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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西周史》系列第22 引子：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三年，因为姜姓纪国（金文作己国）国君纪侯在夷王面前打了齐国国君齐哀公的小报告，周夷王勃然大怒，命人把齐哀公抓来，并召集诸侯杀鸡儆猴，当着他们的面把齐哀公丢大鼎里给煮了。 纪侯的小报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周夷王为什么听信他的话，史书里没有记载。东汉末期的学者宋忠说，纪侯是对周夷王说齐哀公“荒淫田游”，也即沉迷打猎和游乐。不过宋忠的话很让人怀疑，比他更早的战国、西汉史官都不清楚的事儿，他一个东汉末年人咋知道得那么具体的？何况“荒淫田游”能惹周夷王发那么大火吗？ 本文不想就纪侯究竟进了什么谗言多探讨，在此笔者唐封叶要着重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周夷王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就把一个诸侯大国的国君给逮来并残酷处死？ 有读者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西周时周朝的国力还比较强大呗。根本的原因确实是如此，但唐封叶要说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那就是西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保障了周天子对诸侯的较强的控制权。很多人知道西周时有诸侯定期朝觐（不来意味着你的忠诚有问题）、天子四方巡狩（武力震慑）等制度，但还有一些天子控制诸侯的手段可能读者并不是很清楚，唐封叶就在此简介一下。 第一，命卿制度（西周时周天子掌握诸侯国内部重要官吏的任免权） 说起周代诸侯国，不少人可能以为诸侯国内部官吏都是自行任免的，其实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礼崩乐坏”的东周。据《礼记·王制》记载：
按照《王制》篇的说法，大中诸侯国的主要官员是由周天子任命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命卿制度”。虽然《王制》篇成书较晚（一般认为是秦汉之际成篇），但上述记录却能得到《左传》《国语》等书的印证。 据《国语》记载，春秋早期晋国的“曲沃代晋”过程中，曲沃武公即后来的晋武公攻打冀都的晋哀侯时，曾劝力保晋哀侯的晋国大夫栾共子归顺自己，并对栾共子许诺，如果他与自己合作的话，会带他去觐见周天子，给他讨个晋国上卿的职位，还将晋国大政都交给他管理。当然栾共子忠臣不事二主，严词拒绝了曲沃武公，最终为晋哀侯战斗至死。 在这个故事中，曲沃武公明白，晋国的上卿他自己任命是不算数的，得周天子任命才有效。 如果说大家对曲沃武公和栾共子比较陌生的话，那不知道管仲的人就很少了。 《左传》记载，作为齐国执政的管仲，有一次为平息王子带叛乱一事出使周王室。当时的周襄王知道他的功绩和在齐国的地位，为讨好霸主之国齐国，就打算以招待诸侯国上卿之礼招待他。但管仲却拒绝了，说：“臣是卑微的小官，我国的上卿有天子任命的国子、高子在。如果用上卿之礼招待臣，那他们春秋两季入朝接受王命时，朝廷该用什么礼节招待他们呢？”不过由于周襄王继续坚持，最后管仲也妥协了，接受了下卿之礼的招待。 从上述故事可知，尽管齐桓公重用管仲，他也实权在握，但由于他并未得到周天子的任命，所以名义上他在齐国臣子中的地位还是低于国子和高子这两家贵族的，因为他们是以前周天子任命的齐国上卿，理论上齐国国君是无权罢黜他们的。而且从管仲的话可知，按制度天子任命的诸侯国上卿，还要定时入朝汇报工作的。 此外《左传》还说，邢国也有一个被称作“国子”的贵族，是邢国的上卿。 当然，20世纪以来，大师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也即是要把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我们对比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发现上述文献所说确实是不误的。如：西周中期的豆闭簋铭文记载，周王亲自册封一个叫豆闭的官员为某邦君（邦国之君）的司马；西周后期的梁其钟铭文记载，周王亲自册封一个叫梁其的官员为某邦君的大正（司法官员，一说为卿）。 ▲梁其钟和铭文局部（划红线文字为：梁其，身邦君大正） 上述周天子可以直接任命其国内重臣的国家有晋国、齐国、邢国，两个是姬姓国，一个是与周联姻的姜姓国，都可确认是周初封建的国家；至于豆闭簋和梁其钟中所说的邦国具体是哪两国，我们目前还难以认定（一说豆闭簋是邓国器物）。所以综合文献和金文我们可以知道，西周时期周天子应该至少能够任命由它“授土授民”分封的诸侯国的重要官员，就像后世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任命州、道、路、省以下的官员一样那么随意。这显示西周王朝对很多诸侯国内部的人事权尤其是军事权抓得都是非常紧的。所以如果您以前以为西周时期诸侯国内部的官员都是诸侯们自行任免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监国制度（西周时周天子在战略要地或诸侯国内派驻监督官员） 首先，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虽然说黄帝是传说中人物，但天下共主有监督各国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关于周代“监”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周武王派到东方监视纣王之子禄父（武庚）和殷商遗民的“三监”（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了。21世纪问世的战国“清华简”《系年》云：
