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冲突文明

马林韬 20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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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冲突文明

一

在“冷战”结束后的各种文化和文明论争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塞缪尔·亨廷顿发表在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相当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论。作为对各种争论的回应，亨廷顿又于1996年底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其“文明冲突论”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亨廷顿认为，“冷战”的两极世界结束后，世界政治正形成一个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各种政治冲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加突出和变得复杂化了；各种冲突的根源和表现形式不再是单纯的民族国家或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今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将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主宰世界政治的将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说道：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1]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文化的冲突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2]

亨廷顿还认为，“冷战”后世界的现实景象是：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族、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千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总之，世界的乱象纷呈和无序化，正像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畅销书的书名所概括和描述的那样。[3]

对此，亨廷顿指出，如果要用一个既简明又清晰的政治图解或理论范式来勾画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话，那么，以往人们建立和形成的各种关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理论范式，如统一和谐论的、两极世界的、民族国家的等，都完全过时了，因此，以七、八个文明来看世界则可以避免许多困难，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

二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范式，其实正是对当今全球化时代世界未来政治格局和秩序重建的一种新地缘政治表达的西方战略思想和忧患意识。

首先，亨廷顿否定了任何意义上普世主义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批判了以往“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主义思想，表现出了对西方文明正面临其他文明的严重挑战并逐渐走向衰弱的深沉的忧患意识。

亨廷顿认为：

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要，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权力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随之消失……

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将在进入21世纪时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仍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4]

亨廷顿还特别地告诫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5]

亨廷顿指出，虽然西方文明的国家是最早实现了现代化，并影响了其他文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现代化并不等于就是西方化，由于文化价值方面的差异，在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并遭到了普遍的怀疑或强烈的反对。在现实政治中，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模式的努力，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总是带来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的国家推行政治民主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带来的总是民族主义者的胜利，更可能引起的是部族冲突的混乱，或者是独裁者的家族式统治。而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传统道德相结合的所谓儒教文化影响下而得到较快发展的。

因此，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存在普世主义的同一性，而是凸现了各自的独特性、差异性。结论是：“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的部落冲突。”[6]

其次，亨廷顿认为，随着西方文明的相对衰弱，在当今和今后的时期，西方文明将受到亚洲地区主要是中国儒教文明和全球范围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冲突。亚洲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壮大，并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同西方的对抗和冲突方面。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则主要表现在伊斯兰各国的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移民，以及与相邻国家的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引起的各种紧张和冲突。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亨廷顿甚至担心会出现一个不断加深的所谓“儒教－伊斯兰教联盟”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还模拟了一场文明冲突的大国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以此而要求西方大国的领导必须放弃冷战时西方的普世主义思维，而用“文明冲突论”的新思维重新确立和发展多维性的文明联盟战略，用新的文明联盟的均势来遏制和应对眼下所谓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

亨廷顿还认为，面对诸如儒教文明的中国地区霸权的发展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和挑战也应从长计议，因为中国霸权一方面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促进政治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并缓和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另外，伊斯兰文明以穆斯林社会人口爆炸为主要原因而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也许在21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生育高峰期”过去后人口问题的稳定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也将大大减弱。但文明的冲突却总是会存在的，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或许将来又将是非洲文明和其他的什么文明。

再次，亨廷顿通过对“冷战”结束后，今世界各冲突热点地区大量冲突的现实表现和事实情况的政治分析，认为：文明的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直接表现为是文明断层线的冲突。如中东地区、南斯拉夫、南亚地区、苏联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和局部战争；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人们对热点地区和断层线冲突的联系、关注、援助和外交行为等，又形成了以不同文明为界限的文明主要国之间的核心冲突。最典型的就是，在南斯拉夫分裂后，发生在文明断层线上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地区的种族冲突和战争中，基督教的克罗地亚族、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和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直接的冲突和战争，最终扩展成为了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的俄罗斯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之间，各文明的核心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这种文明的冲突总是由断层线冲突而发生，甚至形成断层线战争；断层线战争虽然是间断性的，但断层线冲突却是无休止的；中止断层线战争，并阻止它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靠世界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调整和行动协调，所以，文明冲突的断层线战争总是自下而上地发生，和平则只能是自上而下地来争取实现。

