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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郑庄公并非是像楚庄王那样一鸣惊人的典型，事实上郑庄公得以成为春秋时代早期的小霸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祖父郑桓公、父亲郑武公两代人的积累。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是一个极其有眼光的人，他早就看出幽王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临界点，于是作为周幽王的叔父和周王室的司徒的他早早为自己思考起退路来。一日郑桓公询问掌管王室典籍的太史伯说：“王室有这多变故，我到哪里去逃命呢？”太史伯回答说：“只有洛河以东，黄河、济水以南可以安居。”郑桓公说：“为什么？”太史伯说：“那地方邻近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东北）和郐国（今河南新密东南） ，虢、郐二国的国君贪婪好利，百姓不亲附。现在您身为司徒，百姓都爱戴您，您如若请求住在那里，虢、郐的国君看到您正在掌权，就会轻易分给您土地。您果真居住在那里，虢、郐的百姓将都是您的子民。”郑桓公说：“我想往南到长江流域一带，不知如何？”太史伯说：“以前祝融作高辛氏的火正，他的功劳够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裔。周朝衰落，楚国必将兴起。楚国兴起，对郑国不利。”郑桓公说：“我想住到西方，怎么样？”太史伯说：“那里的人贪婪好利，难以久居。”郑桓公说：“周朝衰落，哪些国家将兴盛？”太史伯说：“大概会是齐国、秦国、晋国、楚国吧？齐国，姜姓，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辅佐尧帝掌管礼仪。秦国，嬴姓，是伯翳的后代，伯翳辅佐尧帝安抚各个部落。至于楚国的先祖都曾经有功于天下人。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周成王将叔虞封在唐，那里地势险阻，凭这样有德的子孙与周朝的衰落相并存，它也一定会兴盛起来。”郑桓公于是同意，便暗中开始筹划东迁事宜。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请求周幽王，向东迁移他的百姓到雒邑（今河南洛阳）以东。得到周幽王同意后，郑桓公便派长子掘突带上丰厚的礼物向虢郐二君借地。虢郐二君因郑桓公是当朝司徒、天子叔父，位高权重，并贪图礼品丰厚，于是各自献出五座城池。郑桓公闻讯大喜，如此郑桓公便有立国的基础。不久郑桓公下令原封地上的居民东迁。根据太史伯的建议，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的京城（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史称虢郐寄孥或桓公寄孥。  正是郑桓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敏锐目光奠定了日后郑国崛起的基础。高瞻远瞩的郑桓公为自己的后代和郑国百姓谋划好了退路，而他自己却选择作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去和犬戎异族战斗，最终为守护家园和亲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郑桓公虽然为守护社稷百姓而牺牲，但他有一个好儿子，正是这个儿子延续着他的事业一步步把郑国打造成一个小霸主，相比只会啃老坑爹的其他贵族子弟而言有这样一个儿子也足以令九泉之下的郑桓公欣慰了吧。郑桓公之子郑武公原名掘突，当父亲郑桓公死于犬戎人之手时作为郑国世子的掘突当即率部同犬戎交战，结果年轻气盛的掘突被犬戎人打败。此时犬戎打算赖在西周都城镐京不走了，这就同原本满心希望趁周王室衰微之机攫取权力的申侯以及其他各路诸侯产生了矛盾，战败的掘突同各路诸侯回合，打算共同打击犬戎。要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诸侯贵族是掘突间接意义上的杀父仇人，正是他们的见死不救甚至暗中勾结犬戎才导致京城沦陷，幽王和郑桓公命丧异族之手，但在此刻为了郑国的生存，为了驱逐侵占国土的异族，掘突需要这些人的帮助，他不得不放下身段去逢迎这些人。最终犬戎在诸侯联军的打击下撤出镐京城，掘突的杀父之仇报了，郑国也安全了，申侯为了巴结他还把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日后的武姜。  郑武公元年（公元前770年）郑武公护送周幽王之子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平王因郑武公护送东迁有功，于是任命郑武公继承其父郑桓公的职务，担任周王室的卿士。郑武公继续坚持父亲制定的东扩战略计划，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一方面进一步实施攻灭东虢国和郐国，吞并周边鄢、蔽、补、丹、依、弢、历、莘八邑的具体行动。郑武公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占领郐国都城制邑（岩邑，今河南新密曲梁乡大樊庄），灭亡郐国。郑武公四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占领东虢国都城（今河南荥阳广武平城），灭亡东虢国。然后横扫周边鄢、蔽、补、丹、依、弢、历、莘八邑。至此郑国鸠占鹊巢，把国都迁到郐国故都，把原来的寄居之地变成自家地盘，并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以“郑”为号新建城邑。  随着郑国疆域的扩张，郑武公迫切需要大量人力去新扩张的领土上开垦荒地、建设工程，从而进一步积攒郑国的国力。这时有一类人进入了郑武公的视线——商奴，这些人是殷商王朝的后代，多是有技术、会经商的能人，周灭商后将其定为世袭奴隶。郑武公东迁后看到他们是建设国家不可忽视的力量，就依靠这批力量，开发滩涂荒地，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扩建包括虎牢城在内的城池。郑武公还把桓公寄孥的京城建成宏伟都城。京城虽然后来没有成为郑国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中心，但京城如此的规模，早已超过“百雉 ”，并且还有郑桓公的宗庙所在。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设如此宏大的工程，显示郑武公之略的宏伟气魄。