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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用中草药方剂与猪病防治应用(十六)

原创
2020-01-22  寒江读舟

三、中兽医防治猪病的基本法则

(二)兽医中草药的配伍

配伍,就是按照病情需要和药物性能,有选择地将两种以上药物合在一起应用。配伍是应用中草药的主要形式,也是在中兽医理论体系指导下运用中草药的基本理论之一。中兽医师所开的处方,一般都称为“方剂”,因为汤剂是应用最广的剂型,所以又称之为“汤头”。如今,只有在草药、单方里还保留较多单味药的古朴用法,一般在临床上,多用经过配伍的复方。

溯源中兽医药的发生与发展,最早应只属单味药,这是先民在寻食过程中偶然发现药物疗效的经验积累。以后,由于药物的发现日益增多,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步深化,因而对病重而复杂者,用药也由简到繁,从简单的配伍逐渐形成为庞杂的复方。中草药配伍的理论,在《内经》、《本草经》时已经基本形成。《内经》共收载药处方12首,其中单味者四首,两味者三首,三味者二首,四味者三首。至汉朝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方剂的药味渐多,组织已十分严密,但药味仍比较精简,每方五味药以下者占76%。迨至宋元以后,方剂配伍就更趋繁复了。

1.配伍的意义

中草药所以要从单味药衍成复方配伍,主要有以下4方面意义:

①提高与促进疗效  数味药有选择地一同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疗效的充分发挥。药物疗效的增进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仅是单纯在有效的量上的积累;一种则由于共同作用而大大地超过单味药的量的总和。这里可以举出一例证来,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在多方摸索之中,对机制的进一步探讨就更显得不够了。实验证明:四逆汤(熟附子、干姜、炙甘草)较单用附子的作用大3倍,黄连的复方比单方具更大的抗菌力,并且难于形成抗药性。上海第二医学院在烟熏制菌试验中发现:艾叶、苍术、白芷与雄黄四药同用可对人型H3RV结核菌、牛型结核菌、白喉杆菌、伤寒杆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等有明显抑制作用,如用艾叶、苍术则对前两种细菌无作用。如用艾、芷或艾、雄黄则作用不明显,单用艾叶根本无作用。他们认为:“抑菌生长主要为四药综合作用的结果”。如从药物有效成分分析来看,酒制或加酒煎药对某些不溶于水的成分(如当归之挥发油),由于有机溶媒的存在而容易渗出;同理,生物碱不易溶于水而其盐类则可,故延胡索、黄连等多用醋制。

②减低毒性与副作用  单味药应用即使未至中毒量,有些药亦常会有一些与疗效无关的副作用,例如:胶类及质地黏腻的药物易致胃脘满闷,桂枝、半夏、乌头等易感咽喉干戟发麻等。药物之疗效相同者其副作用不一定同,故而含两种以上疗效相同的药物而各减其量,副作用自然可以减低甚至避免,此外,一药性毒、性偏而又属必用,可配伍他药以减低其毒性(如半夏之配生姜),或牵制其偏胜的作用(如黄连与干姜)。历代医学家如孙思邈、王冰、张子和、张景岳、缪仲淳都曾明确提出“药性皆偏”的理论,故用药之时既用其偏以疗疾,又当防其偏之有弊。徐灵胎曾有指明;“若皆以单方治之,则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实验证明:草乌确具麻醉作用而毒性甚大,经当归、白芷配伍后毒性显著减低。萧树华报道:萱草根如配黄连、黄柏则毒性锐减,并可提高连续多次口服的剂量。

③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  单味药虽亦具多方面的作用,但终难适应复杂而又多变的病情变化。历代医家都曾对这个问题从各方面提出了用药须配伍的理由。徐灵胎说:“若病兼数证,必合数药而成方”,是从兼证着眼;又说“若夫内外之感,其中自有传变之道”,是从病情衍变着眼;寇宗爽说:“病有大小、新旧、虚实,岂可以一药攻之”,是从病情类别着眼;缪仲淳说“上古之人病生于六淫者多,今则七情弥厚、五欲弥深、病情殊古,须合众药之所长,”是从古今疾病的特点着眼。

病情既复杂,病机亦多端,故须审因配伍庶可奏功。例如:小便不利虽主以通利之药,如通利之而不应,或须桂枝之通阳化气(如五苓散、滋肾丸);或须党参、黄芪之益气利尿(如春泽汤、防己黄芪汤),或须干姜、附子之温阳(如真武汤);或须桔梗、麻黄、葶苈子、杏仁之开提肺气(如捷壶揭盖法)。总之,复方配伍针对病变的各个环节,贯彻了治疗上的整体观念。通过方药的加减、组成的变化,既符合于个体的特异性,又适应于病情的不同发展。所以,复方配伍是辨证施治的重要一环。

