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揖别，旧业重操。在一次昆明召开的学会上，吴组湘先生曾经作过很精彩的发言，其中谈到中国古典诗歌时，有这样记忆犹新的两句话：“我很想编一本唐诗选本，但总觉得不能超过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吴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前辈，他这话自是谦逊之词，却也使我灵机为之一动。
这时大约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界正面临书荒局面，万千读者的渴望精神食粮正像嗷嗷待哺的劫后饥民。但另一方面，虽天醉已醒，而风声鹤唳，余悸在心，所以出的书也力求平稳光滑，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恰好顶得上这个差使，于是我便向同去的陈落同志提出，他一听，便说：“哦！这倒可以考虑。”第二天，我在走道上碰到吴先生，又问他：“您说的那本《唐诗三百首》，我们想用白话文来注释出版，您觉得怎样？”吴先生立即回答四个字：“很有必要！”说罢，大家就走开了。 我们所以考虑《唐诗三百首》还有这样一点贪省事心理：由于书是现成的选本，就可以省掉挑选之劳，只要加上注释和题解就行，就此书选目来说，自然有些取舍上的偏差，例如李贺的作品就没有，也许因为这一选本是启蒙性的，主要对象是旧时的少年儿童，李贺诗却艰涩难懂，但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遣怀》，有什么必要让少年儿童赏览呢？但这是乾隆时代蘅塘退士的事，反正与我无关。 
清代进士孙洙（蘅塘退士）考试卷（来源：kongfz.com） 回到上海不久，随即着手加工。首先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蘅塘退士生平，应当让读者知道些。我只知道他的原姓名为孙洙，其他便不甚了了。《中国人名大辞典》就没有收录，新版的《辞海》中收了，但很简单。论理孙洙是够不上登《辞海》的，《辞海》所以收录，还是爱屋及乌，纯然为了《唐诗三百首》影响很大的缘故。后来多亏道静兄的力量，才抄来了《梁溪诗钞》和《名儒言行录》中有关孙洙的简史。我又问道静兄，最早的《唐诗三百首》木刻本是那一年代？他说已经无法查究了。两年前在大场仓库的被抄图书中检得了两本木刻本，都是晚清年间的，要是在解放前的书坊中见到，一定不屑一顾，这时却有另一种爱惜之情。现在对孙氏还有两点遗憾：一是我曾见到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却未作附录收入，二是对《三百首》中论唐诗的观点，只说其短处而未说其长处。 开始加工时，我白天还在出版社审阅稿件，所以加工的文字多半在晚上撰写，后来因为要赶发稿，才去半天。也因为时间有限，顾此失彼，在初版本上就有许多错误，姑举两个突出的例子，一是在李白小传上曾说“郭子仪在行伍时，李白就替他开脱过罪责。”一是在韩愈小传中曾说“身为京兆尹而与途人贾岛论诗于马上”。这两件事都不可靠，前者只要多化些功夫，翻一翻王琦《李太白全集》附录中的材料即不至致误，后者即指“推敲”的故事，原是一个熟典，如果作为传说，也并非不可用，例如新版《辞源》中便加上“相传”两字，但我却作为韩愈生平真实的事迹来叙述，《新唐书·贾岛传》仅说贾岛途遇京兆尹而未明言这个京兆尹就是韩愈，且与韩、贾订交的事实不合，近人也已有辨正。当然，这主要还是由于自己读书不多，砚田贫瘠，不能一古脑儿往时间身上推脱。
如前所说，这本书的加工是在曾惊秋肃之后，所以执笔时还是有些瞻前顾后、欲说还休的拘忌。有一位朋友看了书中的唐玄宗小传，便说写得太简单平庸。这意见是对的。我在写小传时，原想加这样几句话：早期雄才大略，奠定开元盛局，晚年宠信杨贵妃①、杨国忠、李林甫等导致国政败坏，两京沦陷。这些话虽还平允，却不新鲜，前人对玄宗的评价大抵如此，即史家所谓“天宝夺明”，宋人郑獬《明皇》中的“十年傲尧舜，一笑破乾坤”①两句，就很为人传诵，可是踌躇之余，觉得还是不写为宜，似也可看作“得失寸心知”的别解。 尽管这样，我在为此书加工时的轻松自在的心情，却是未曾有过，最显著的便是对李白和杜甫的论评。 李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星。一个是天马行空，一个是苍松拔地，对他们的褒贬，原是学术上的仁智之见，例如西昆派杨亿就讥杜甫为“村夫子”，这话并不是毫无道理，杜诗中确有些庸俗的作品，但如果就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衡量，就杜甫本人的品格来说，假使公道尚在人心，答案不难分明。 当我把《三百首》中杜甫作品加工完毕后，一个几经万方之难，笔染民间涕泪，晚余多病之身的地地道道的儒家诗人杜甫，仿佛便站在月影星光之下。我在《古柏行》的“说明”中说：“蜀江水碧，丞相之树常青。伟大的诗人歌颂了应当歌诵的伟大的政治家(指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杜甫确实无负他这枝如椽之笔”。蜀汉的偏安蜀中，唐室的频遭颠荡，这些时代的特点使杜甫笔下的古柏形象具有化身性的性格，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条都象征着历史的先后承续，结合成我们民族的坚实的整体。对于“伟大”这一词眼，我在写各家小传时，原是有所控制，防止泛滥，但用在杜甫身上，自问还心安理得。