这些政策即便在今天也是非常合理的治国之道。我们把郑武公的这些政策总结一下，大致有可分为这么几类：一、土地兼并——扩大固定资产;二、重视教育——加强员工培训;三、集思广益、解放劳动力——加强员工激励，增强员工主动性和积极性;四、废弃资源利用——资源优化配置及节约型社会发展模式;五、根据地的形象建设——企业品牌的树立及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不难看出郑武公是个极有战略眼光的人，放在当今他绝对是个全国十大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啊!而在他的这些做法中我们也似乎看到了现代管理学理论的雏形。郑武公同商人们签订契约，从此商人不仅不再是奴隶，而且在郑国霸权的保护下他们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财产都处于安全状态，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物品销售到任何国家，代价则是需要把部分利润上交郑国朝廷。  在这个时代中国完全没有落后于西方诞生了契约精神，不过在郑武公看来契约精神不过是他利用商人的一种工具手段而已，是为自己的政治谋划服务的，至于他自己从来没打算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胡国是郑国的邻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处于纠结状态，郑武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询问他们对与胡国联姻的看法。大夫关思其公然反对，认为联姻是示弱与人，不如堂堂正正与胡国一战。郑武公反问道：”莫非你对公主有非分之想？“关思其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我从不否认我喜欢公主，但身为郑国大夫自当以国事为重，若国君执意和亲示弱，臣拒绝奉命。“事后关思其甚至还曾一度策划扣押送亲使团，阻止这场政治联姻。后来胡国又和郑国发生冲突，关思其站出来说道：”我早就说过和亲是示弱与人，无助于改善两国关系，只会让给胡国认为我们好欺负，臣建议立即讨伐胡国。“郑武公勃然大怒道：”胡国是与我联姻的兄弟之国，你如此挑拨离间分明是居心不良。“郑武公当即处决了关思其，消息传到胡国后胡国国君更加鄙视郑国和郑武公，就在他自鸣得意对郑国完全不设防时郑武公发兵灭了胡国。  周王室见郑武公的实力日益强大起来就任命他为卿士。郑庄公除了从父亲郑武公那儿继承了郑国的君位之外，同时也继承了周王室卿士的官职。此时的周王室还不像后来那样毫无存在感，被诸侯拥立上位的周平王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分权于诸侯，但始终想有朝一日恢复自己身为天下共主的权威。于是趁着郑庄公刚即位立足未稳，又有叔段在一旁虎视眈眈的大好形势，周平王任命虢公为卿士以牵制郑庄公。郑庄公开始怨恨起周平王来，周平王说：“没有的事（偏心于虢公）。”于是周王、郑国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狐在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忽在周王室做人质。此前只有诸侯国君之间的交往才会互换人质，而周天子只会要求诸侯上交人质，如今天子公然与诸侯互换人质无异于昭告天下周王室已沦落到和诸侯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可在周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准备让虢公掌政。四月郑国的祭足帅军队收割了温邑的麦子。秋季又收割了成周的稻谷。从此周王室和郑国日益对立起来。  郑庄公才不管周天子打算让谁掌政，他始终坚持以周朝卿士和诸侯国君的双重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智谋和权术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周朝遭犬戎之乱而东迁，已经到了不靠诸侯国的救护就不能自保的地步，丧失了往日的实力和威望。犬戎之乱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人们对周朝的迷信，向社会公开展现了礼仪制度的虚弱和强力的重要，说直白些就是人们心中的信仰由周礼变成了强权，因为只有强权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此时要想号召列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依靠周室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实力。鉴于这些情况，郑庄公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坚决地放置于郑国，不惜与自己的弟弟、母亲以武力相对抗，与周天子闹翻也决不动摇，他以极大的精力经营自己的国家，终使郑国成为东周初期崭露头角的诸侯国。郑庄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条件的制约。郑处于四战之地，南有蛮楚、北有强晋、西有东周，郑国无法与之争锋，只能向东发展，而东邻卫、曹、鲁、宋、陈、蔡诸国中，宋国国大爵尊，在东方小国中又有号召力，是郑国发展的严重障碍。  鉴于这种情况，郑庄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标定于宋国，这是在当时情况下的最佳战略。为了实现对于宋国的军事胜利，郑庄公实行了以下的战略方针：第一，和齐、鲁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齐、鲁处在宋国的东北部，建立了和齐、鲁的同盟关系，就形成了对宋的牵制和包围，他几次和齐、鲁二君约会，在攻取宋国的郜、防二邑后将其送给鲁国，都是为了巩固三国的同盟关系。第二，假借王命伐宋，号召列国。郑是一个新起的小国，在诸侯中未孚众望，但郑庄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于是庄公宣称宋公久缺朝贡，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讨伐。郑国通过这种方式纠合了更多的国家，又形成了对宋国的舆论压力，事后还对不追随出兵的许、郧（今山东宁阳东北）小国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训，几乎灭掉许国。