④改变与影响药效  几种药同用可以互相影响其性效,甚至引导药物主要发挥某方面的作用。由于病所有经络、气血之异,病势有内外、升降之趋。虽用某种药,或虑其性之不达,或恐其力之不足。凡此种种,均须适当加以配伍,才可达病所、调病势以致和平。李时珍说“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这是影响药性升降浮沉的例子;汪石山说:“东垣用黄芪六钱只当归一钱佐之,即名曰补血汤,可见黄芪功力虽大、分量虽多,为当归所引不得不从之补血矣”,这是影响功用的例子;俞守约说“当归从官桂、附子、茱萸则热,从大黄、芒硝则寒,此非无定性也,夺于群众之势不得不然”,这是影响药性的例子。古人以药物归经的理论为指导,更选出能引导他药专治某经病证的药物,特称之“引经药”,它对指导用药与配伍均有一定意义。

2.七情

关于两种药配伍以后的结果,大约有几种类型,一般总称为“七情”。《本草经·序录》即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的记载,后世也称之为“七情合和”。关于七情的具体说明则见于《本草纲目》:“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如党参、甘草、黄柏、知母之类,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相杀者制彼之毒也。”其中,单行只用一味药,古方如独参汤用党参治气虚欲脱,清金散用黄芩治肺热咳血等。草药里就更多了,如马齿苋治痢疾,仙鹤草的冬芽治绦虫等,均属单方范畴,原与配伍无关,其他六情则均与配伍有关。还应指出:中草药以有机物为主,所含成分往往很复杂,故一种药常有多种功效。因此,即使是单味药,也可以看作是一张复方。古方如独参汤之党参,清金散之黄芩,都梁丸之白芷等;现代临床例如麻黄之于外感发热咳喘等,不胜枚举。而且,单味药有时具多种同一药效的成分,有时也可具药效完全相反的成分,即单味药所含诸成分间也可以起协同或拮抗作用。日本的木村正康等报道,牛黄中各种胆汁酸成分都有平滑肌解痉作用,相互间而且还有一定的协同作用;此外,牛黄中还存在有分子量不大的多肽物质,具有与胆汁酸相反的平滑肌收缩作用。

(1)相须  指功效相同的药物配伍应用,可以增强其疗效。如石膏、知母配伍则清热泻火力量大,大黄、芒硝配伍则泻下通便作用强。

(2)相使  指功效方面有某种关联的药物配伍应用,以一种药为主佐以他药,可以提高主药的疗效。如茯苓、黄芪同用,则补气利水的效果显著;大黄、黄芩同用,则清热泻火的功能大大提高。

(3)相畏  指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天南星之畏生姜、白矾,故常用之共同炮制,临床上除外敷鲜用以外,一般均用制半夏、制南星。

(4)相杀  指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相畏、相杀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指相互对峙的药物而言。除了上述生姜、白矾可以杀生半夏、生南星毒以外,还有如防风解砒霜毒、绿豆解巴豆毒等。

(5)相恶  指两种药物合用后,因相互牵制而使功效减低,严重者甚至丧失药效,如生姜恶黄芩,党参恶莱菔子等。

(6)相反  指两种药物合用后,能产生明显的副作用,甚至出现毒性。《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有十八反歌:“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叛藜芦。”另有十九畏,其实亦属相反之列。

以上6个方面,总括起来其实有3种类型:①有些药物因积累或协同作用而增进了疗效,这是临床用药时必须充分利用的,即《本草经》所谓“当用相须、相使者良”之意;②有些药物由于相互作用后,可以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和副作用,故在应用毒、剧类药物时当考虑这个方法,即《本草经》所谓“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③有些药物同用以后,或因相互拮抗而削弱,抵消原有的治疗作用,或反而产生新的副作用与毒性,基本上都属于配伍禁忌的范畴,亦即《本草经》所谓“勿用相恶、相反者”。

“药对”为两味中草药比较定型的配对使用,故又称为“对药”、“兄弟药”或”姊妹药”。在一定意义上说,药对是复方中最小的组方单位,但应用上却非常灵活,在中兽医理论上有特殊的意义。

人类最初应用中草药来防治疾病的形式,应属一味药的单方,如俗语所谓“头痛用防风,腰痛用杜仲”之类,经过长时期的经验积累,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复方的奥妙与优越性。然而,药既众多,方更无穷。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才逐渐形成了药对的认识。诸如“麻黄无桂枝不汗”、“附子无干姜不热”等理论,都是药对最好的写照。

