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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旧报纸，竟然成为点亮我人生的火炬，激发出隐藏于心底的梦想之火。迈进表演艺术大门后，我似乎走在广阔的阳光大道上，一路欢歌。—— 著名表演艺术家高放 12岁的高放 两张准考证 不少关心我的朋友会问我一个相同的问题：既然对画国画有极大的兴趣，为何当初不报考美术院校，而把命运托付给电影表演专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报之一笑，用“阴错阳差、纯属偶然”这8个字来回答。 1959年的春天，我去德州市文化馆图书室借书，顺手翻看摊在阅览桌上的旧报纸，无意中看到上面刊登着首都各美术院校招生的消息。这则消息对我震动不小，让我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无数涟漪。 我自幼酷爱画画，但国家正处于战乱时期，解放区的物资极度匮乏，绘画用品更是没有着落。那时我大多是在旧书本上涂涂抹抹，根据能找到的纸片大小，画上一朵大花，再添上一两片叶子，这就是我的“画作”。乡下烟熏火燎的黑墙上，贴满了这类作品。上中学以后，美术课成了让我心驰神往的学科，每次作业或考试我几乎都能取得全班最好的成绩。当时我住在山东省德州市，很难寻找到学画的资料，只好把信封上印的小画剪贴成册，把别人家贴的年画借来临摹，把花布上的图案描下来，把茶壶、花碗或花瓶上的画一概照葫芦画瓢临摹下来……总之，画画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到中央美术学院招生的消息，我突发奇想：艺术院校既然在全国统一高考之前招生，我何不报考美术，借此到北京见见世面。那年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只招收12名新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平。报名时必须提交两张亲自画的国画，如果提交的国画达不到报考审查标准，就由招生办公室根据考生的绘画情况，将报名资料转到其他有美术专业的招生办公室。于是，我就按照招生启事的要求寄去了两幅画和几张照片，很快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一张准考证。十几岁的我虽然自幼生活在农村，却有一股“不怕虎”的劲头，一心想到外面的广阔天地里闯一闯。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我在等待进京应试美术系考试，终日闭门埋头苦读，准备迎接全国统一高考的时候，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我家当时居住在靠近城郊的离退休干部宿舍，附近有一片苇塘，每天早上我都会去那里活动一下筋骨。也许是上苍的安排，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刚跑到那里，就看见苇塘边有一张被露水打湿的报纸。我的天，不看则已，这一看可把我高兴坏了，报纸上醒目地刊登着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招生启事！ 17岁的高放 那时的我，如同井底之蛙，哪里晓得中国还有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府。这迟来的消息非同一般，它唤醒了沉睡于心底的回忆：我在山东省沂蒙山区头顶揪着“朝天锥”饰演《小放牛》中的放牛郎；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扮演《光荣花》中的新媳妇；曾经对唱歌、扭秧歌痴迷到“发疯”的程度……我怎么把这项爱好给遗忘了呢？于是当机立断做出决定，既然要到北京报考美术系，干脆再报考一个表演系。 到了考试那天，我手执两张相同模样的准考证，跨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出乎我的意料，表演系与美术系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考试。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表演系第一轮就把我叫进了考场，并且久久不能脱身。尽管我心急如焚，但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表演系的考场里考官们坐了一大排，足足有七八位。后来才知道主考官是史宽老师，其他的有于文仲、江韵辉和文玮等人，正在为故事片《红旗谱》挑选演员的崔嵬导演也在座。考生每5人为一组进入考场，众考官对考生进行逐一考试。当时考官们分别向我发问，我都顺利作答。