第三，扶植宋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宋国前君主的儿子公子冯出奔到郑，宋国曾为此出兵讨之，郑庄公对公子冯采取保护措施，厚相招待。宋国在一次内乱后国人欲迎立公子冯为君，公子冯临行前泣拜于郑庄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国后“当世为陪臣，不敢贰心”。在郑庄公的执政期内郑国确实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但郑国又从来无力吃掉宋国，这种和平胜利是郑对于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胜利，这里不利的政治地理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郑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又几乎无险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国，那相邻的大国也绝不会坐视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装干涉的形式使郑回到自顾不暇的地步。事实上，到了春秋中后期，南北大国为了争霸天下而斗武，就把郑国沦到了争霸的夹缝中而常常使之喘息不定，北晋南楚各怕对方吃掉自己或伤害自己，需要一个避免正面接触的缓冲地带，因而各需郑国以屏障的角色存在于自己身边，但它们又要打击对方、示威于天下，因而郑就成了经常的用兵之地。郑庄公之后有几世执政，常常是朝晋暮楚，实在是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得已所为。而这是郑庄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郑庄公虽然取得了对宋国的胜利，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主，但他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对待周天子？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实力日衰，但周王朝余威尚存。周平王死后继位的周桓王一心想恢复周天子对天下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压当时的近畿强国郑国，这引起郑庄公的不满。作为周朝卿士，他应当尽忠于王室，他是诸侯瞩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业的立足点放在对本国的经营上，要兼并、扩张，要破坏周朝既定的实力划分，甚而要凭实力号召列国，那必然和周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愿恪守卿士的本分，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态决定了他对周天子在总体上采取的是又打又亲的手段。当王室要限制他的发展和自由时，就打击王室；当这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要时就亲近王室，打击王室是为了抵制王室对自己的限制，是为了向列国示威；亲近王室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对若干国家的号召力。他为了防止国内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职，但当闻知周平王欲分政于虢公时即日驾车入周，可见他即使在坐镇守国的危急时刻也密切注视着朝中动静，他经营郑国，同时又不愿放弃左右周政的权力。于是他和周平王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做既可以施恩于太子，以作为亲近王室的手段，也可以控制周太子，以作为打击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辞他回国后，他派兵抢收周地粮食，事后又准备亲去谢罪修好。对于优秀政客兼优秀演员郑庄公而言这样的两面表演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郑国要发展，对周王过于亲附不行，不亲附也不行。郑庄公对周王又反抗又亲近的手法，对郑国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对周室的打击以及周室对他亲近态度的表面认可与接受，严重地降低了周室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降低了他对卿士身份利用的有效性。这是他能够预料但却无法避免的矛盾。郑庄公在率军袭击戴城，继而击溃宋、卫、蔡三国联军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庆祝会，他自信十足地问大臣：“寡人赖天地祖宗之灵，诸卿之力，战则必胜，威加上公，于古之方伯如何？”方伯即一方之长，是古代诸侯中的领袖之称。庄公此语，吐露了他的志向，表达了一生事业的追求目标，正是为实现这种志向和目标，他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  周桓王不甘心周王室日益衰微的现状，他决心打压一下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出头鸟郑庄公：公元前707年周桓王统率周军及陈国、蔡国、虢国、卫国四国部队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大夫祭仲、高渠弥等在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列阵御敌。当时周军分为三个军阵，周桓王率领左军和陈国军队力图打败郑庄公。郑庄公摆开了一种名为“鱼丽”的全新阵势，战车前冲，步卒后随，先打实力最弱的陈国军队，使蔡国和卫国军队畏惧而仓皇退出战场，然后集中兵力从两边合击周军，周师大败。周桓王被郑将祝聃一箭射中肩膀，忍痛勉强指挥军队逃出重围。祝聃要追逐活捉周桓王，郑庄公制止说：“君子不希望逼人太甚，何况欺凌天子呢？我们是自卫，国家能免于危亡就足够了。”战后郑庄公为了表示尊王，还特派大夫祭仲去慰问受伤的周桓王及其左右随从。祝聃这一箭把周天子彻底从神坛射落凡间，如果说周郑交质标志着周王室沦为和诸侯国平起平坐的话，祝聃射王中肩则标志着周王室已经连诸侯国都不如了，人们完全看清了在周天子和霸主之间究竟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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