最后，亨廷顿按照“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范式来确立了他关于“世界秩序重建”的设计。亨廷顿作为一个西方现实主义的政治学家，一方面认为曾主宰世界政治的西方文明正在走向相对的衰落，另一方面又认为，在21世纪看得见的将来，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仍将继续保持最强大文明的历史地位。因此，必须在全球规模文明冲突的历史现实中，为西方文明的生存和发展确立一个依赖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重新肯定西方文化认同的文明复兴，把西方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主义的，并在这个基础上首先使整个西方团结一致，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世界，然后，在充满文明冲突的当代世界中，还必须要结成更广泛的具有亲缘性关系和利益关系（如同具有基督教渊缘的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的文明联盟，以继续保持西方的优势来主导世界政治，应付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以便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建立新均势的世界未来秩序。

亨廷顿还认为，按照文明冲突坂块的理论范式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避免全球性的文明战争，既要依赖于西方的强大和具有主导性力量方面，又要建立在西方同各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世界领袖们立场和利益的协调与合作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全球政治是多元文明性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仍然是由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因此，亨廷顿进一步提出在文明冲突的世界上建立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协调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和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协调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7]

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国际战略思想家，对许多问题的现象认识和分析向来都是精辟而独到的，在对外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面（譬如，提出要避免强行推行西方价值模式的中非干预主义原则等），在美国西方，也是属于理智和稳健一派的政治战略思想家。

但他的“文明冲突论”却往往把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现象混为一谈了，并始终是从现象论和经验论立场为出发点的西方观念，来谈论世界未来所谓文明和文明冲突的问题，因此，他的结论就常常是失之偏颇，特别是对非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就难免会存在种种的偏见和失当之处。

亨廷顿的文化和文明之论其实是非常狭义论的，也都是极其表象化的，他的整个文化理念完全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缺乏一种真正对人类文化本质的哲学真理思考。归根到底，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只是一种纯粹西方实用地缘政治学变相或翻版的政治理论学说——地缘政治的理论也恰是经历了，从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到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再到亨廷顿所谓文明差异的“地缘政治”的发展。

所以，亨廷顿虽然也提出了一个人类文明的“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的问题，但紧接着又把这个“共同性原则”十分狭义地定义为，只是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最低道德”的一些“否定性戒律”，即“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而已，[8]却未能看到，一切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其实正是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仁爱、大同等的最高价值理想的方面——而这又恰恰是，以经验论的视角而认为是永不可企及，并极力回避掉了的所谓“真理”问题。

也正是因此，亨廷顿的最后结论既是悲观论的，又是充满了疑惑的，总之，只能是在文明冲突的“不确定性”上，来建立未来文明冲突格局之下新均势的世界政治秩序，以争取一种仍是由西方主导的权宜相对的世界和平，甚至也只是希望能防止最坏情况（世界大战）的发生而已。

对此，亨廷顿疑惑地表示：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

……

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9]

三

“文明冲突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悲观主义的。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人们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普世主义文化观念——实际上是要摒弃自由主义中，按理性主义的原则曾一直在宣示的所谓自由平等的普遍性原则。

所以，亨廷顿虽然也正确地认识到西方文化其实是缺乏普世主义文化特质的，但却不愿意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揭示和批判西方的精英主义文化，为什么不具备普世性价值的那些文化本质，而是站在西方优越论的文化精英主义和继续维护西方发展优势的立场上，反对和质疑一切形式的理性主义思维。亨廷顿所表现的文化思想路线，其实是延续了西方从十八世纪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到十九世纪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并是在新的历史矛盾面前又形成了一种二者复合的矛盾文化心态——既要维系文化精英主义的西方历史发展优势，又哀叹这一切的历史优势正在逐渐地消减了。