我们知道，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这“三监”都是带着大军驻守在原商王畿周边的，所以周代最初的“监”就是西周王朝在一些战略要点部署的大军的首领，他们主要以武力为后盾威慑一方。我们还知道，其实管叔鲜又是管国的国君、蔡叔度又是蔡国的国君、霍叔处又是霍国的国君，所以一些学者给这种监督模式模式起了个名字，叫“以国监国”。 虽然众所周知，周武王去世后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这“三监”因为妒忌周公旦摄政而跟禄父一起反叛，但这种“监囯”制度却并没有随着叛乱被平定而消失，而是加以改进后继续在西周长期实施。比如西周中期有青铜器阑（管）监鼎（注，金文中“管”本写作“阑”），说明管叔鲜死后，管国虽然被撤销，但管地依然有“监”存在。 除了“管监”外，近现代以来历史学者还陆续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发现了“应监”、“鄂监”、“荣监”、“句监”等称呼，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侯墓中还发现一件带“监”字的鼎，但前面一个字是什么颇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可隶定为“濮”，也即“濮监”。 有人会问，那这里的应监、鄂监是不是就是由应侯、鄂侯充任的呢？那应该不是，因为除发现“应监”的器物，还发现有“应侯”的器物。 在西周中期偏后的青铜器仲几父簋中，更有“诸侯、诸监”并列的铭文，这证明三点：一，这里的诸监和诸侯不是一回事；二，“诸监”的“诸”证明“监”的设置很普遍；三，两类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级的或后者略低于前者的（毕竟诸侯在前、诸监在后）。 那西周中后期的“监”是什么意思呢？汉代成书的《礼记·王制》云：
《王制》篇虽晚出，但它说“监”的地位相当于次国之君这一点，倒是与仲几父簋暗合。 至于西周中后期诸监与诸侯的具体区别，因为文献、金文简略，我们无法确知。有学者认为诸监和诸侯一样有土有民（西周为民兵制，有民即有军），只是名号、任务不同；还有学者认为诸监类似后世的“流官”，不世袭（诸侯是世袭的），其驻扎地的土地、军民都是直属周王室的。 细数上述设有监的诸国，应国为姬姓畿外国，在今河南平顶山附近；鄂国为姞姓畿外国，周代前期和中期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一带；荣国为姬姓畿内国，旧说在关中，一些学者根据出土的荣氏青铜器认为成周附近；句监器出于山东，句国可能为文献失载的地方小国，一些学者认为句监监督的主要对象应是莱夷，只不过驻扎在句国；濮国姓氏不详，周代位置大约在湖北南部。也就是说，西周时期设“监”官的诸侯国既有同姓国也有异姓国，既有畿内国也有畿外国，既有周人封建之国，也有旧有的、仅仅臣服于周朝的部族方国，设置还是比较广泛的。 ▲周夷王轻易抓获齐哀公的过程猜想： 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高青县陈庄发现了一座始建于西周早中期的古城遗址。该古城很小，略呈方形，长宽各约180余米；有学者研究古城中的碳化植物，发现与牲畜饲养使用有关的植物所占比例很高。鉴于以上两点，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该古城应是一个具有军事色彩的城堡。 ▲山东高青陈庄古城遗址 ▲引簋铭文 在该城中在古城遗址内的西周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带铭文的引簋，上面记载周王亲自册封一个叫引的官员掌管“齐师”。这里“齐师”是什么性质学术界还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是齐国军队，一种意见认为是周王室派驻到齐国的王室军队。如果是前者，那么说明周天子在行使“命卿”的权力；如果是后者，那说明引很有可能具有“监”的性质。 下面我们来推理一下2800多年前的情景：周夷王听了纪侯的小报告后，命令出动王师抓捕齐哀公。当这消息传到齐国，齐哀公自然不愿束手待毙，肯定也想组织力量抗拒，但他手下的卿是王室任命的，他们的权力和富贵是天子给予的，他们既是诸侯的臣子，更是天子的臣子，因此不愿随齐哀公违抗王命。另一方面，周天子设置在齐国的“监”又发挥职能，监视齐哀公的一举一动并配合王师作战，最终孤立无援的齐哀公被擒获，成了鼎中之物。 总结：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西周时期周天子至少可以直接任命由其分封的国家的主要官员，也可以按需要在处于重要位置的诸侯邦国（无论内服外服、同姓异姓、分封和非分封）设置诸监，诸监地位相当于小国之君，拥有监督诸侯和周边区域的权利。所以一旦诸侯有异动，该国内的臣子会不会跟他一起对抗王师，就是一个问题；而且不少诸侯国内驻有诸监，他们也会盯着诸侯的一举一动，在驻在国诸侯或附近诸侯反叛时提供情报并配合王师作战。这样双管齐下，一个诸侯想造反，想对抗王师，就要掂量掂量了。 当然，这些制度的实施，都是建立在周朝自身拥有较强实力的基础上的。随着西周王朝的衰落，尤其是“平王东迁”王室自顾不暇，“命卿制度”逐渐成为摆设，而诸监的地盘和人口很可能在没有中央朝廷做靠山的动荡中被周边的诸侯吞并，最终使这些制度变成史料里的只言片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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