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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堰杰:日本单一民族的虚像与实像

2020-01-21  真友书屋
  • 曾堰杰

    曾堰杰清华大学日本古代史研究者


2020-01-21 08:20:32          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曾堰杰】

麻生太郎又说大话了。

作为政坛出了名的大嘴,麻生太郎的发言经常是各种吸引他人眼球。本月13日,他在福冈县直方市举行个人新春国政报告会时表示:“历经2000年,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王朝延续126代天皇至今。这样的国家只有日本。”此番言论当即引来多方职指责,而他也是迅速致歉。值得注意的是,这话他也不是第一次说,早在其2005年担任总务大臣时,就曾经提过“一种文化、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就只有日本”,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当时就提出抗议。而且,不只是麻生太郎,不少政要都曾提出过日本的“单一民族问题”。可见这种单一民族思想,在日本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当天在福冈县直方市举行个人新春国政报告会:日本历经2000年,只有一个民族(ANN新闻网 截图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族占人口比率非常之高。在外人看来,确实也很少听说日本有什么“民族问题”。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日本并非是“自古以来”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个岛国两千年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王朝”的独角戏,它也和世界上国家一样,充满了征服、战争,以及同化。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日本在近代才彻底吞并政府的南方群岛国家——琉球。但是,古代日本对本岛内的诸少数族群进行的征服与同化,长期以来却很少为国人所知。那么,在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日本究竟是如何征服和同化列岛上的各种不同文化的呢?

一. 小国林立——日本列岛的古代社会

日本列岛上的原始居民,基本都是于日本列岛与大陆相连时,自大陆方向迁移而来。其中最主要的两支,便是绳文人与弥生人。前者于旧石器时代进入日本列岛,为列岛带来了文明的曙光。而弥生人则基本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集团,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开始登陆列岛,为日本带去了水稻种植等来自大陆的先进技术,逐渐压缩了绳文人的生存空间。一部分绳文人与弥生人相互融合,另一部分则被迫往东部迁移,成为了后来的虾夷人以及阿伊努人。

就目前的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看来,日本列岛至少到公元3-4世纪前后,还处在小国林立,互有征伐的战乱时代。陈寿的《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记载了日本列岛上最为原初的国家状态:“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而这些小国又归于邪马台女王卑弥呼所管辖,另外在女王所辖诸小国之外,尚有“不属女王”的狗奴国,而双方关系也是剑拔弩张。这时候的列岛,处于一种包括渔猎捕捞、稻作农耕在内的各种生业俱备,并由巫术支配着的巫魅色彩强烈的社会。

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在游戏中的形象

倭国的王对各个“国”有统辖监察权,但相对独立性仍相当严重,统治核心一旦出现问题,各国之间便会“相攻伐”。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之下,集团首领权威反而进一步加强,出现了一系列有计划,规模宏大的前方后圆坟,列岛逐渐踏入了由首领联合统治的古坟时代。

自魏晋以后,日本列岛便在中国的史书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而正是在这所谓“空白”的一个世纪中,小国间的无序互殴开始逐渐向一个统一权威过渡。这一趋势,实际上集中反映在了日本成书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的神话部分。具体来说,便是“苇原中国平定”这一部分。这段记载一直以来,多被认为是天皇朝廷为加强其神圣性而创造的“受命于天”型传说。但考古发现以及人类学研究使得学者对文本的解读更上了一个台阶,现在一般认为这一段神话背后体现了“高天原系族群”对诸方小族群的平定以及融合,日本神话中不同神明的出现及传承,实际上反映了诸族群被融合之后,旧有的记载体系被纳入高天原系神话中。诸臣在神话体系中作为神之后代进行传承,也代表着旧有氏族也在政权之中找到定位,各司其职。

倭国在中国史书中再次出现时,已是在刘裕篡位前夕的东晋义熙九年(413)。此年,倭王赞遣使入贡,自此开始了倭五王前后六十余年,遣使十一次的朝贡时代。值得关注的是,刘宋顺帝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求封,这也是倭五王时代最后一次有记载的交流记录。此封上表中,倭王武自言“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从卑弥呼时代的“自相攻杀”,到倭王武的“东征西服”,这说明当时的倭国统治者已然有了一个统一的统治核心,产生了统治者的天下意识。