尽管药对是近代流行起来的名称,但论其来源则早已有之。即以医圣张仲景的名著《伤寒论》而论,历代著家虽未有药对之称,但的确存在药对之实:太阳病中针对表寒证虚实两证分别立“麻黄配桂枝”和“桂枝配芍药”为其主要药对”。不仅如此,随着病机的演变,论中的“药对”也作了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病机转变。如对寒邪郁而化热入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证候,分别采用大青龙汤、桂枝二越婢汤和麻杏甘石汤。三方中均有“麻黄配石膏”这一“药对”。但二药用量比例,随病证寒热多少变化而变化,与病机变化相互对应。其他各经的主要“药对”是阳明病:“石膏配知母”、“大黄配芒硝”;少阳病:“柴胡配黄芩”,太阴病:“党参配白术”、“白术配干姜”;少阴病:“附子配干姜”、“黄连配阿胶”;厥阴病:“吴茱萸配党参”、“吴茱萸配当归。”

一些常用药,可以与许多药物组成药对。这可能与这些常用药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具有多种功效有关。例如麻黄,具发汗、利尿、平喘三大功效,发汗解表则配桂枝(如麻黄汤),利尿渗湿多配白术(如越婢加术汤),止咳平喘则配杏仁(麻杏石甘汤)。

3.主辅左使

中草药配伍的原则,亦即组方的规律性,这是理法方药的重要一环。古代文献对这一问题归纳为“主辅佐使”,确有它精到之处。

主辅佐使这一配伍法则,在《内经》中已经有之,如“主病之谓主,佐主之谓辅,应辅之谓使”;《本草经》又提出:“药有主辅佐使,以相宣摄和合,宜一主、二辅、三佐、五使,又可一主、三辅、九使也”。显然,前者系从药物间的关系、作用着眼;后者则系从药物的组织、数量而言。

由于后来医家的不断补充,理论逐渐严整,如李东垣说:“主病之谓主,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别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具体地说;主药是针对起病原因、病机与本质的,如诸证纷纭则系针对主证的,能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辅药的作用是协助与加强主药的功效。佐药的意义很广泛,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①治疗次要的兼证;②监制主药以消除某些药物的毒性与烈性,适用于主药有毒或性味太偏时;③协同主辅药发挥对主证治疗作用;④如在大队热药中佐以一、二凉药(反之亦然),称之为“反佐”。使药的意义也有两方面:一是该药对某一脏腑、经络作用极强,能引导他药直达病所,可称之为“引经报使”;二是用作调和诸药,经常用到的是甘草。主辅佐使药物一般均仅一两味,在较复杂方剂中可多达三四味。每个方剂中,也并不一定主辅佐使都全,较简单的方剂多只有主辅药。有时,一药还可兼具两种身份。兹引《伤寒论》中的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表证。主证是恶寒发热、无汗、脉浮紧,兼证是喘咳。麻黄汤功能发散风寒、辛温解表、宣肺平喘,使在表之邪随汗出而解。

主药:麻黄,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辅药:桂枝,温经解表,助麻黄发汗。

佐药:杏仁,助麻黄宣肺平喘。

使药:甘草(炙),调和诸药。

在方剂组成原则的指导下,构成复方的数种药物,按其性能及该方所治证候的特点而有主辅佐使之分。由于它们在方中所处的地位各不相同,因而对于复方性质的决定作用也有主有次。不同类别药物的变化,对该方的配伍关系、功效、主治重点等的影响也有差异。一般来说,主药改变,则会使原方的性质发生改变。例如将桂枝汤中的主药桂枝易以饴糖,并加倍使用芍药,尽管药物组成变化不大,但因为主病的主药已变,其功效也相应地由辛温解表变为温中补虚。又如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之所以同药异效,亦是因为用量比例的变化导致了复方主药疗效的改变。其次,主药不变,但其主要配伍关系发生变化,亦导致质变。如麻黄汤将辛温的桂枝易以石膏,则成为辛凉解表,宣肺清热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4.配伍新则