然而问题却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难道不正是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上，来实现一种要逐渐地达到普遍性目标的均质化、平衡化和文明化的世界关系体系吗？。

以上我们提到，亨廷顿虽然在避免文明间大战，重建世界秩序的三条原则中，也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共同性原则”，但却把它定位在一个“‘浅显’的最低道德”的层面之上，他的文化观仍然是立足于非普遍性原则和西方优越论的文化观念之上的。

对此，亨廷顿还特别地说明道：

“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10]

亨廷顿的所谓“寻求共同性”和“共同性原则”完全是微观政治学而不是真正宏观文化论的——正如其所言，仅仅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而已，而不再具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文化理念——如“世界和平，幸福安宁，公平正义”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表达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完全是建立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自由主义传统之上，也即是建立在洛克式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亨廷顿的西方文明论所虚无掉的，也正是精神性的价值和道德等更深厚的文化本体（或本质）部分，所注重的也只是现实政治利益的文化表象部分。

亨廷顿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概念，都是着眼于所谓“文明的形式”，并把文明定义为是相对于“野蛮状态”，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现实性和技术性的内容，他抛弃了欧洲近代从理性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所谓“德国思想”——即关于理想主义和普世主义形而上学的所谓真理理念，甚至也抛弃了这种对理性（真理）追寻的精神，而是把文明仅仅看作一个提供判断社会进步状态的现实性和技术性的标准。

所以，亨廷顿称“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实际上只是一个洛克式的经验论和现象论的事物表象，并被具体化为，只是存在于现实性中“全面的生活方式”，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

这里，我们有必要就亨廷顿建立文化观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作一个交代，而这一切正是表现在他关于文化和文明概念的一段表述之中：

在德国以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11]

以上的一段论述，正是我们必须指出的，亨廷顿往往把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现象混为一谈，并始终是从现象论和经验论立场为出发点来谈论所谓文化和文明的问题。所以，亨廷顿以上虽然也提到了文化观念中的“价值”问题，但对它的定义却完全是一种狭义的文化现象论的东西，如被他解释为只是“‘浅显’的最低道德”的“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的一些“否定性戒律”。这里，被亨廷顿的政治自由主义所摒弃掉和虚无掉的恰恰就是，整个人类或不同人类应该共有的文化本质或文化理念，即被亨廷顿称为“德国思想”中，形而上的“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的那些东西。

亨廷顿思想所表现的正是，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理性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在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中陷于“流产”之后，一方面，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就完全放弃了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真理的理论探求，而是实用主义地把自由主义理想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或后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看作为一种并不需要建立深刻历史基础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价值符号，而把价值真理的问题归之于了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的现代宗教问题，并把自由主义看作为，就是基督教文化的自由化、伦理化、世俗化和现代化了（另一方面则形成，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从此，整个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再没有任何完整的体系化构建，而是沿着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表现罢了（如亨廷顿所感叹的，现代西方社会中不断产生着的那些文化消极和社会阴暗的方面；而福山的“回归黑格尔”，却不过是在“冷战”结束的兴奋之下，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性又昙花一现的回光返照而已）。

四

“文明冲突论”所展现的西方战略既是历史循环论的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也必将会成为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悖论”。

亨廷顿对他认为是充满了文明的冲突、矛盾和危机的现实，以及应怎样来建立世界的秩序问题，也发出了种种的感叹和疑问：

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

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着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

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

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

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是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12]

在以上那一连串的虚拟提问之后，亨廷顿的结论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是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绝没有什么“普世主义”的所谓“普遍性原则”。