《日本书纪》的内容

而这里的“毛人”和“众夷”之语,固是北方虾夷和南方隼人等民族在史书中的初见,同时也代表着当时以倭五王为核心的统治核心,初步萌发了将对立势力视为蛮夷的民族意识。而整个古代时期,与列岛中央政权相对立的主要异族,便是位于南方九州地区的的熊袭和隼人,以及北方的虾夷。

二、西服众夷——熊袭与隼人的归化之路

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县自古以来便以武德充沛著称,彼处的居民自豪地称自己为“萨摩隼人”。而隼人(はやと),即是居住在这片大地上的古代民族。

在《日本书纪》中,这片土地上的主人被称作熊袭(くまそう)。按照《书纪》的记载,熊袭最开始也是向中央政权称臣纳贡的藩属。景行天皇在位时,熊袭反抗朝廷,拒不朝贡。其中熊袭的首领熊袭枭帅骁勇善战,难以正面作战,景行天皇与群臣计议,纳枭帅之女市乾鹿文与市鹿文为妃,伺机探查敌方消息,出其不意进行奇袭。而姐姐市乾鹿文因为得到景行天皇宠爱而心生一计,直接带了两名士兵回家,灌醉父亲后将其谋害。

景行天皇没想到这女人居然这么心狠手辣,以不孝之罪名将其处死,并将妹妹市鹿文赐予下属,失去了枭帅的熊袭也暂时降伏。过了几年,熊袭再次反叛,首领名为川上枭帅。这次景行天皇派遣其子小碓尊前往平叛,小碓尊学习了此前的成功经验,亲自女装,以童女之姿潜入。待川上枭帅设宴时,将其灌醉杀之。传说川上枭帅中一刀而未死,亲为小碓尊奉上尊号“日本武尊”后被杀。

景行天皇征熊袭之传说,可以说是列岛中央政权西征的一大缩影,同时也是《日本书纪》中“国家平定传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景行天皇祖父崇神天皇在位时,便设立了四道将军,前往平定四方,后崇神天皇又命皇子丰城入彦命入主关东,进行统治。而根据考古调查,这一时期《书纪》记载的扩张与4世纪的前方后圆古坟的传播路线基本重合。这足以说明,神话背后隐藏的是中央王权的支配权向地方伸展的趋势。

熊袭·隼人的地理位置

当然,在王权“伸展”的过程中,自然不会充满着温良恭俭让。如在“日本武尊讨熊袭”这一神话时代的叙述中,出现了“悉斩其党类无余噍”的残酷记载,而这在此后朝廷针对隼人的征伐中,更是可见一斑。

作为同样生活于九州岛南部的族群,隼人被认为与熊袭有一定联系,部分学者认为隼人与熊袭是同一族群,也有认为隼人是熊袭后裔,但可以确定的是,隼人拥有自己的独自的语言及文化。在《日本书纪》中,隼人被设定为天孙琼琼杵尊之长子火阑降命(海幸彦)之后代。

火阑降命与其弟彦火火出见尊(山幸彦)之间结怨并最终降服于弟的故事,现在多被解读为出自天孙一族的大和王权与隼人族斗争的神话化。在这场争斗中,隼人一族暂时处于了下风,臣服于大和王权。这在附注于《书纪》后的其他文本中有所反映:“于是兄知弟有神徳,遂以伏事其弟。是以火酢芹命(火阑降命)苗裔诸隼人等,至今不离天皇宫墙之傍,代吠狗而奉事者也。”隼人以其武勇,多有充当王族近卫者。

如履中天皇之弟住吉仲皇子的近侍隼人刺领巾杀主求荣;雄略天皇去世后,有近习隼人昼夜于陵旁哀嚎,绝食而死等等事例,可见当时的隼人已经广泛充当上层贵族的侍卫等职务。

大和政权在选拔隼人充当侍卫的同时,也允许他们在畿内生活居住,但这一时期,隼人依旧被看做是不服王化的的夷狄。《书纪》中数见“隼人”内附及朝贡的纪录,而朝廷也对之进行飨宴,观赏隼人间的相扑表演。来自隼人文化的隼人舞表演,更是成为了大和朝廷节会、祭祀的保留节目。

但进入律令制社会之后,因为南九州位处日本前往大陆之航道上,大和政权意图加强对其的直接控制。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强化势必会引起反弹,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二月,大隅国隼人掀起反旗,杀国守阳侯史麻吕,史称“隼人大反乱”。同年三月,朝廷以中纳言大伴旅人为征隼人持节大将军,率军平叛。次年七月,叛乱最终被平定,隼人方被斩首俘虏共计一千四百余,至今在鹿儿岛县尚留有名为“隼人冢”的遗迹。

