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有美亭 |
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梅挚离开京城至杭州任知州，时宋仁宗作诗《赐梅挚知杭州》，其中第一句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挚至杭后遂在吴山建造“有美堂”以揽湖山之胜，并请欧阳修写一篇文章纪念。欧阳修遂作《有美堂记》以赠。今有美堂无存，后人在故迹之处建有一亭，即为“有美亭”，六柱单檐，绿树成荫。亭有一组楹联，云：“山峰高下抽青笋，江水东西卧白云”，看来此联主要描述自然意象，与典故本身关系不大。《有美堂记》虽为欧阳修应酬之文，却依然可算名篇传世。文中所谈杭州“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并认为杭州已经取代南京成为东南独秀，算是对杭州予以相当程度的肯定。有意思的是，此文是欧阳修唯一一篇与杭州有关的文章，但欧阳修本人却从来没有到过杭州。值得后人品味与思考的一个现象是，《有美堂记》表面上盛赞杭州，但欧阳修一方面在文中提到此文缘由“予乃为之言曰”，非常直接地说此文只是场面应付，也暗含欧阳修本人对于梅挚这种奉迎皇帝的行为的一种鄙视以及不愿意与之同流的立场；另一方面欧阳修在文中部分语句中含蓄地批评杭州城市风格趋向奢靡与流俗，如“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而且文末又提“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听起来不像是赞美倒像是讽刺。 可见，至少在北宋时，以欧阳修为领袖的文人阶层其实对于杭州的城市定位是有看法的，这也从当时文豪中唯有苏轼与杭州关系较深而其余人等皆并不向往此地可以看出端倪，而苏轼也只是因为来杭作官，且其为人大雅大俗。至于五代之前，杭州更是一个文化边缘地带，虽有白居易留下美名，但白居易曾有“晚节不保”的争议，其价值观和人品一直受一些人的诟病；五代钱氏，虽将杭州与西湖治理一新并吸引当时大量文化名流，却因为其家庭为武将出身因此无法在根本上完全改变杭州的整体文化风格，故北宋一代杭州被文人阶层定位为徒有繁华而无内涵的浮夸之城亦在情理之中。然而就在欧阳修去世之后不到五十年，北宋便亡于金人之手，朝庭南渡便偏偏选择了被北宋大家们所不齿的杭州作为行在，这真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命运轮回。而南宋这个朝代的特点，势必会给杭州城市以及整个江南注入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精神内容，而这些内容正是在此之前此方水土所最为匮乏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代之前，杭州只是一方小州，仅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宗教基础可以言说；而五代吴越对杭州的治理，可以说是在这并不甚太牢固的基础上赐予了真正的江、湖、山、城的基本骨骼。但在彼此，杭州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城市，是属于在当时的“现代化”，却也称得上是“文化沙漠”：能够吸引北宋诸位文豪的目光，说明杭州至少在某些方面成就突出，以当代视角回望，便是“经济”与“城市建设”；但诸位文豪的不屑，说明其确实文化内涵单薄。直至北宋亡，大概也只有一个苏轼留下一些亮色，但至少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到南宋后，杭州自然而然成为文化中心，虽然初期人们由于对于国破家亡、朝庭无力的悲愤使得杭州西湖并不受待见（这种思想流传既广且久，直至今日），但是毕竟在空间上这种被动的结合却是事实。而南宋朝庭和抗金力量的悲情色彩，更是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东西，这大概才能算是江南风格的真正血肉和江南气质趋于成熟的关键所在；就像是一个曾经衣食无忧富甲一方的少爷，只有待其有朝一日家财尽散、众叛亲离，尝尽人间疾苦之后，方能够重新审视自己而将来才会有脱胎换骨的机会。所以南宋之后，方有“西湖三杰”，方有后来江南人民成为抵抗外侮的中坚力量。如果欧阳修能够生于彼时，大概也会对杭州刮目相看。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美亭有存在能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个故事的由来及其内在意义。虽然此事距今已经有一千年的岁月，杭州和西湖早已经数经起落积淀了十个世纪的人文沧桑，但是一代文豪的批评永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和警示。时至今日，西湖、吴山又进入一个新时代的繁盛，这片湖山如何担当“有美”二字？大概绝不仅仅只是一些亭台楼阁，一些主题公园就可以轻松实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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