亨廷顿正是据此而站在“西方优越论”的立场，首先对西方社会正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进行了反思。他一方面认为，现代化的西方已是唯一进入富裕、文明、和平时代的文明体系，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西方独特文化信念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政教分离原则下的自由主义发展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等；另一方面又感慨，这种西方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美国信念中，也表现出了“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去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的倾向；甚至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中，“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的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其主要表现是：“反社会行为的增加，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等。[13]

亨廷顿还认为，更高水平的现代文明发展，只能存在于冲突和竞争的历史交替和历史循环之中，于是：

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其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14]

亨廷顿也不断地提到，历史上多次发生一些先进文明国家因耽于享乐腐败和道德堕落，失去自身发展的竞争活力，最终为一些落后野蛮民族征服乃至灭亡的情形。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集中反映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西方文化矛盾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文明衰落和世界未来文明发展的强烈忧患意识，但也表现出，他们希望西方文化和文明对其他世界继续保持发展强势和优势的“西方意识”。

他们看到了，以往“西方中心论”的所谓西方普世主义的主导者们在向西方以外的世界强行推行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发展模式时，实际上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不仅造成了种种的混乱，还激起了强烈的反对西方的文化情绪。

应该说，亨廷顿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对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矛盾还是作了许多认真反思的。但亨廷顿的反思，归根结底，仍是囿于一种强烈的“西方意识”，以及在文化理念上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观念，所以他的整个文化分析完全是一种文化现象论和表象化的非历史主义分析，其结论也是充满了片面性、偏见和文化悖论的。

——比如，亨廷顿一方面正确地看到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政治多元化、文化（形式）多样性发展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他却突出了“多样性”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差异性的一面，并把现实世界各种社会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冲突和矛盾，统统地归结为是文化的差异性所致。

亨廷顿完全无视于，在一切形式的文化表象后面的本质上，实际上却是蕴涵着一种深厚的道德共同性的——简略地说，也就是基督教中“爱一切人”的思想理念，儒学中的“大同仁爱”，佛教中的“普渡众生”，也是伊斯兰教中的“平等观念”，或者就是现代西方观念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更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伟大信条……

而亨廷顿却是极其表象化、经验论地把人类文化和文明形式的多样性，确立为一种人类文化分裂的“文明冲突”理论。

——又如，亨廷顿在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性时，分析得最多的就是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同东方儒学文化价值中的所谓差异性的方面。

亨廷顿认为：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15]

亨廷顿的结论是：

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16]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一再地突出了亚洲国家在所谓儒教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价值观上形成的只能是所谓非民主的“政治权威主义”，而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的表现形式问题，于是认为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就是冲突的和不相容的。

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结论也是极其表象化和非历史主义的。应该看到，西方今天较为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不仅是脱胎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欧洲中世纪，而且同样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到“普遍国家”（这是按照亨廷顿本人的比较语言）的历史发展嬗递，也同样经历了它自己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较长历史阶段。

历史学家们普遍地认为，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也是在历经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和矛盾发展之后，以“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并最终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国家、邦国的王公们于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历史标志的。条约结束了欧洲长期的混战，欧洲的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下而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即使这样，欧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后来还是又不断地发生了各种局部战争，直至欧洲战争，甚至世界大战的矛盾发展历程。

另外，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也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政治权威主义形式下完成了它的原始积累的——如英国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法国路易十三到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德意志的俾斯麦时期。即使是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为了建立秩序，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不是也有过克伦威尔专制和拿破仑独裁的权威主义统治时期吗？总之，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本身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社会冲突和矛盾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

亨廷顿的思维特征，正是只从事物的表象和形式上来看问题，或者如他所言，是“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因此他把不同文化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性也本质化和绝对化了。他“文明冲突论”的一些结论，也往往是多有危言耸听的乖谬之处。

——再如，亨廷顿关于现实世界各种文明间冲突的具体分析，也同样是极其表象化和形式化的。

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谈论得最多、最具体的就是当前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最直接的威胁和它们之间的冲突问题。所谓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发生的冲突及所构成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中，他谈论得最多和最具体的又是，伊斯兰国家因人口的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变动，形成了穆斯林社会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并使移民问题成了这些社会的突出问题。