日本史书对“隼人大反乱”的记载

在血腥镇压之后,隼人的反抗被扑灭,朝廷也对隼人进行怀柔。在日本颁行的《养老律令》中,设置了“隼人司”这一部门,主管“检校隼人及名帐,教习歌舞造作竹笠事。”桓武天皇延历十八年(800),中央开始在隼人居住的九州南部进行班田,之后又陆续停止隼人的进贡与朝贡,这标志着朝廷正式将隼人视为与内地和人一般的“百姓”和“公民”。自此,隼人逐渐与主体民族融合,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只剩下徒有其名的“隼人司”,充当着朝廷显示自身王化、威服诸夷的一个标本罢了。

三、渡平海北——“虾夷”与“大和”的千年恩怨

2008年,日本的众参两院一致决议,敦促政府承认居住于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为日本的原住民。这宣告了阿伊努人对自己族群身份的抗争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相较于大部分时间比较“温顺”的隼人而言,这个曾经被称作“虾夷”(えみし)的民族,充当了大和朝廷一千多年的心头之患。

就目前的考古和人类学研究看来,虾夷与今天的阿伊努人有着直接的亲缘联系。在古坟时代,他们一直盘踞于今天的关东地区以东的广袤土地之上,从前方后圆古坟的分布看来,大和朝廷在古坟时代的影响边界最远抵达了今新潟中部、福岛、岩手一线。而揆诸文献,在《书纪》当中的神武东征部分中,神武天皇吟咏的一首和歌中出现了“爱弥诗”(えみし)的字眼,被认为是虾夷在日本史书中的首次出现。

而《宋书》中记载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也是双方之间早有攻伐的旁证。《书纪》曾记载,景行天皇在位时,派遣大臣武内宿祢前往探查关东及东北,武内宿祢回来上奏说:“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人男女并椎结文身,为人勇悍,是总曰虾夷。亦土地沃坏而旷之,击可取也。”

但因当时南方熊袭出现叛乱,天皇未即时发兵。平定熊袭之后,天皇始遣皇子日本武尊(小碓尊)前往攻略东国。日本武尊东征的半神话叙事,侧面反映了在编纂《书纪》的当时,大和朝廷所萌发的征伐四方蛮夷的王化思想。而《书纪》中屡见虾夷朝贡、内附及降而复叛的记载,也是当时大和朝廷与虾夷之间的激烈交锋之缩影。

虾夷是古代日本倭朝廷对其东北方族群的鄙称,在当时大和人的认知里:阿伊努人=虾夷人=蛮族低等人(向王子行礼的虾夷族人 图片来自:Wikipedia)

大化改新后,大和朝廷开始采用修筑城寨的方式蚕食虾夷领土,稳扎稳打。大化三年(647),朝廷于越国北部(今新潟县新潟市)造渟足栅,置栅户(负责守卫城寨的移民),翌年又置磐舟栅,“选越与信浓之民,始置栅户”,是为朝廷城寨攻略之滥觞。这一时期,由于中央朝廷刚刚在白村江之战中失利,迫切需要重新整备国内军事防务,加之壬申之乱后中央政局不稳。故这一阶段朝廷主要采取守势,与虾夷之间大致维持和平,偶有小型冲突。

但宝龟元年(770),光仁天皇即位后,一改此前的保守之风,开始对东北的虾夷全面开战,史称“三十八年战争”。桓武天皇即位后,完善了在陆奥和出羽的防御体系,选任名将坂上田村麻吕担任征夷大将军,远征虾夷腹地。

虾夷一方的卓越领袖阿弖流与盘具公母礼虽然在抵挡朝廷方的征伐中获得了不少胜利,但因实力差距过大,最终还是选择与田村麻吕约定投降。然而朝廷公卿不愿放虎归山,无视了坂上与二人的约定,将两名首领处死。经过了不断地推进战线,剿抚并用。最终,朝廷于弘仁二年(811)宣布虾夷征讨获得了初步胜利,史称“薄伐幽远,破覆巢穴。遂绝其种族,复无遗一二,解却边戎,停废转饷。”此后,朝廷停止了对虾夷的官方征伐,将臣服于朝廷的虾夷成为“俘囚”,并设置俘囚长进行管理,从而象征性地对本州岛北部建立起了直接统治。

