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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钱理群: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

2020-01-20  茂林之家

作者 |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 | 《文化纵横》

近日,钱理群先生接受《文化纵横》杂志的采访,对乡村建设、青年成长、社会风气等问题,钱老谈了最新的观察和思考,一如既往的充满激情。

北大教授钱理群: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

访谈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而自“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以来,乡村建设似乎越来越“主流化”。很多人摇身一变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改善了乡村的现状是颇为可疑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钱理群:在最近的文章和演讲中,我已经提到要开始认识这一变化。晏阳初当时也讲,参与“乡村建设”的人多了是个好事,但太多之后就可能会变质。今天的“乡村建设”面临的也是这一状况。

在中国做乡村建设的确不容易,但是对此也不必太悲观。面对今天这个局面,我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还要再在体制中沉潜十年。

在中国做“乡村建设”需要两种精神:其一是韧性,不能想着一下解决总问题,必须认识到乡村建设是长期的事情;其二是智慧,就是要善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寻找和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隙。

我还注意到,乡村建设进行了这么多年,其中有发展也有变化。早期的乡村建设,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参与去改变农村。但后来你们的这些新的探索—如创办市民农园,开展让市民包地、种地参与农业生产等活动—实际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的特点。

如今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以年青一代在寻找新的精神追求。我觉得乡建活动受到年青一代的欢迎,就与此有关。

访谈人:进入21世纪后,“志愿者群体”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关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这些乡建先贤的实践和思想,可以为今天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怎样的资源和精神给养?

钱理群:“志愿者文化”是我在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个概念。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它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自哪里?当时大家认为主要是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一些资源,而我想要寻找本土的思想资源。

最初,我在“西部阳光行动”做过一个演讲,讲鲁迅的思想资源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后来我觉得不够,在鲁迅之外还要寻找其他思想资源,这样就想到了晏阳初当年的乡村建设这一派的理论和实践。

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是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要建设好中国,必须从农业、农村入手。

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思潮,但有不同派别:一派可以称为“农业技术派”,这一派认为重要任务在于发展现代农业;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毛泽东是“革命派”……但他们都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实际上乡村建设和中国革命是有内在联系的。

我觉得这是近现代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关心乡村建设的人,仍然保留了这一判断——即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能离开乡村,不能完全简单地走西方工业化道路。

此外,我之所以开始关注“志愿者文化”,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建设社会呢?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有庞大的乡绅阶层,有乡村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间社会—政府的管制力不像现在一样一直渗透到最基层。

我们今天所做的乡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但是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也不能完全走由乡绅来管农村的老路,还得发动普通农民来参加,由此构成乡贤和乡民共同构建的民间社会。

这就涉及另外两个大问题。我之所以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存在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来自鲁迅,也就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和思想启蒙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没有社会组织: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有国家体制,有商业市场主体,但是没有“社会”,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所以我参加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都是为了思想启蒙和发展社会组织这两个目标。并且,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是通过渐进、和平的方式,去应对以上两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访谈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借助乡建、支农等途径来培养青年,您对此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钱理群:应该注意的是,我提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实十几年前就有批评,很多人认为“80后”不行。

我当时就有发言,说历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有不满,但最后下一代人都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都接了班。所以着急干吗?用不着发愁。你看你们这些“80后”不也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骨干吗?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年青一代,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益的自觉性,相比我们这一代人这是很大的进步。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为己,要求有些太高了。

现在的一代人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他自己的物质享受,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中还是需要肯定的。

但问题在哪里?不仅是年青一代,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了精神追求后,人要活着怎么办呢?就只能靠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维护个人利益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成了利己主义。

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眼中没有他人,我自己快乐就好,不快乐就不好。个人利益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

我最近有一个讲话,也是我的忧虑,就在讲当下的国民性问题。

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

如果年轻人整体上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尺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事有利我就做,什么事不利我就躲避。现在的体制也鼓励这种形式逻辑,听我的就有利益,不听我的就没利益。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构成了最大的民族困境。

每个人都是两面派,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孩子和家长说话,和他自己在群体里说话,和老师说话,都不一样,而且还是高度自觉,做得还非常娴熟。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人不能完全没有精神追求。现在人的精神追求,一是个人利益,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形态,也是不利的。

现有的困难就在这里,做乡建的挑战也来自这里。趋利避害、本能生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乡村建设是少数人的选择。

你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利益在这里,困惑也在这里——因为是少数人的选择,你就始终是孤独的。我始终能感觉到,做这些事,孤独就是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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