亨廷顿还认为，各种伴随着伊斯兰宗教复兴运动的人口矛盾和社会变动，将持续到21世纪20和30年代以后才会趋于缓和和稳定，但那时，欧洲所面临的“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这种文明间的均势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7]

以上可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西方狭义政治学的思想理论。他一切关于文化和文明的论题，谈论的只是一些文化和文明的形式和表象，归根到底，是西方的现实利益和政治权利方面的问题。

另外，亨廷顿也承认，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其社会变动和人口扩张的发展时期。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是以殖民主义和炮舰政策为先导的，甚至是以对新大陆土著居民的掠夺、屠杀和种族灭绝为表现的。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正是这种对外的扩张，成为了使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和向外转移。而且，在这种对外扩张饱和以后，正是缘于对国际市场和资源土地的争夺，还接连地爆发了两次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

今天，西方的发达国家大体上渡过了它们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变动时期，并率先进入了所谓“普遍国家”的较高级状态。然而，当今全球性的现代化发展浪潮正方兴未艾，应该说，人们正迎来了，整个世界都正向着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非常的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各种世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和矛盾自然会表现和突显出来。其中，自然包含引起亨廷顿等西方人士强烈反应的移民等问题。

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开始向现代化发展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正经历着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社会变动和人口矛盾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则完全不可能像当年的西方国家那样，可以传统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对外扩张甚至资本主义战争的方式来舒缓、转移自家的矛盾了。

所以，无论表现为是世界热点的矛盾和冲突、文明交汇区域的矛盾和冲突，还是移民或是难民对西方世界的冲击，其本质上都是“南北矛盾”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各种利益关系矛盾的凸现，尽管它在形式上可能会以民族或文明冲突的方式来表现。而且这样的矛盾无论是在历史上或是现实中，还往往会以同一文化和文明内部的矛盾冲突形式来加以表现的。

比如，发生于1618年～1648年间“三十年战争”，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在形式上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所谓“新教联盟”和“天主教联盟”之间进行对抗和争斗的欧洲战争，但本质上却是欧洲各国的封建王朝为争夺欧洲霸权和利益的战争。

又如，“两伊战争”实质上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占统治地位的伊拉克和伊斯兰教什叶派占统治地位的伊朗之间为争夺地区霸权和石油利益而爆发的一场战争。

另外，伊拉克侵略和占领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则是发生在两个伊斯兰教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总之，对当今世界一切矛盾或主要矛盾形式的认识，怎么可能用一个极其表象化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就可以来解释和涵盖了呢？

所以，在面对着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五

“文明冲突论”所内涵西方优势发展的国际战略思想，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其实只会导向人类文化分裂和加剧所谓的文明冲突——它的核心注解正是：“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的部落冲突”。

亨廷顿以“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范式，为冷战后的西方利益和政治目标提出一个规划世界政治地图的指导路线。一方面，他希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们要放弃以往不切实际的西方普世主义观念。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 “西方优越论”（其延伸正可谓是“美国优先”）的思想意识，并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其“文明冲突论”的政治理论和“文明坂块”的政治划分，要求西方国家对其他世界放弃应尽的历史责任，而固守于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利益阵地。

“冷战”结束后，真正成为美国和西方主导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套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经济体系。

“新自由主义推行三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全球化的国际秩序，整个世界反而显得是更加的矛盾重重和乱象纷呈了。这一切矛盾乱象的突出表现，又似乎正是亨廷顿当年所预言的，“在当今和今后的时期，西方文明将受到亚洲地区主要是中国儒教文明和全球范围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冲突”。西方和中东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激烈冲突，更是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矛盾热点和问题焦点。而这一切的发生，又似乎正是西方世界试图按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中东及其他地区，强力推行所谓自由民主改革而发生了“文明冲突”的表现。

