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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为甲骨文和金文。 一、甲骨文 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至今出土已有15万片以上。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 河南安阳出土 高32.2cm，宽19.8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局部） 甲骨文，线条以直为主、锐利挺拔，字形结构保留着极强的象形特征。对物象的撷取简明扼要，显示出书刻者观察事物、捕捉形式能力的高超。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著名的有《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等。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正面（局部2） 二、金文 西周文字主要是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旧时因金文多见於钟鼎，故称“钟鼎文”，因铭文常将青铜名曰“吉金”，故又叫“吉金文”。金文的铸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制成范模，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金文刻范和铸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是西周时期秩序井然的礼乐文化的体现。金文'四大国宝'：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毛公鼎。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内壁铭文291字。
大盂鼎 
大盂鼎拓片 
大盂鼎局部 散氏盘，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内底有铭文19行357字。
散氏盘 
散氏盘拓片 
散氏盘局部 虢季子白盘，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盘内铭文8行111字。
西周晚期 《虢季子白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虢季子白盘》拓片
《虢季子白盘》局部 毛公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通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千克。铭文共32行，497字，是目前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最长一篇。
毛公鼎
毛公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三、春秋战国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1、刻石文字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
2、墨迹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 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
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简册：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但竹木简容易腐朽，故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尚未发现。目前，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帛书：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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