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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丨欲把西湖比西子

 昵称45109175 2020-01-19


印象中的西湖,永远是苏轼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写于熙宁六年(1073)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几乎使后来咏西湖者搁笔。

“西子”即西施,春秋时有名的美女。书中多有描述西施无论素颜,还是浓妆艳抹,都一样的美丽。苏轼巧妙地把西湖之美比喻成“西子”,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他是第一个以绝色美人喻西湖的诗人,自从这首诗诞生,再无人能超越。对于苏轼这一出色的比喻,南宋诗人武衍曾这样赞道:“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清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云:“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甚至被宋人称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以至于使“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

如今,每年来西湖的游人如织,无不是为着一睹苏轼笔下的“西子湖”而来

某种意义上讲,苏轼与西湖,是一种诗意的存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曾创作诗篇三百余首,其中有不少诗因西湖有感而发,可见苏轼对西湖有多喜爱。

也许,正因为独爱西湖,才使他与杭州和西湖之间,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次被派遣到杭州任职,此距他第一次熙宁四年(1071)到杭州,已相隔二十年。虽阔别多年,但他始终未忘记西湖,这次到任后,他大兴水利建设,整治西湖淤塞,消除水患。

在苏轼的带领下,从西湖挖出的淤泥和杂草,被筑成一条跨越西湖南北的长堤,还在堤上修了六座桥和九座亭子,他又让人们在河堤两岸种了花草树木,这样不仅可以让北山与南屏的人往来方便,还使西湖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苏轼以诚挚的热爱敬献于杭州,同时得到了杭州人民深切的爱戴,为了纪念他,人们就把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堤”,也就是今天西湖十大美景之一——“苏堤春晓”。

西湖与诗人之间,仿佛有着某种渊源。早在唐朝时期,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时,也曾对西湖的淤塞进行过治理,后来人们为了感谢他为百姓造福,将原本的白沙堤更名为今日的“白堤”纪念白居易。


苏轼与白居易,虽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气质,那便是他们都钟爱自然山水,都拥有一份博大胸怀。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跨时空也能达成共识,为杭州人民做了同一件好事。

两人不仅心灵默契,人生经历也有几分相似,政绩和思想情趣,以及诗的创作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苏轼和白居易都是因文采出众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同时又都是栽在自己出众的文采上,尤其苏轼的“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一起有名的文字案,还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营救。湖州、杭州的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连续数月为苏轼作解厄道场,乞求神灵保佑他平安;弟弟苏澈上书宋神宗,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宰相吴允劝谏神宗追随圣贤遗风,不应以言论定罪;连对立派王安石、章惇都纷纷为他求情。幸得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的庇护,苏轼才平安出狱,后被贬谪黄州。


苏、白两人仕途不顺,都是吃亏在正直的秉性上,他们遇到不公正的事不平则鸣,面对当局从不趋炎附势,所以总遭小人诬陷,皇帝对这样的人才也是又爱又恨,欲罢不能。
白居易的人生还算乐观,晚年休官洛阳与僧人结香,清心寡欲过了二十余年“穷则独善其身”的生活,最终长眠于香山。

而苏轼则就没有那么幸运,他晚年最向往能像白居易一样,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过自己隐居的生活。可惜比起白居易,苏轼不仅前半生仕途坎坷,后半生也没有摆脱仕途曲折,生活一直处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终其一生,都未能如愿隐去。

苏轼的仕官生涯中,要么被重用,要么被贬谪或流放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可谓是大起大落。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走遍大江南北,能够更多地与大自然接触,领略自然界异彩纷呈的奇异风光。沿途的风物、景色,尽收于他的笔下。在苏轼的诗词中,曾出现过无数个地名,不同风采的山山水水,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迹。


某种意义上,苏轼是一个落魄的诗人,有着辉煌的过去,也经历过穷困潦倒。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无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始终保持一颗初心。


就物质生活而言,苏轼过得非常清苦,但就精神生活讲,苏轼过得悠然自得。这一点,从他的诗词中便可以看到,“嗟我五亩田,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字蓺。”“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这写的是苏轼在黄州的农耕生活,自经历过“乌台诗案”的痛楚后,苏轼很久不再写作,再次动笔,写的都是柴米油盐。

这时的他,其实生活尤其困苦,由于刚到黄州,又囊中羞涩,连饥饱都成问题。即使在这般窘迫的环境下,他的诗作也是充满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也就是在黄州,苏轼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苏东坡,此名来源于他讨来的那一块荒地,位于黄州城东面,故取名“东坡”。由此,苏轼从一个“平生未尝作活计”的官吏变成了“脱冠还作扶梨叟”耕田种地的农夫。


苏轼在黄州一共度过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他的生活全然变成了庄稼人的日常,日子虽然凄苦,但他对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非常满足。这种自给自足的快乐,是千金难买,是仕官生活永远无法拥有的。

自种地以来,他发现不少农事中的乐趣,尤其辛苦种下的农田到了该收成的季节,看着满地成熟的庄稼,他终于了解了农民的喜悦,也真正地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在这段时光里,苏轼的作品大多写的农事诗,细碎间饱含着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感,太多的难言之隐,唯有诉诸笔端。

也许,在外人看来“乌台诗案”给苏轼带来一场灾难,而在他自己看来却是因祸得福,他在“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的乐趣中,寻得了心灵的安定与平和。种地虽然苦和累,但心是快乐的,身体疲乏,精神自由。这样的日子,无需蝇营狗苟,苟且偷生。他甚至觉得,人生,若是能回归田园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的归宿。


然而,命运总是难以预料,苏轼的好日子才刚开始,一道圣旨便又召他回京。虽不舍离开刚刚建立的家园,但那颗燃烧的赤子之心,还是促使他奉旨还朝了。

期间,他又被调到登州等地,几经辗转,再次来到杭州,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说元祐四年(1089)。此时的苏轼,已是两鬓风霜,经历了太多浮浮沉沉。这次在杭州,他不谈风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做事上,疏浚西湖,建堤桥,整治太湖泛滥。

苏轼自做官以来,从未在一个地方住过五年以上,却机缘巧合两次任职杭州,或许这便是他与杭州的缘分。他曾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可见苏轼对杭州的喜欢。


白居易曾写下“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然对苏轼来说,何尝不是呢。他甚至愿意长眠于此,“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足以说明他对杭州的热爱。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最爱的城市,那么,西湖便是苏轼的挚爱。

从最初邂逅西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到如今美名远扬的“西子湖”,苏轼与杭州和西湖,早已不是彼时的初识,而是此时的久别重逢。半生渴求隐居山林,终未能隐去,西湖赋予了苏轼短暂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惬意时光,也算是得到了上天眷顾。


繁华万千,终将抵不住似水流年,如今,我们唯有在苏轼的诗词中,去体味他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放旷豁达,“似花还似非花”的温柔婉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忧伤情怀,“惆怅东栏一株雪”的几多愁绪,“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奔放豪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洒脱。

正如林语堂所说:“苏东波已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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