于是，相当一些人们便更加推崇地认为，当年亨廷顿的那些预言实在是明确精准，也更加认可和接受了亨廷顿关于后冷战时代，“主宰世界政治格局的将主要是各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一套西方现代政治学说了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其实正是，以上福山式唯理论的西方普世思想观念和亨廷顿式经验论的西方资本主义优势发展战略的一个二元混合体。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战略本身，也是充满了西方意识的“富人俱乐部”的狭隘和偏见，其核心思想也仍是西方的国家利益。当今一些世界热点地区所谓“文明冲突”情形，也并非是亨廷顿预言的精准，而更是西方发展战略主导性设计的结果。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既是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思想体系。

而在黑格尔之后，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发展中，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就完全放弃了对什么是自由主义（普遍）真理的理论探求，而是实用主义地把自由主义理想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甚至较早期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大大地倒退了），看作为一种并不需要建立深刻历史基础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抽象价值符号。

所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战略思想体系中，其“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回避了“平等”），就往往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和手段，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则始终是西方世界的国家利益。这一切在西方推行所谓中东民主化改革计划中，就更是表现得十分的露骨和突出了。

整个中东、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在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及二战以来，开始形成了一些大多是政教分离的封建王国或是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名义下寡头强人统治的民族国家，并开始了各自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形态，又大多只是相当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一战前后，甚至更早以前的国家政治形态。但仰仗着上天赐予的丰富石油资源，一些地区强国的民族国家，或是妄图确立自身的地区霸权地位，或是意欲形成区域盟主的独立治影响，或是形成了与西方对立的国家利益集团。于是，当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危害和挑战了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和现实利益时，就先后在西方的中东民主化改革中，遭到了颠覆、摧毁和瓦解。而一些更为专制的封建国家，因成为美国西方的地区盟友并形成了紧密的特殊利益关系，却反而受到保护并安然无事。所以，前一类国家无论是否构成了对美国和西方的挑战，都绝不是什么文明的挑战，而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和挑战。而恰恰是，当这些国家的传统秩序遭到外力的颠覆和瓦解，出现权力真空化和形成社会碎片化之后，反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势力，甚至是恐怖主义势力，纷纷以宗教教派的名义，既相互恶斗，又往往是把西方当做了自己冲击、挑战和报复的对象……在这一切的乱象之下，却反而很有些像似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了。

另外，如果按照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思维，西方文明的欧洲体系就应该把“冷战”时期曾是西方长期盟友的土尔其也排斥出去，因为土尔其是一个伊斯兰文明的国家，如果土尔其也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员，就会成为穆斯林社会侵蚀西方文明——向西方国家输出移民的一块跳板；而更有意义的则是，如今，美国正在试图放弃同墨西哥等国的“北美一体化计划”，并要竖起一道“万里长城”的篱笆墙，以防止南美国家非法移民对美国的侵扰。而南美诸国，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划分，本应是“同具有基督教渊缘，应结为文明联盟”的国家，可如今，怎的竟是，“富基督”也要极力地排斥和防范起本是同根生的“穷基督”来了呢？

问题正是，在日益一体化的当今世界，如果不积极地处理好“南北矛盾”的问题，不积极地处理好整个世界平衡发展的问题，可以设想，在一个多数人陷于贫困、动荡、矛盾和冲突的世界上，搞划地为牢，以所谓“文明坂块”的政治划分和“文明冲突”战略的纵横捭阖，就能在一个“非普世文明”的世界上，独独地保持住西方文明的所谓“普遍国家”的“富人俱乐部”了吗？

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正是一种导向人类文化分裂和加剧文明冲突的文化思想的悖论。

[1] 指冷战时期相互对立的“西方集团”、“东方集团”，以及两极世界之外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

[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5～7页，新华出版社，1980。

[3] 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6、17页。

[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76、77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60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28页。

[7]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66、370页。

[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68、369页

[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71、372页。

[10]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69页。

[1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