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又简称为“正”。中医学所论的“正气”内涵相当广泛而丰富，仅就发病机理而言，正气是指人体的形体结构、精微物质及其产生的机能活动、抗病能力、康复能力，以及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调控能力之总称。在具体应用中又将正气分为阴气（又谓阴精、阴血、阴津、阴液、营阴等）和阳气（又谓卫阳）。致病邪气是无处不在的，只要人体的正气充足，纵然有邪气的存在，也是不能伤人发病的，此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 》）之意。
中医学十分重视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认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而发病（《灵枢·百病始生》）。这就突出了正气的强弱在发病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发病与不发病的内在根据，只有在正气不足，防御能力下降，或者邪气致病能力超过正气的抗御能力时，外邪才会乘虚侵袭而发病，因此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邪气之“中人也，方乘虚时”（《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医学还认识到正气的强弱可以影响发病之后病症的虚实性质、病情发展的趋势与转归。如果平素正气较弱的人，发病之后病证容易向虚证方向发展，而且病情缠绵持久，易于反复；如果平素正气充实之人，发病之后病证容易向实证方向发展，而且病程较短，易于痊愈而不易反复。可见正气的盛衰是发病与不发病的内在根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中医学重视“正气”的原因之所在。
邪气与发病
一、 邪气的内涵和外延
邪气简称为“邪”，又称为“虚邪”、病邪等，是对一切致病因素的统称。《内经》为什么将致病邪气称为“虚邪”呢？“虚邪”概念的发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
“虚邪”一词，《内经》凡23见，均指自然界四时不正之气。但是，邪气何以言“虚”？虚，非《素问·通评虚实论》等篇所言的病机之“虚”，亦非证候之“虚”，是四时不正之气乘人体正气虚弱之时始能伤人致病者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之王冰所注云：“邪乘虚人，是谓虚邪。”
就《内经》而言，“虚邪”概念的形成有其较为复杂的认识背景，其与“虚风”一词密切相关，也可以说，“虚邪”派生于“虚风”。虚风是八风之一，凡与节令所应方位完全相反的风（即反节令气候）皆谓之“虚风”。由于人体阴阳二气的消长变化与四季气候变化节律同步，无论在哪一节令中，如果有与该节令所应方向相反的气候（即风）出现，人体都可能因不适应这种反季节的气候而发病，那么这种反季节的气候（即虚风）便成为邪气，这种邪气即是“虚邪”。这一认识集中体现于《灵枢·九宫八风》篇中。该篇云：“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也。谨候乘风而避之，故圣人曰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内经》作者在此处将“虚风”与“虚邪”作为互词对待，可见，“虚邪”即是“虚风”。
九宫八风示意图
“虚风”相对于“实风”而言。所谓“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如张介宾（《类经·卷二十七》）就认为“月建居子，风从北方来，冬气之正也。月建居卯，风从东方来，春气之正也。月建居午，风从南方来，夏气之正也。月建居酉，风从西方来，秋气之正也。四隅十二建，其气皆然。气得其正者，正气王也，故日实风，所以能生、长、养万物。”
“从其冲后来为虚风”，是指与月建节令的相反方向所来之风。“冲后”指北极辰（即太一）所居的相反方位。“冲者，对冲也。后者，言其来之远，远则气盛也。如太一居子，风从南方来，火反胜也。太一居卯，风从西方来，金胜木也。太一居午，风从北方来，水胜火也。太一居酉，风从东方来，木反胜也。气失其正者，正气不足，故曰虚风，所以能伤人而主杀主害，最当避之。”（《类经·卷二十七》注）。可见，“虚风”即非时之气，也即是反季节气候，因其极易成为伤人致病的邪气，故此处经文上言“虚风”，下谓“虚邪”，均云“避之”，故二者在此处有等价效果。若从源流关系认识，“虚风”属八风范围，是形成“虚邪”概念之源，由于“虚风”较之“实风”更易成为致人于病的邪气，于是将其以“虚邪”名之。
《难经》以降，“虚邪”、“贼邪”之义与《内经》大殊，且“虚邪”与“贼风”两者的内涵亦有严格界定。《难经·五十难》云：“病有虚邪，有实邪，有贼邪，有微邪，有正邪。何以别之？然，从后来者为虚邪，从前来者为实邪，从所不胜来者为贼邪，从所胜来者为微邪，自病者为正邪。何以言之？假令心病，中风得之为虚邪，伤暑得之为正邪，饮食劳倦得之为实邪，伤寒得之为微邪，中湿得之为贼邪。”
越人是据病邪的性质，运用侧于生克乘侮之论论之。“虚邪”，谓母邪袭子，即“从后”所来之邪，徐大椿《难经经释》注曰：“后，谓生我者也。”如风邪袭心，风为木，心属火，木能生火，故风邪伤心为病即为“虚邪”，寒邪伤肝为病，暑邪伤脾为病，湿邪伤肺为病，燥邪伤肾为病等，皆为“虚邪”。“贼邪”，即克我（所不胜）之邪，如风邪侵脾，风属木，脾属土，木为土之所不胜，故风邪伤脾为病即为“贼邪”。可见，《难经》之“虚邪”与“贼邪”是指来源不同，五行属性各异的两类邪气，与《内经》中的“虚邪”、“贼邪”名同义殊不同。正如徐大椿《难经经释》所说，《难经》“袭其名而义自别”。