考官又出题目让我现场表演单人小品，小品的内容是一个姑娘独自在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敲门人走了。小品的时间、人物关系、规定剧情等，都要由考生自己设计并表演出来。如今小品表演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文艺形式，然而退回到五十七年前，尤其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人们对这种表演形式极为陌生，我几乎从没听说过，更没见识过。听考官出完题目之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应当表演什么内容，只是呆呆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考官们都面带微笑，安慰我、提示我，可是我仍然觉得他们的表情和声音如剑似霜。虽说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在那样特殊的情形下，几乎让我濒临胆丧魂飞的地步。 眼看规定的准备时间已到，我又急又愁，不知不觉中冷汗、热汗早已湿透了衣衫。正当我要声明放弃考试的紧急关头，猛然间好像得到了启示，突然有了灵感，心中生成了故事脉络，真是天助我也！看看四周没有可以利用的道具，于是我就像舞台戏曲表演那样，采用无实物动作。我先对着镜子打扮自己直至满意，又跑到窗前向外张望，再看看手表（表示我在等待心上人的到来）。忽然听到门外脚步声响起，我又惊又喜，迅速移步向窗外窥视，看到真是自己的男友赴约来了，急忙跑到镜子前审视一番，然后快速躲到门后，假装听到敲门声响起（史宽老师看我表演到这里，主动敲击面前的桌子，为我做出“男友”敲门的音效。）。这时我有意与男友开玩笑，故意不去开门，并且十分欣赏自己的恶作剧。后来敲门声停止，脚步声远去，我以为男友也在故意逗我，假装走远而实际藏在附近。于是我悄悄打开门，轻手轻脚走到屋外的拐角处大吼一声“嗨”，可是不见男友的任何踪影。我这才着急地寻找，并且呼喊他的名字（随便编了一个名字）。不见他回应，我这才知道男友误以为我失约而生气地走了，为此懊悔不已。回到屋中，我跌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气愤地把辫子抛向身后…… 听到主考官喊“停”，我从小品中回到现实，偷偷溜了一眼考官，只见他们皆面有喜色。史宽老师还笑着打趣：“看你这玩笑开的，把男朋友都气跑了。” 后来又考了唱歌跳舞，我演唱了云南民歌《绣荷包》，又带表演动作地演唱了古装山东吕剧《井台会》中兰瑞莲的一段独唱。正唱着，余光看见有位女士走到史宽老师面前，小声地说着什么。突然她惊奇地大声问道：“怎么这个准考证跑到你这儿了？” “一直在我这里呀！” “不对，不对！”那位女士边说边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几张准考证，从中挑出我的那张。“我们美术系已经开始考素描了，这个考生我喊了好几遍，还到院子里找过，可是一直没见她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考生呢？” 23岁的高放 史教授指了指我，又问我来龙去脉，我一一如实回答。史教授征求我的意见，到底想参加哪个系的考试？我坦诚地说：“老师，反正我哪个系也考不上，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真的，我确实是来长见识的。”由于我一时心急，地道的山东口音暴露无遗，把老师们都逗笑了。最后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既然在这边已经开考了，就继续吧！”我毫无异议，欣然继续接受考试。哪里想到，由于赴考匆忙又无任何必要的准备，根本回答不出老师们的问题：苏联最有名的戏剧大师、表演艺术“体验派”的创始人是谁？后来才知道此人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凡是从事表演艺术者无人不晓。老师又让我朗诵，可是我没准备朗诵素材，无奈只好将其他考生准备的寓言《狼和小羊》朗读了一遍。 本来想报考美术系，尽管也无把握，但毕竟比表演系更有吸引力。没想到阴差阳错，顾此失彼，因此心中像是堵着东西，不免暗暗叫苦。 第二天初试张榜，真没想到竟然榜上有名。第一关闯过当然值得庆幸，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对接踵而来的复试、三试皆无胜算，并且仍为错失考美术专业而心存遗憾。在北京等待考试的几天里，只言片语听到一些文艺界的传闻，大多是往年的考试题目、轶事以及今年某艺术家的儿子、某小童星、某导演的亲戚也参加了考试，甚至已经被内定录取了等一些传闻。应试那天，我提前赶到电影学院，校园都被考生塞满了，偶尔遇见个别衣着讲究、相貌不凡的电影学院高班生，叫人好生羡慕和敬畏。 我对自身实力暗暗自省，深知底子浅薄，平时对表演艺术既无专门训练，又无名师指导，更谈不上家庭熏陶。