虽然如此,俘囚却时常不服从中央管理,三年一小叛,五年一大叛,以俘囚为主要组成的“盗贼”也在关东平原上肆意驰骋。进入平安时代后,朝廷对关东乃至东北地区的掌控能力迅速跌落,这导致俘囚长的权力迅速增大。平安时代著名的俘囚长包括陆奥安倍氏以及出羽的清原氏,俘囚长的势力逐渐增大引起了朝廷的恐慌,但他们已无力组织国家武力进行镇压,只能依靠居于新兴的地方武装集团。如关东的武装集团头领源赖义和源义家便曾经受朝廷之命前往剿灭安倍氏(前九年之役与后三年之役)。

这两战之后,整个陆奥出羽地区被新兴的陆奥藤原氏纳入掌中,藤原氏以平泉为中心,与虾夷和大陆进行贸易,缔造了繁华的平泉文化。名义上,藤原氏接受京都朝廷的管辖,世袭陆奥押领使,保持对东北的军事管控。但从藤原氏的自我意识上看来,他们自称为是“东夷之远酋,俘囚之上头”,呈现出了一种“虾夷化”的趋势。中尊寺金色堂中保存有藤原氏四代干尸,上个世纪,学者对其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发现藤原氏四代首领的人类学特征跟现代日本人基本毫无二致,但干尸的制作与保存手法与阿伊努人类似。应该说,经过数代之后,日本东北的“虾夷”实际上从人类学角度已经被日本人同化,只是保存着部分习俗以示与主体民族的区别而已。

前九年后三年之役对日本的影响不仅限于奥州藤原氏的崛起,关东的武士集团经此一役也迅速壮大力量,12世纪末,源义家之玄孙源赖朝先后击败了攫取中央政权的武士桓武平氏以及盘踞东北的奥州藤原氏。最终在关东地区建立起了武家政权,也就是镰仓幕府,日本进入了武家掌权的中世时代。


中世时代的虾夷被逐出了本州岛,在北海道勉力生存,这便是阿伊努人的来源。与之前同样,镰仓幕府委任当地豪族安藤氏为“虾夷代官”,负责与阿伊努人进行交流贸易,管理津轻半岛和下北半岛一带。进入室町幕府后,本州岛北部的和人领主陆续跨越津轻海峡,在北海道南部修筑了“道南十二馆”,成为了日本与阿伊努人通商的重要口岸。长禄元年(1457),北海道南端的阿伊努首领胡奢魔犬因与商人产生摩擦,率众与日本人开战,攻陷了道南十二馆中的十处,最终本次战乱被武士武田信广所平定。

信广的后代以此为契机,在北海道南部发展势力,在江户幕府建立后,信广之子孙受封此地,是为松前藩。整个江户时代,松前藩都作为与阿伊努人的直接交流窗口,受到幕府重视。但由于松前藩管理不善,多次酿起阿伊努人反乱,加之俄国人有南下渗透的趋势,最终幕府于19世纪初将北海道北部的“虾夷地”收为天领,设置代官进行管理。在幕府管理期间,推行同化政策,至明治维新为止,松前藩辖区内的阿伊努人数量甚至减少了近1/3。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正式实施北部开拓殖民计划,并于1869年将“虾夷地”更名为“北海道”,设置了“北海道开拓使”。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教化、同化的措施,以图彻底地改变阿伊努人的社会与文化。在一系列打击之下,阿伊努人社会逐渐趋于解体,并造成其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直到二战以后,受人权与民主思想的影响,阿伊努人积极地开始了关于“文化自觉”的各种实践活动。在阿伊努人的争取与国内有识之士的呼声下,1997年5月14日,日本国会通过了《阿伊努文化振兴法》,这标志着阿伊努人作为原住民族,作为一个异于本土的文化实体,受到了政府的正式承认。

阿伊努人民族传统服饰和个人形象,完全是极度寒冷的环境下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图片来自:Wikipedia@ AleksandrGertsen )

不可否认,日本悠久的历史以及传承有序的单一种族,是不少日本人赖以自豪的文化积淀。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不愿意承认阿伊努民族为原住民的政治家为数众多,政府在官方口径上也一直是不愿承认国内有少数民族存在。然而历史上,作为主体民族的日本人确实是经由不断地征服和同化,才逐渐形成。在这层意义上,政客对于“一种文化、一个文明、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强调,自然是脱离事实的大嘴之语,也有悖于日本对于文化多元的标榜以及对旧有历史的认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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