后世在运用这两个概念时，其涵义又有了延伸，虽然未脱《难经》所用五行生克乘侮之论，但不是针对邪气本身的五行属性，而是根据五脏的五行属性及生克关系，论述五脏间邪气传变规律，认为“虚邪”是从母脏传来之邪，如脾病之邪传肺，那么传子肺的脾病之邪即为“虚邪”，余者类推。“贼邪”，是指所不胜（克我）之脏传来之邪，如肝病之邪不传心而传脾，此时传于脾的肝病之邪即为“贼邪”。余者同理。正如叶霖《难经正义》注曰：“病有虚邪者，如心脏属火，其病邪从肝木传来，木生火则木位居火之后，是生我者，邪挟生气而来，虽进而易退，故曰从后来者是虚邪也。”又说：“病有贼邪者，如心属火，其病邪从肾水传来，水克火，心受克而不能胜，脏气本已相制，而邪气挟其力而来，残削必甚，故曰从所不胜来者贼邪也。”
综上所见，《内经》中“虚邪”概念源于“虚风”而又等价同功，又谓之“贼风”、“贼邪”，四者义同名别，均指四时不正之气，也称为外邪，或外感之邪。两者在《内经》中均指原发之邪。《难经》之“虚邪”、“贼邪”是两类五行属性不同的邪气。后世所言之“虚邪”、“贼邪”，不是终极的原发邪气，而是指五脏病症传变过程中的继发之邪（也可称为病传之邪）。
二、人体发病与感邪的相互关系
首先，发病与感邪轻重有关。一般情况下，感邪轻则发病轻浅，感邪重则发病深重。感邪的轻重还会影响到病位的深浅及兼症的多少，例如“形寒寒饮则伤肺”（《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而致咳嗽病时，“感于寒则受病，微则为咳，甚则为痛、为泄”（《素问·咳论》）。
其次，发病与感邪性质有关。阳邪伤人易生热证、阳证，阴邪伤人则易生寒证、阴证。
再次，发病与感邪性质及邪伤部位有关。不同性质的邪气侵犯部位不同，而人体各部位的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反应都有区别，因此所发生的病证必然是不同的。此即所谓“气（邪气）合而有形，得脏（指所伤的部位）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之意。例如“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腑；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即或同为六淫外邪，也因每种邪气性质的不同伤人不同部位而发病，如“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素问·太阴阳明论》）。所以有“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灵枢·百病始生》）的发病观点及病因分类方法。
最后，所感邪气的性质还与病证的预后、转归有关。阳邪伤人阳分，病位表浅，邪易去，病易愈；阴邪易伤阴分，病位深，邪难去，病难愈。例如痹病，若“风气胜者，其人易已”，而属阴之寒邪或湿邪则易入侵筋骨肌肉或内脏，故有“其人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素问·痹论》）之论。
中医学从唯物观的角度正确地评价了邪气在发病中的作用，虽然认为邪气在发病过程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矛盾次要方面，但在某些情况下，如各种外伤、饮食所伤、疫气流行等，邪气可以从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影响发病的主要地位，因此在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同时，还要求人们务必要“避其毒气”（《素问·刺法论》）。并一再告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故圣人曰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灵枢·九宫八风》）。这些至理名言都是中医学临证实践的体会和智慧的结晶。
体质与发病
在“形神一体”观念的影响下，中医学将体质的概念定义为：人体禀受于先天，并受后天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形体结构、机能状态和心理活动方面相对稳定的特有性质。《内经》中虽然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有五行人（《灵枢· 五音五味》）、阴阳五态人（《灵枢·通天》）、“阴阳二十五人”的分类方法，但在具体运用中主要以机体内部阴阳二气的多少及其活动状态的差异，将人的体质大致分为阳脏人、阴脏人和阴阳平和之人三型，并广泛地运用于临床。体质是正气盛衰的体现，因而决定着发病的倾向。体质强壮之人不易感邪，即或发病后也容易转化为实证。体质柔弱之人易于感邪，发病后容易转化为虚证，或虚实夹杂证。例如“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灵枢·五变》）等即是其应用实例。
不同类型体质的人，其体内精气阴阳的盛衰状态也有区别，所以对某种病邪有一定的易感倾向。凡属阳虚体质者容易感染寒邪，阴虚体质者容易感染热邪。男性以精为本，容易患肾精肾气亏虚之疾，女性以血为本，又有经、带、胎、产的生理特征，故多生肝郁、血虚、血瘀之疾。肥胖之人多痰湿，易患中风、眩晕之病；瘦人或阴虚体质者，易感燥热之邪，易患肺痈咳嗽之病。