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选，金性尧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从前读袁宏道致张友于(献翼)书，对那些模拟复古的文风说过两句很警辟的话：“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这也就是混话，无论评论风花雪月也好，柴米油盐也好，生老病死也好，无所往而不适，结果却是四大皆空，等于不说。我在写“说明”时，很想减少这一类混话，这次重新检阅，还是很多，可见混话之不容易避免。 注释方面，每一次重印时，总是有些错误需要改正，如张祜《题金陵渡》的“两三星火是瓜州”句，旧版中曾引赵璘《因话录》，“谓李勉至金陵屡赞招隐寺”云云，实是错了，李勉应作李约，即李勉的儿子，新版《辞海》、《辞源》皆沿《因话录》之误而作李勉。这一错误，直到最近一版才改正，真是求不全之知，改不尽之错。同时，每改一次，也对购买旧版的读者感到一种内疚。 在《唐诗三百首新注》出版四年后，又编选了《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无”永远不能产生“有”。宋诗是在唐诗基础上产生的。没有唐诗，宋诗得不到可以继承的遗产；没有宋诗，这笔遗产也得不到能够利用发展的继承人。没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的努力，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的创作上的成就，就象一株根深枝挺却结不出果子的桃树。唐宋是两个时代，诗歌是两种风格，却又是成就于一个民族之手。 就唐宋诗的比较而言，宋诗在总体上确不及唐诗，但宋诗也有它自己的特色，例如题材范围的扩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诗，又如“议论化”固然是宋诗的缺点，但说理细密处却胜过了唐人。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过分强调，诗毕竟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它与散文是两个对立的体裁，我们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就因正气有余而诗味不足。其次，靖康之变也与安史之乱不同，后者只能说是叛逆，还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杜甫等人虽饱经流离，骨肉分散，但他生前还是亲自看到唐室的中兴。陆游曾经在梦中跟随皇帝亲征西凉，但到临死时，只能留下“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沉痛遗恨，因而陆游等人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悲剧的惨痛情绪，也无法在唐诗中找到。 陆游纪念馆的陆游雕塑（来源：naic.org.cn）
在着手编选《宋诗三百首》时，却有这样几点顾虑：一，《唐诗三百首》的篇目是现成的，《宋诗三百首》却必须自己挑选。二，唐诗还有一部《全唐诗》，宋诗的数量比唐诗多出两倍，却没有一部“全宋诗”，《宋诗钞》等所收的数量极其有限。三，前人对唐宋诗人的评论和记事的资料，唐多于宋；对宋代第一流作家的生平和成就，心里多少有些谱，二流三流的却所知有限。四，《唐诗三百首》是按体裁编排的，《宋诗三百首》要不要仿效？ 但工作既已着手，也只得做去，有些困难，只有在摸索中克服。这次把《宋诗三百首》重新检阅后，感想很多，这里只能略举数例。 选材方面，选包拯的《书端州郡斋题壁》只是为了以人存诗，今天看来，并非上策，诗只能在诗的自己领域里去选取。纪昀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中评方回之选胡铨的《和和靖八梅》说：“此欲攀附正人，故曲存其诗。其实选诗只论诗，不得以其人可重而迁就其诗，致后来误效”。②这意见很中肯，也适用于包拯此诗，虽然包拯还是规规矩矩按照诗的格律来做，不因太守之尊而胡乱拼凑。 《炉边诗话》（金性尧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来源：douban.com）注释方面，尽可能找到全集来翻阅，大家如苏轼、陆游等自然不可能全看，二流三流的作家，由于自己对他们生疏，就得多看看，不能光靠第二手的选本。如某些作家诗中的王侍郎、吕道人、某某山、某某桥，单看这些作家的几首诗，就无法知道其生平和地点，只能以“不详”、“待考”了之，看了他们的集子，碰得巧的话，在另外几首中或许会得到线索。在初版中，曾有两处注上“不详”，一是惠洪《汪履道家观所蓄烟雨芦雁图》的汪履道，一是无名氏《题壁》中的白塔桥。在二版中，白塔桥的地点已经补上了，汪履道的生平，翻阅了好几种宋人传记索引，仍然查不到。 编排方面，不再按体裁而以作家为单位，一是各体集中后，容易看到某一诗人的作品概貌。二是读者查阅起来方便，有些读者，只记得某些作家的名篇题目，却记不得是古风还是律绝。三是如果今后要编一本《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就无法分古诗与律绝，还是要以作家来分排。从汉魏到清代，本可以编一套“三百首丛书”，即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共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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