社之间架起的桥梁，桥梁的建造人就是榜单评委们。每个榜单的评委人选不同，但多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有一篇关于电影榜单的论文中写道：“对于一个从事电影评论工作的人来说,列榜单就像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的家务事一样,是对自己的工作原则所作出的一纸声明……笔者总会在观影数月后突然找回对某部电影的全部记忆,并反复斟酌,尽量使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这段话显然也适用于图书榜单的评委们。在开列书单、评选好书、撰写推荐理由的时候，他们一般也会非常谨慎，“使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读书人总是比较爱惜羽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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