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铭佛坐像
贵霜王朝 公元1世纪 手心足底中刻有法轮、三宝。持金刚杵的衣着带有斯基泰人风格，台座边框有三行铭文：“三十二年冬四月八日，瓦拉纳为家人等祈福捐造。”推测32年为迦腻色伽32年。 这尊在Moholi（地处马哈历史特拉邦，那格浦尔东边）出土，红砂石雕刻成的菩萨立像，正面直立，高达2.04米，约作于2世纪。虽然头臂皆失,但硬直的正面性造型雄健豪迈, 浑厚壮硕。如果说犍陀罗佛像、菩萨像有如翩翩王子,那么秣菟罗佛像、菩萨像纯粹是赳赳武夫。
拱形饰板雕刻残片 而在造像表现上,我们还惊奇地发现,称为“菩萨”的佛陀、成道前的悉达多和象征物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它们在造像表现上也是可以互换的。这在佛教早期建筑装饰板上能找到不少例证:秣菟罗出土的一件半边缺失的拱形饰板雕刻残片上,正反两面分别有三层圆弧将饰板分割成三排,对称的形式可以猜测另一边应该和现存部分一样,为持花飞天形象。中部从上至下依次为供奉舍利、佛陀和菩萨像。反面除了最下层的中间形象已损坏,第一和第二层的中部分别是发冠和菩萨像,并在一边也分别有飞天供奉。可见,象征物、佛陀和菩萨在崇拜中并不区分。或者说佛教造像初期，它们都表示佛陀，仅仅是形式上——象征物和人格造像的差异罢了。(《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P238、239) 拱形饰板 贵霜时期，约1世纪，北方邦秣菟罗的康卡利提拉出土 高100厘米，宽81厘米，厚11厘米
贵霜王朝时期 2世纪 秣菟罗 高97厘米，宽75厘米，厚35厘米 秣菟罗附近马霍利( Maholi)出土的红砂石雕刻《药叉女醉态》( Bacchanalian Yakshi),亦名《春军》 Vasantasena),约作于2世纪或3世纪,高104厘米,现藏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据考证表现的是梵语戏剧《小泥车》 （Mricchakatika）的女主角名妓春军的故事。这件雕刻原系承托着一个石雕大酒碗的基座,前后两面雕刻着情节连贯的图像。 背面刻画的是妓院花园的场面:中间树下一位全裸的妓女(春军)烂醉如泥,半跪在地,一个拿着酒杯的丫环和一个纨绔子弟左右搀扶着她,左后方还站着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或鸨母。当时印度名妓的财富和地位不亚于贵妇,甚至有时被神化为女神。在早期佛典中曾记载秣菟罗城中的女神”以“露形”(裸体)蛊惑众人的传说。名妓春军的裸体造型和珠宝饰物,与秣菟罗药叉女雕像完全一致,同样炫耀着肉感的魅力。换言之,秣菟罗药叉女雕像的造型,实际上很可能是以秣菟罗妓女为模特儿。秣菟罗药叉女雕像上方小阳台上那些化妆、饮酒或调情的男女爱侣,恐怕也正是秣菟罗城市上层社会狎妓的缩影。秣菟罗雕刻中这种纵欲享乐的市井艺术,与犍陀罗雕刻中那种禁欲苦行的僧院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美术》P125） 小泥车
另一面博物馆没有展出，刻画的是《小泥车》第一幕的情节:半裸的春军正在逃避淫邪的国舅的追逐,她把脚镯从踝部提到小腿上方,用面纱遮住发辫上的鲜花,以免在黑暗中脚镯的响声和鲜花的香气使自己暴露。一个丫环为她擎着伞盖,表明名妓的富有和尊贵。 秣菟罗药叉女雕像如此喜爱裸体,崇尚肉感,甚至渲染艳情,挑逗性欲,一方面是出于秣菟罗民间农耕文化生殖崇拜的传统风俗习惯,另一方面也浸透了秣菟罗城市富裕的市民阶层追求感官刺激的审美趣味。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秣菟罗(秣菟罗)“土地膏腴,稼穑是务。菴没罗果(芒果)家植成林……岀细班甍及黄金。气序暑热,风俗善顺,好修冥福,崇德尚学”。可见秣菟罗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与民间宗教信仰的虔诚。细班疊是一种细纱薄棉布,因其薄如蝉翼而被誉为“编织的空气”。由于气候炎热,秣菟罗男女居民都习惯裸体或半裸,即使身穿薄棉布衣裙也几近透明(秣菟罗佛像薄衣透体的效果可能与这种薄棉布有关)秣菟罗富裕的市民特别是贵族或富商竞逐豪奢，沉湎酒色。 （《印度美术》P123-124） 耆那教奉纳板 贵霜王朝，2世纪， 高65厘米，宽57.5厘米，厚9.5厘米 斑点红砂岩 秣菟罗康卡利提拉( Kangkar -Tila)出土,公元1世纪中期,红砂岩,65cm×57.5cm,新德里博物馆藏,铭文两行如下: ( 1) Namo arahamtana simhakasa vanikasa putrena kosikiputrena ( 2)Sihanamdikena ayagapato pratihapito arahamta puiaye即“对阿罗汉的奉献!由一位 annika , Kosik 、 Simhaka 的儿子 hanamdika 制作的一件奉纳板,为获得尊敬的阿罗汉。” 饰板两边有两根柱子，类似阿育王柱子，柱顶上一边是法轮，一边是一头大象。(《印度秣菟罗早期佛教造像研究》P223、224） 在早期王朝时代,秣菟罗的佛教雕刻一直墨守巴尔胡特、桑奇等地的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成规,即使刻画佛传故率卫从不雕刻出佛陀本人的形象,而仅以象征符号暗示。贵霜时代,迦腻色迦提倡佛教,胡维什卡也曾在秣菟罗建造佛寺,秣菟罗的佛教雕刻大为兴盛,开始出现了人形的佛像,取代了早期的象征符号。当时秣菟罗与犍陀罗并列为佛像制作的两大中心。秣菟罗雕刻作坊制作的佛像、菩萨像被运往印度各个佛教圣地有一位游方高僧巴拉比丘( Bhikshu bala )曾把秣菟罗制作的红砂石佛像、菩萨像捐赠给萨尔纳特鹿野苑精舍和舍卫城衹园精舍等寺院,甚至在犍陀罗地区的咀叉始罗也曾发现过一尊秣菟罗制作的红砂石佛像。这里涉及佛像的起源的问题。最初的佛像究竟是首先在犍陀罗还是首先在秣菟罗创造的?这一多少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曾引起东西方各国学者长期的争论。秣菟罗佛像多半刻有铭文(但铭文的年代难以确定),而犍陀罗佛像几乎没有铭文,这更增加了判断孰先孰后的难度。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犍陀罗艺术研究专家,认为最初的佛像是在犍陀罗创造的,是在希腊化艺术特别是阿波罗像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而秣菟罗佛像只不过是把犍陀罗佛像加以印度式的变通。斯里兰卡学者A.K.库马拉斯瓦米—印度艺术史研究权威——则主张最初的佛像首先是在秣菟罗创造的,是从印度本土的药叉像演化而来的,未受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最初的佛像是贵霜时代在犍陀罗和秣菟罗两地几乎同时创造的,犍陀罗佛像可能比秣菟罗佛像略早,两地佛像独自发展并互相影响。无论孰先孰后,秣菟罗佛像与犍陀罗佛像造型的差异显而易见。（《印度美术》P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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