除了看过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之外，对电影文化再没有其他接触了。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是全国唯一电影艺术综合性高等学府，而立志从事电影事业，尤其是电影表演专业的人难计其数。录取新生虽达不到千里挑一的程度，但百里，甚至数百里挑一则是事实。像我这种条件和水平，想要踏进这个圈子谈何容易！尽管如此，考电影学院对我来说也的确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更何况我已闯过了三关。 从北京回到山东，就在全国统一高考来临之际，我突发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进医院抢救。这突如其来的波折，使我报考医学院校的希望化为泡影。在那段时间里，我虽然没有诅天咒地，但心境早已跌入谷底，终日以泪洗面，寝食难安。能否被电影学院录取，就成为唯一的命运之光了。 1959年的夏天，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平静的季节。我终日盼望，企盼着佳音降临；我终日害怕，惧怕希望破灭的一刻到来……连续多日大雨如注，淹没了农田、冲毁了铁路，与外界的通讯也受到影响，我的心简直如烈火在燃烧。 度日如年的我，经过数日精神煎熬之后，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收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一封来信！拿着那封信，如同手擎命运的宣判书，其分量可想而知。我用双手捧着薄薄的信足足十分钟，迟迟不敢打开。信中内容是凶是吉，对我至关重要。我一遍又一遍叮嘱自己要沉住气，稳住神，然后猛地将信撕开！真是活见鬼，那些黑色的铅印字竟然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到处乱窜，又像一群黑压压、不住眨眼、全身直闪金光的小精灵，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无法清楚辨认信中的内容。我只好再次闭上眼睛。 我被录取了！！！ 经过无数次核实确认之后，那颗悬在空中的心才算落了地，总算暂时结束了食不甘味、夜不能眠的痛苦折磨。极度兴奋过后，我又开始担心录取通知书会不会弄错了，是否张冠李戴呢？ 我的父母都是扛枪杆子出身，我的祖辈世代务农，我的同辈中人也没有人从事与文艺相关的职业，更甭说登上人们心目中高深莫测、神秘异常的电影艺术殿堂了。当时的我真成了祖坟上长出的神苗——独一棵。即便是考官因为我当时的表演和淳朴的外表录取了我，可是录取通知书上清楚地写明：由于表演专业的特殊性，新生入学后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复核，如有不合格者或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认为没有培养前途者，仍要取消学习资格。 我能经得住进一步的筛选吗？今后会有培养前途吗…… 路要靠人走，事要靠人做，不咬口梨子亲自尝尝味道，怎么能知道是甜是酸呢？既然命运之神安排我走到了这一步，那我就咬紧牙关，沿着这条未知之路走下去吧。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踏上了进京的火车。 电影学院学习期间 山东来的大辫子 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50年的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1951年更名为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最终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它是全国唯一的电影艺术高等学府，也是我的母校，我深爱着它。 1959年9月1日，我辞别了父母，从山东德州来到北京，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胸前戴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徽。在当年各系录取的女生中，唯独我又高又瘦，拖着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尚不熟悉彼此姓名的情况下，大家都喊我“山东来的大辫子”。 人生百味，我说不清大学四年应该属于酸甜苦辣咸中的哪种滋味。或许，它就像一块浓醇的巧克力，既芳香、甘甜，又掺杂着些许苦涩…… 北京电影学院于1956年和1957年，在全国招收表演系本科四年制的学生；1958年没有招生；1959年，又在全国设立多个考场，从15个省市经过千挑万选才录取了24名新生。可是由于专业的特殊性，新生入学后，除了重新政治审查之外，还需要对身体进行严格检查。