兹从药物的功效着眼,提出中草药配伍的七条法则如下。其中,虽有一部分参考了“七情”,但赋与的含义则有所不同。

(1)同类相须  即具相同功效的药物,其作用部位与机制不尽相同,当它们一起应用时,可因协同作用等而大大地增加疗效,即使是机制相同的药物,当然也可以增加其疗效。

应当指出:大多数同类相须的药物均散见于历代医药文献中,尤其是某两种药经常搭档使用者,构成中草药分类与常用方剂的主要内容。例如:解表有麻黄、桂枝之辛温,桑叶、菊花之辛凉,荆芥、防风之偏温而风热亦宜;下法有大黄、芒硝之攻下,甘遂、芫花、大戟之峻下逐水。温里每用附子、干姜以回阳救逆,或用附子、肉桂之温补下元;清法有石膏、知母之清里热,银花、违翘之解热毒,黄芩、黄连、黄柏之清湿热,犀角、生地之凉血;祛风湿每用独活,寄生,壮筋骨每用兽骨、木瓜。理气或用木香、砂仁,或用枳壳、厚朴;活血或用桃仁、红花,或用蒲黄、五灵脂;攻瘀又当用水蛭、虻虫;软坚散结如海藻,昆布;重镇收敛如龙骨,牡蛎;化痰如陈皮,半夏……。很难一一举例,要在学习者细加剖析古今用药规律,自可触类旁通。

(2)异类相使  药物的各自主要功用虽异,但在中兽医学理论上有沟通之处,临证上又确定可以大大促进疗效者属此。本类配伍较为错综复杂,也有两种药搭档经常应用的情况,而且数量相当多,又每可体现中兽医理论的特色,故学习者尤须注意。例如:脾主运化,脾虚则运化无权以致积食难消;积食作为一种病机又可进一步影响脾胃的功能。故治脾虚食积当用枳术丸,用枳实之消痞化积与白术之补脾燥湿,互相补充、标本兼顾,配伍也属精当。其他例子兹列表如下(表103)。

103 异类相使

配  伍

功  效

主  治

方  例

木香、黄连

行气消滞而清湿热

治滞下不爽

香连丸

枸杞、菊花

滋肝肾而明目

治肝虚目疾

杞菊地黄丸

黄芪、茯苓

补气而利水

治气虚肤肿

防已黄芪汤

川楝、延胡

理气活血而止痛

治血气刺痛

金铃子散

阿胶、艾叶

补血而温宫

治虚寒崩漏

胶艾四物汤

知母、贝母

清热润肺而祛痰

治肺热咳痰

二母丸

苍术、黄柏

清热而燥湿

治湿热下注

二妙丸

桑叶、脂麻

滋肝祛风而明目

治肝虚目暗

桑麻丸

黄芪、防风

固表而祛风

治卫虚自汗

玉屏风散

麻黄、附子

温里而驱寒

治表里俱寒

麻附细辛汤

黄芩、芍药

清热理肠而缓急

治痢下里急

黄芩汤

黄芪、当归

补气而生血

治血虚形萎

当归补血汤

参、芪与柴、升

补气而升陷

治清阳下陷

补中益气汤

石膏、牛膝

清胃火而下达

治胃火牙痛

玉女煎

(3)相反相成  药物的性效或似相反,但合用实足以相成,例如李东垣说:“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乃大,乃相畏而相使也”,即为例证。相反相成的配伍,大约有以下4种情况。

 ①攻补合用  徐灵胎说“人虚而证实,如弱体之人冒风伤食之类;人实而证虚,如强壮之人劳倦亡阳之类。若纯用补则邪气益固,纯用攻则正气随脱,所以有攻补同用之法”。有人攻讦说:“两药异性,一水同煎使其相制,则攻者不攻,补者不补;若或分途而往,则或反补其所当攻,攻其所当补,反而有害”。徐氏对此颇有精辟的解释,足能服人。他认为“盖药之性各尽其能,攻者必攻强,补者必补弱。犹掘坎于地,水从高流下必先盈坎而后进,必不反向高处流也。”攻补合用之例甚多,例如:解表则参苏饮、党参败毒散,治表证而兼气虚;再造散治兼阳虚者;葱白七味饮治兼血虚者。又如治里方面:黄龙汤、增液承气汤、承气养营汤属攻补兼施;枳术丸、健脾丸属消补兼施。

②寒热合用  经方素以方意精当、用药古简著称,每有药性不同而相得益彰之妙。如张隐庵指出的“伤寒有附子泻心汤用大黄、芩、连、附子寒热并用者,有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党参、大黄、黄芩、姜、桂枝,补泻寒热并用者。”黄连为著名寒凉药,左金丸与吴萸同用,交泰丸与肉桂同用,均寒热合用之明例。

