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朋友曾问：上海有许多比较长的“多段式”马路，一般都将方位词置于路名后，如“四川北路、四川中路、“”四川南路”、“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但为什么又有像‘’东大名路、东长治路、东余杭路、东汉阳路、东江湾路、西江湾路‘’那样将方位词置于路名前面的马路？为什么不统一？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和历史渊源？而且早在租界时期，四川北路曾称北四川路，相应的还有北浙江路、北福建路、北山西路、北江西路、东宁海路……但为什么后来这些马路都将方位词置后，而东大名路（原东百老汇路）、东长治路（原东熙华德路）、西江湾路、东体育会路……却依然如故，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马路名也是历史，凡此种种正好说明上海马路历史的悠久多变曲折复杂。 上海原先是没有“马路”的，老城厢里的道路大都是以街巷相称，而且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开埠之后，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步伐，许多河道被填成路，由于时间上有先后，再加上有先后有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华界等当局存在，所以马路建设，包括命名先是各自为政，后来才有相对的一些规范或原则。 1845年英租界最先建立，随后1848年美租界建立，1849年法租界建立。刚开始时租界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市政建设领导机构，租界内的路名也没有统一的取名原则，因此这些路名大都以附近的建筑物或重要机构、外国人名作为路名，所以就有“花园弄”（今南京东路）“教堂街”（今江西中路）、“海关路”（今汉口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棠路（今余庆路）……等五花八门的马路名。1863年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公共租界正式成立，由于是多国共有的租界，为避免在马路取名时引起纠纷，就决定了一个以中国行政地名作为路名的准则，原则上确定以中国的省名作为南北纵向马路的名称，以中国省以下的地名作为东西马路的名，如：由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向西的纵向马路是：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由苏州河向南的横向马路是：苏州路、香港路、厦门路、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使用的中国地名主要是英美势力所及的长江流域地名。 同时将苏州河北岸与纵向马路对应的马路统统置以“方位词“，如原美租界与四川路桥相连的马路命名为北四川路。而其他类似的马路则也同样冠以方位词，如北浙江路、北山西路、北福建路……等等。但是到了1945年中国当局收回租界之后，一些以外国人名和地名的马路名就不合时宜了，同时一些马路的路况也发生了变化。如北四川路、四川路的长度早已不是原来的长度了，而且与四川路相连的天主堂街再叫天主堂街会让人产生方位上的混乱和误解。所以就将四川路分成北路、中路、南路。如此北四川路改名为四川北路，四川路改名为四川中路，天主堂街改名为四川南路。因为它原本就是三条马路，所以门牌号都是各自排序的。其实，北四川路与四川北路或南四川路与四川南路都还是差不多的意思，我认为改不改问题不大。问题是把四川中路叫成中四川路，就会有歧义，因为什么是“中”？是“中部”还是“中间”还是“中国”？所以也许是为了“准确表述，相对统一”，凡是分成三段的马路，都将方位词置后，即ⅩⅩ北路、ⅩⅩ中路、ⅩⅩ南路、ⅩⅩ东路、XX中路、XX西路（如西藏北路、西藏中路、西藏南路、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而一些只有东路或西路，但没有“中路”的马路就保持方位词置前的原名，（如汉阳路、东汉阳路、余航路、东余航路、大名路、东大名路……沿袭了原租界时期以虹口巷区分的原则），毕竟改马路名还是要付出相应“成本”的，最起码短期内会造成人们认知困难，所以能不改则不改。但是也有例外，如有北京西路、北京东路，却没有北京中路；有山西北路、山西南路，也没有山西中路……安庆路没有安庆西路，但是有安庆路和安庆东路之分，且安庆东路 与安庆路隔了一条河南北路，很短。横浜路也有三段，却分成“西横浜路、横浜路、东横浜路”。
我想，凡事都有例外，因为事在人为，难免就会发生遗漏疏忽甚至错误。上海的马路历史长，经历的管理机构太多、太杂。它不是规划好以后再建筑的，而是边规划边建设，变化快变化多。往往此一时彼一时，一些规范或原则只能是相对适用，这就为我们留下许多说不尽的话题。
如果硬要从中找出什么“原则或规律“，我发现凡是有“中路”的马路，它的前后马路方位词都是置后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