凡是身体患有不适合从事表演工作的疾病或没有培养前途者，都会被劝退或转其他科系。 《葛嫩娘》 剧照 右为刘尚娴 我作为新生报到时，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旅行包和一个极小的行李卷儿。因为担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成为“没有培养前途”的一员，不得不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事实果真非常残酷，开学没多久，班里就因各种原因减员5名学生；到大学三年级时，竟然还有一名学生被劝离校。毕业时，只剩下18名学生了。在表面看起来轻松愉快的文化氛围中，我终日如履薄冰、度日如年，随时等待着被淘汰的厄运降临到头上。 三五天过去了，十天半个月过去了……我竟然仍旧安然无恙。天气渐渐转凉，我不得不请父母给我邮寄棉衣棉被，又不得不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跑到班主任于文仲老师那里和盘托出我的焦虑。于老师说，校方自始至终也没有淘汰我的想法。这一刻，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才瞬间被搬离。 1963年《舞台姐妹》剧照 在学校的四年里，我学习极为刻苦，总是要求自己超标准完成各项作业，因此学习成绩一直令人满意。为了丰富知识，每个月我都把家里寄来的十几元生活费压缩至最低限度，用节省下的一点钱到旧书摊上买书。跑旧书摊，成了我星期天最主要的任务和乐趣。半年过去了，床铺靠墙壁的一面，从头到脚摆了长长一排旧书，与表演专业密切相关的全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书籍鹤立其中，尤为醒目。书虽陈旧，但知识对我则是全新的。正如宋代诗人苏东坡所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沉思子知明。”也像大文豪高尔基说的：“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从书中采撷丰富的营养，学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内心感到极大的充实和满足。 有几件令我铭记于心的大学生活片段，每每回忆起来，内心都会泛起无数波澜。其中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到每个人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响应号召，同学们都把粮食定量自动减下来。有的同学竟然从30斤的定量减至19斤，并对领导为她升至27斤的做法很不理解，甚至误认为这是对她的不信任，怕她经不起考验。可谁料想，红头文件下达之后，市场和商店的货架上顿时变得空空荡荡，副食品短缺到几乎等于零。偶尔有一点点东西，价格也会高昂的令人瞠目结舌。我们每天只靠那几两玉米面窝窝头和近乎清水煮白菜度日，肚皮像个永远填不饱的无底洞，饭后不到两小时就又“咕噜咕噜”地怪叫起来。无论怎样勒紧裤腰带，总是无法驱走顽固的饥饿感。那种滋味，对我们这些本应不识愁滋味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965年《山村姐妹》剧照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除了照常上课、练功，空闲时间里，同学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可能就是“吃”。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睡梦中也以“吃”的内容居多。说到吃，我们闹出过不少关于“吃”的笑话。记得当时校园的空地上种了一些萝卜，每个学生都能分到几个。我没费吹灰之力，一鼓作气将萝卜统统送下肚。肚子倒是得到满足了，可是不一会儿胃就剧烈疼痛起来，痛得翻来覆去，大汗淋漓，最后不得不送往医院抢救。 北京郊区历来盛产瓜果梨桃，山区的大柿子更是久负盛名。每到深秋霜至，树叶脱尽，橘红色的大柿子密密麻麻地挂满枝头，大个的足有半斤多重，甚至压弯了树梢，坠到地上，那阵势格外红火热闹。每到这个季节，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京味十足的柿子叫卖声。可是那一年，伴随着“经济困难”的出现，街上连个柿子的影子都见不到。在那种情况下，不知是谁从哪儿弄来一些青中透黄的柿子，同学们每人分到两个，大家如获至宝，眉开眼笑，捧在手里颠来倒去舍不得吃。我们班有位女同学爱说笑话，那天她抚弄着柿子又说起笑话来。谈笑间，也许她实在抵挡不住柿子的诱惑，就足足实实地咬了一大口。此时大家正听得兴起，不料她却没了下文，而且猛然背转身向一旁走了几步，脖子往前一伸一伸地，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家都凑过去催她继续往下讲，不料却被她吓了一跳。