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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金人的铁蹄踏破了宋人的酣梦，史称“靖康之变”。神州陆沉、山河破碎的惨痛现实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也同样震动了宋代词坛。一时间，富于民族思想的词人莫不慷慨激昂，借词章抒发收复失地之壮志雄心。而南宋统治者采取投降政策，偏安江南一隅，令志士仁人满腹忠愤无所宣泄，也只能托兴声律，长歌当哭，一泄抑塞不平、郁勃苍凉之气。自南渡以迄宋亡，爱国悲国的歌唱成为时代的强音，延绵不绝。如果说南渡之前抒情之词抒发的是词人主体情感的话，那么这种情感体验是以个体为主的。较多的是反映个体的生存境况。虽然其中也有不少深层感受超越了自身，但毕竟大多是从个体意识出发的。然而南渡及南渡以后的慷慨悲歌，词人则由对自身的关心和注意转向对国家人民的关注，并形成当时词人的一种群体意识。 山河破碎绘图 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写道：“有宋一代词，事之大者，无如南渡及崖山之覆。当时遗民孽子，身丁种族宗社之痛，辞愈隐而志愈哀，实处唐诗人未遘之境。酒边花间之作，至此激为西台朱鸟之音，洵天水一朝文学之异彩矣。”在这些爱国悲国的词中，抒情主人公运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大致相同的家国之恨、故国之恋和立志恢复之气节，因此称之为“群我”形象。一、群我心声。靖康之难前后的半个世纪（1111—1160），人称南渡时期，这是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也是爱国词高涨的准备时期。南渡时期的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叶梦得、向子諲、张元干、朱敦儒、李纲、赵鼎、周紫芝、陈与义、王以宁等。宋室南渡前，除李清照、朱敦儒外，大都担任朝廷官职，南渡后均流落江南有的仍继续供职朝廷或为地方州使。 南宋词人张元千纪念馆 随着命运的转变，他们的作品在抒情形象上，前后期也有很大变化。南渡前的作品是个性化的，如李清照词中是缠绵情爱的大家闺秀，朱敦儒词中是纵情山水的狂放之士，张元干也有许多代言之作，但靖康之难惊醒了词人的繁华美梦，面对山河破碎、故乡沦陷，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爱国情感喷发，历史使命感升腾。因此，充满民族患意识、国家生存危机感的爱国者形象成为这一时期词作抒情形象的主流。这类“群我”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整顿乾坤都了：对破碎山河的锐意恢复之志。以李纲、张元干为代表的词人作品中充满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形象。李纲《苏武令》写道：“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张元干更慷慨高歌，《过白彪访沈次律有感十六韵》：“忠义等筹略，始终誓复仇，志愿久已确。”《陇头泉》：“整顿乾坤，廓清宇宙，男儿此志会须伸。”《石州慢》：“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 张元干故居 他的两首《贺新郎》（“曳杖危楼去”、“梦绕神州路”）更是悲愤激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云：“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它们既是张元干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爱国词的代表作，甚至早年吟风弄月的向子諲也说“疲兵敢犯犬羊锋”，早年潇洒轻狂的朱敦儒也有“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苏武慢》）的志气。第二，奇谋报国怜无用：对投降政策的悲愤难平之气。当时朝廷对金作战有一种强烈的怯懦畏惧心理，如朱熹所说：“当时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儒，为苟岁月计”。因此，爱国的文人志士壮志难酬，请缨无路，内心充满了苦痛。“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有代表作《水调歌头》上片云：“兵气暗楚，江汉久凄凉。当年俊杰安在，酌酒酹严光。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归去谢宾友，客路饱风霜。” 天涯路 词有小序，云：“过桐江，严，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宫祠，有终焉之志。”词里流荡着郁勃不平之意，激愤慷慨之情。“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从这三句词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词人关注的是现实，他为南宋因权奸误国呈危机情势而痛心疾首，无奈之际只能仰问苍天了，写得何其悲怆。又如赵鼎的《满江红》下片云：“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直抒忧患之胸臆，肠断头白，搔首兴叹，皆因家国之恨，借酒浇愁，乃酒有尽而愁无穷矣！只有挽取滔滔长江水入酒杯，才能稍减心中之郁闷。此激昂怨慕之言，至今读之犹慷慨不已。再看布衣词人朱敦儒《苏幕遮》云：“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水龙吟》云：“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水龙吟意境 真是道尽南渡词人之心声。还有王以宁《渔家傲》愤怒揭露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往事闲思人共怕。十年塞上烟尘亚。百万铁衣驰铁马。都弄罢，八风断送归莲社。”李弥逊《水调歌头》指斥他们对主战派李纲的排挤打击：“昂霄气概，古来无地可容才。……有意谢轩冕，无计避嫌猜。”都能切中要害。第三，故国目断伤心切：对故国的缅怀之情。一场靖康之难把生活于北宋末年的人的生命断为两截，一半留在北宋，一半留在南宋。