人的不同类型体质还能决定某些病症的转化趋势。例如同时感受风邪，如果“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素问·风论》）。再如同是感染了风寒湿邪而同样患有痹病，若其人“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为寒痹；若其人“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素问·痹论》）。
季节气候与发病
在“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影响下，中医学认为不同季节、月、日等时间因素也能影响机体的调节和适应能力，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所谓“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而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又是滋生致病邪气的重要条件，可产生不同的病邪，导致季节性的多发病，如春季气候温暖多风，易生风温病；夏季气候炎热，湿郁热蒸，易生暑热或湿热病；秋季气候干燥，易生燥病；冬季气候寒冷，易生寒病。
部分疾病的发生与流行，也与一定的季节气候有关，如麻疹、百日感冒等多发生在冬春季节，痢疾等多发生于夏秋季节。此外自然界气候的频繁变化，如时寒时温，忽晴忽雨，一湿一燥，人体难于适应和防护，亦可影响人体正气，导致正气相对不足而感邪发病。中医学还认识到月相的盈亏变化、一日阴阳的变化都可影响发病及疾病预后，如“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人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地域环境与发病
不同的地域，由于自然条件、气候特点、生活方式及水土的差异，常可影响人体的正气，或滋生不同的病邪，出现不同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素问·异法方宜论》就指出地域高下，气候寒温之异，对人体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北方气候寒冷，易生寒邪致病；东南沿海，气候温暖，易生湿热，病多疮疡；江河流域、湖泊沼泽之地，地势低洼，水湿较盛，易生湿邪致病。有些地区，由于食物、饮水中缺乏人体必需的某些物质，常导致地方病的发生。如远离海洋的内陆、山区，因其水土缺乏碘质，可致瘿瘤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此外出门远足，水土不服，亦可干扰人体的正气，使抗病能力低下而感邪发病。
社会因素与发病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社会环境的不同可造成人们身心机能上的某些差异。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而言，《素问·疏五过论》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变迁，经济状态的差异，可影响人的身心机能而产生诸多的疾病。社会的进步，无疑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多的益处。如食品衣着的日渐丰富，居住环境的日益舒适，人类对疾病认识的更加深刻，对自身的养生保健愈加重视，因此人类寿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愈加延长。
但是社会的进步也会给人类健康带来一些新的不利因素，如日益激烈的竞争，过度紧张的快节奏生活，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压力。再如人口急剧增长，工业高度发展，矿产资源过量开采，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空气、水源、食物的污染也日趋严重，由此产生的疾病也会随之增加。另外，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一些新的身心疾病就会产生，如焦虑、头痛、眩晕、失眠、心悸等病症。所以社会地位的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亦可造成人体发病。
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主要类型有猝发、徐发、伏发、间发、复发。所谓猝发，是指机体在感邪后立即发病，如薄（通‘暴’）厥、外伤所致病症的发生等；所谓徐发，是指机体感邪后缓慢发病，如思虑过度、房事过度所致病证的发生等；所谓伏发，是指邪气伤人后在体内潜伏一定阶段后才发病，如“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飨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或者在诱因作用下“因加而发”（《灵枢·贼风》）；所谓间发，是指疾病呈间歇性发作，如痈病；所谓复发，是指疾病初愈或者缓解阶段，在某些诱因作用下引起疾病再度发作或反复发生，如伤寒病初愈，如果饮食不当，就会引起“多食则遗，食肉则复”（《素问·热论》）即是其例。引起疾病复发的常见原因有：因饮食而致复发的，因情志所伤而致复发的，因重新感邪而致复发的，因药物而致复发的。所以对于疾病复发类型的判断和治疗，一定要分清引起复发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予以处理，才能防止疾病再度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