只见她面色青紫，涕泪横流说不出话来，只是艰难地打着手势。见此情景，大家都慌了手脚，有的捶背，有的抚胸，过了好几分钟她才缓过气儿来。原来那外表诱人的家伙还没熟透，吃到嘴里苦涩的让人口腔麻木、舌头僵直，口中的柿子硬是卡在喉咙里，险些憋死过去。 1978年《六盘山》剧照 1961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食品极其缺乏，交通运输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上级号召在京的大学生寒假不要离京，校方因此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保证学生在校安全，还要让大家过好春节。团支部书记王梨、生活委员佘森林和身为班长的我苦苦思索，挖空心思想出几套过节方案，可皆因囊中羞涩以及市场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而无法实施。最后老师们主动自掏腰包让我们外出采购，我们也就弃繁就简，先向别人讨来被烟民视为珍贵物资的购烟票，买了几盒劣质香烟；又从城里一家小油盐杂货店买来用水果皮和水果核做成的所谓“果酱”，尽管它是用糖精调制而成的，但毕竟有甜味，购买时又不用凭任何票证，这一大收获足以使我们喜上眉梢。 除夕夜，全班师生聚集在教室里，大家面向小舞台坐成一个半圆形。晚会开始了，舞台大幕拉开，聚光灯齐明，大家边观看自编自演的节目，边吃着果酱、喝着茶水。男同学更加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地点燃香烟，喷烟吐雾好不自在。轮到我们女同学的节目了，报幕员为我们报幕：“下一个节目，小品《雾》。”我们8个女生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穿着向男同学借来的上衣和帽子站在大幕边。等到大幕再次拉开，我们8个姑娘夸张地模仿着各自扮演的男同学的习惯动作和腔调走出侧幕，先由一个人点燃香烟，假装吸起来，其他人呼唤着她所扮演的男同学的名字向她要烟。于是一人吸一口，轮流吸了两圈之后，烟已成蒂。又用柴火杆插着烟蒂再次轮流吮吸，直到实在不能再吸了，才满意地倒在地上。姑娘们有意讥笑班上几个偷着吸烟的男同学，见到香烟就丑态百出的模样。由于我们表演认真，模仿得又惟妙惟肖，逗引得大家前仰后合，笑声不止，个别男同学被逗笑之后才想起大声“抗议”。 1980年《钟声》剧照 就在这时“咣当”一声桌椅响，只见生活委员佘森林晕倒，溜到桌子下面。大家一阵惊慌，扶起他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佘森林脸色苍白地苦笑着，扬了扬手中的香烟没说话。真没想到，这个从不吸烟的小伙子吸了几口烟后当真醉倒了。这种舞台上下假作真来的巧合，使姑娘们的恶作剧更加锦上添花、妙趣横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现佘森林有惊无险之后，大家笑声又起。这一笑不要紧，却具有连锁反应的效果，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指我，我指你，转瞬间台上台下爆发出更有穿透力的笑声。原来那灰黑色的果酱将每个人染成了黑嘴、黑唇、黑牙齿，再因过分的开怀大笑，令面部形象变得十分怪诞，有的人活像滑稽小丑！ 唉，这都是嘴馋惹的祸！ 我自幼身体纤瘦，步入大学后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对我如同雪上加霜，使本来瘦骨伶仃的我更加衣带渐宽了。1.68米的个子，正值芳龄还不到100斤，实在叫人泄气！我每当看到肌肤丰腴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心生羡慕之情。
1980年《排球之花》剧照 那个年代的审美观与现在不同。如今的大姑娘、小媳妇，皆以尖下颌、小脸、纤腰、细腿为美，为达此目的，不惜花巨资、忍剧痛割肉锯骨。那时人们的审美趋向以健康为美丽的首要条件，尤其对于从事表演的我来说，太瘦了，扮演工农兵形象时会略感不足。所以我在故事片《山村姐妹》中扮演农村姑娘祁金雁时，导演特意要求服装师为我特制了一件“胖袄”，为我增添些许强健的气质。但在夏日炎炎的三伏天里，要么在室内被几个数千瓦的聚光灯照射着，要么在室外头顶烈日拍摄，那件“胖袄”真把我捂出了不少汗水和痱子。当演员的艰辛何止于此，由此只可见一斑而已。 在那段时常饥肠辘辘的岁月里，我们班田宝富同学不但不见消瘦，反而大有“发福”的趋势，这个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看见他正提着暖水瓶打开水，就追过去问他“形势大好”的原因。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秘诀：“多喝开水，因为开水养人”。 “喝多少为准呢？” 他说他每天喝好几瓶。我发愁了，问：“喝不下那么多，怎么办呢？” “吃咸菜，咸辣萝卜干好吃又解饿。” 我如获至宝，从那以后就照方抓药，白开水一杯接一杯，咸萝卜干一斤又一斤，每天当作业一样认真完成。一个多星期之后果真开始见效，摸摸面颊好像有肉了，脸盘似乎也相应大了一圈。我胖了！暗自心花怒放。从小到大，谁看我都说我太瘦了，这下我当真可以摘掉那顶“瘦”帽子了！