故国之恋，成了南渡词人共同的主题和情感寄托。这样的故国之恋因为同对旧我生活的眷恋深刻联系在一起，而显得更加真切动人。即使是被薛砺若在《宋词通论》中称为“颓废的诗人”者也有一定数量家园之恨的作品，如向子諲，早年之作多花间月下，如《满江红》：“老我来，懒更作渊明闲情赋。” 缅怀之意境 《蓦山溪》:“挂冠神武，来做烟波主。南渡以后之作多有故土之思。”如伤悼徽钦二帝之北狩的《阮郎归》:“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还有充溢着国破家亡悲情的《秦楼月》:“芳菲歇。故园目断伤心切。伤心切。无边烟水，无穷山色。可堪更近乾龙节。眼中泪尽空啼血。空啼血。子规声外，晓风残月。”布衣词人朱敦儒早年个性疏狂放浪，过着“诗万首，酒千觞”的风流浪子生活，可是靖康之难的战火也把他卷入漂泊的难民潮中，主人公由“几曾着眼看侯王”的“清都山水郎”（《鹧鸪天》）变成了“飘零到此”的“天涯倦客”，词风由潇洒飘逸变为凄苦忧愤，有《风流子》云：“有客愁如海、江山异，举目暗觉伤神，空想故园池阁，卷地烟尘。” 愁如海的词意境 李清照虽然坚持“词别是一家”，不会用诗的手法去作词，但前后词风亦有明显变化，前期的抒情主人公是带着甜蜜的哀愁的闺中少妇，后期的抒情主人公则已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老妇。故国的哀伤投影在一个不惯南方生活的“北人”身上，平常的细节令人心惊，如《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芭蕉树绘图 《永遇乐》：“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燃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些词表明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系念已经沦陷的故园和遭受少数民族统治者蹂躏的中原父老。由于时代的感召，这一时期的词人们血沸腾，不可抑止地要表达自己满腔的爱国热，他们无暇在艺术上进行精雕细刻，因此这时期的词作在艺术表现方面难免粗疏，有些词甚至带有政治口号化的缺陷，但它的主流精神无疑开启了下一个词的高峰时期的到来。南宋中期，一些爱国词人把词作为言志的载体，把笔杆子变成了枪杆子。代表人物有张孝祥、韩元吉、陆游、王质、辛弃疾、陈亮、范成大、刘过等，形成了一个广大的爱国词人群，因为爱国词人群中以辛弃疾最为杰出，所以又称为“辛派词人”叶适在《书龙川集后》曾言：“（陈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 北宋词人辛弃疾绘图 深知其师的辛弃疾门生范开在《稼轩词序》中也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确实，辛派词人在文学观念上发生很大转变，把词作为抒发怀抱的一个载体，由言情转为言志，变儿女之情为风云之气，由音乐文学变为纯粹的抒情文学。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后代人，读到这些俯仰激昂悲怆低徊的爱国词，都会被其中展现的怀抱和情志所感动。朱熹曾言：“右紫微舍人张伯和自书其父之诗词以见属者。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南宋晚期被词论家们称为风雅派词人的作者，他们结社唱和，以前常被批评为只着眼于个人的离愁别恨其实他们也同样不乏有麦秀黍离之悲的作品，他们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同样是时代形势的折射。 伤感情绪意境 他们虽无慷慨陈词，但家国兴亡之感还是流露在作品中的，如姜菱的名篇《扬州慢》（淮左名都）、《凄凉犯》（绿杨巷陌秋风起）、《惜红衣》）（簟枕邀凉）、史达祖的《满江红》（缓西风）、《齐天乐》（西风来劝凉云去）。高观国与史达祖唱和的有关词作中，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如《雨中花》（拂西风）吴文英则写了不少悲今悼昔之作，曲折地寄寓了词人对国事的关怀，如《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高阳台》（帆落回潮）等。而王沂孙周密、蒋捷、张炎等人，由宋入元，身经家国巨变内心压抑的爱国之情、黍离之悲或直接表达，或曲折地寓托在寄答、写景、咏物等题材的作品内。如王沂孙的《齐天乐·蝉》、《眉妩新月》，周密的《一红·登蓬莱阁有感》、《三妹媚·送圣与还越》，蒋捷的《女冠子元夕》、《贺新郎·吴江》，张炎的《解连环·孤雁》、《凄凉犯北游道中寄怀》等等。这些作品都是痛悼南宋灭亡大合唱中不绝如缕的和声。
忧患的意境 张预在《重刻山中白云词跋》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西湖故多沉忧善歌之士。自南渡之际，故家遗老，怆怀禾黍，山残水剩之感，风惕月伤之思，流连纡郁，忍俊不禁，往往托兴声律，借抒襟抱。其尤工者，比物俪华，言促意长，后人之推尚其作，至比于草堂诗史，谓兴亡之迹，于是乎系焉。此话意谓南渡词人面对破碎山河、愁苦风月的审美客体，内心引发的黍离麦秀之悲和抑郁痛苦之情，通过词这一种文学样式真切鲜明地宣泄出来；这种主客体的高度融合，深切地打动了读者，后人读之，也不免深有兴亡之感，如同安史之乱后阅读杜诗一样。
愁苦风月的审美意境 南宋灭亡前后，词人们以自己的微薄之声发出最后的呼号。刘克庄的《贺新郎》（北望神州路）中，评时政，斥权贵，壮语足以立儒。刘辰翁的《贺新凉》（一勺湖水）、《柳梢青》（铁马蒙毡）等，或悲慨淋漓，或沉郁苍凉，表达了对国土沦亡的深切伤痛，充满着刘氏特有的深情苦调。他读李清照的《永遇乐》为之涕下，并以李清照的口吻和原词的声韵重填此词，说自己比李清照所作“悲苦过之”。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于宗邦沦陷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忧，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文天祥的《江月》（乾坤能大）壮词悲语交织，结句中表示，即使以身殉国，魂魄也会变成杜鹃飞回南方，为宋亡泣血哀啼，真可谓肝胆照人，激越苍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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