1982年《骆驼祥子》剧照 又过些时日，我上楼梯开始感到吃力，偶尔还会气喘。记得我们学院有一位胖老师——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胖翻译官的王澍先生。有一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他，看到他刚上了一层楼就呼哧带喘，我不理解地问他何故如此。他停下脚步，喘息一会儿说：“我有两百多斤重，你还不足百斤。我等于每天每时每刻背着跟你同等分量的大包袱，你说我能不喘吗？”哦，原来如此，可能是因为我近来发胖了，所以爬楼梯感觉很累呀！以上这些变化简直使我陶醉，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体验到发胖的乐趣。多少年来为了长胖苦苦不得其法，如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怎奈好景不长，愉快的心境被无情的事实击得粉碎——原来我并不是胖了，而是出现了浮肿！我的腿像蒸得不够火候的发面馍馍，一按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可怜的田宝富同学也在劫难逃，不仅腿肿、脚肿，连脸和眼睛都肿了。他先于我吞下了自己酿制的苦果。 艰难的岁月终于熬过去了！当年由于思想工作抓得紧，学生们的政治热情高，上进心强，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丝毫没受影响，而且在思想和学习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同学们都往耄耋之年靠近，每当同学聚会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时，大伙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们火红的青春，对得起那段流金的岁月。”
高放简介 著名表演艺术家、书画家、作家。 1963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参加百余部电影、电视剧的拍摄，主要有《舞台姐妹》、《山村姐妹》、《钟声》、《犬王》、《情暖人间》、《顾乐家的幸福生活》、《一仆二主》、《婚变》、《我的糟糠之妻》等。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炎黄女子诗书画家联谊中心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自幼酷爱丹青，热爱写作。先后从师著名画家王延龄、温瑛、和芝圃、李默闻。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并获奖，并多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曾两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并出版《高放画集》、《美丽人生》、《丹青墨趣》书画作品集。发表文学作品数十万字，其中剧本《草魂》童话《红泥苍蝇的梦》《花朵的眼泪》颇受业界好评。 高放艺术传略被载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辞典》。绘画作品入选《全国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书画作品集》、《中国影视名人迎奥运书画大展》、《影响中国100位艺术大家（花鸟画艺术经典卷）》、《中国（内陆）书画家赴澳门特区·泰国艺术交流团》等十余种画集中。
1998年《马可 波罗 》饰演皇后
2003年《毛泽东去安源》剧照
2004年《非常岁月》饰演邓小平母亲
2008年《夕阳无限好》剧照
2010年《我的糟糠之妻》剧照
2011年《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照
2012年《婚变》剧照
2013年《愤怒的钢琴》剧照 本文由老艺术家高放亲笔著述并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抄袭必纠！ 欢迎粉丝点赞转发留言，您的鼓励，我们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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