③反畏合用  对于十八反、十九畏,其实并非绝对遵循,陶弘景即指出“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近代习见之周氏回生丹用大戟、甘草,妇科回生丹用党参、五灵脂等,一向也未闻有什么偏差。对于中草药配伍禁忌中的十八反、十九畏问题,可以这样认为:a这些药并非必须合用,多半相距甚远;b.古方也颇多用之;c.近代临床实践个别反畏合用其效亦佳(如海藻、甘草);d.药理研究至今尚无一致意见。所以,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④升降敛散合用:药物之作用虽然升降适反,或开敛散异途,如配伍得当,可收升清降浊、开阖枢机两得其宜的功效。例如:柴胡升而前胡降,合用则解热降气而无偏弊,荆防败毒散中用之;桔梗升而枳壳降,朱肱认为“治胸中痞满不通用桔梗、枳壳,取其通肺、利膈、下气也,丁甘仁医师亦喜用桔、枳以清肃肺气;五味子收敛而细辛开散,合用则敛肺镇咳而不碍邪,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等方中用之;姜、夏辛开而芩、连苦降,《伤寒论》诸泻心汤用之以升清降浊,治痞满呕逆。

(4)纠偏解毒  对于有毒、药性偏胜与猛烈的药物,尚需配伍与之相拮抗的药物,以期既用其利而又纠其偏,例如:七情中相畏、相杀一类,生姜合半夏即《金匮》小半夏汤,可为范例。再如滋补之药多性腻,易于影响脾胃的功能,故需合以理气、化滞、健胃的药物,如补中益气汤之陈皮与归脾汤之木香。

此外,由于复方中各种药物各具特性,往往须配合甘缓之药来协调,这在应用大寒、大热或药性走窜、猛烈的药物时尤属重要。甘草一药,自古来是担任这一角色的,或与其所含有效成分的解毒机制有关。

(5)审因求治、随证加减  当然,组织方剂必须在辨证、审因的基础上进行,方药离开了理法将是无目标的乱枪散弹。然而,在审因求治的基础上,也还要针对一些次要的病机与见症进行随证加减。所以,也可以说随证加减是审因求治的补充,两者虽有主次、先后之分,却是都不能偏废的。

在辨明理法、选用方药之后,更因其热而加石膏、黄连之属:寒加附子、干姜;虚加党参、黄芪;实加大黄、芒硝。既定某基本方治某病之后,亦可随证加减。例如:一治表证之方,可因表证重而加荆芥、防风;咳嗽重加杏仁、前胡;咽痛加牛蒡、桔梗;音哑加蝉衣、胖大海,身痛加羌活、独活;食滞加建曲、陈皮。

此外,中兽医的整体观念又应因畜、因地、因时而制其宜。秋令多燥,燥胜则干,故虽外感而可用润药,如清燥救肺汤之麦冬、阿胶。

(6)引经报使  根据药物归经的原则与升降等特性,能引其他诸药达到病所,调整病势而复归于平衡者,称引经报使。汉唐本草与方剂均无引经报使的理论。金元时的医学家如张洁古、李东垣、王好古等却是特别重视,所著《珍珠囊》、《用药法象》、《汤液本草》等书均有详论。

①引经  某药能引其他药物,选择性地治疗某一脏腑经络的病证,即称引经药。引经虽应用较少,但如桔梗之载而上达、牛膝之引而下行等,只要不死板,仍不失其理论价值。

②报使  报使的作用略同引子,因方剂功用不同而分别选用。尤在泾曾在《医学读书记》中述及“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药引在民间单方甚为重视,体虚弱者多以猪肉、鸡蛋等为引;欲其同气相求则如用猪脬以补胱痿、用大肠以疗痔漏等;取其通行气血,则用酒或糟为引。古方中的药引也大约是宋元时才盛行起来的,丹波元坚说:“药既配合为方,故无须引子之目,然宋以来每方煮法必举其品,则欲用其方者亦宜通知其例”。常用药引有下列几种:“用姜枣取其发散;用枣能和百药之力”(见杨尤溪《伤寒解惑论》);“酒为引者取其活血引经;姜为引者取其发表注凝;大枣为引者取其补血健脾;龙眼为引者取其宁心;灯心为引者取其得睡归神;葱白为引者取其发散诸邪;莲实为引者取其清心、养胃和脾”(见张介石《资蒙医经》)。引药有的即列于方中(如桂枝汤、小柴胡汤等原有姜、枣);有的则于煮法中另附入(如藿香正气散加姜、枣及凉膈散加竹叶等)。

(7)顾存胃气  胃气为后天之本,故脉诊以胃气有无为决生死之兆,《内经》并有“安谷则昌、绝谷则亡”之戒。用药以攻邪疗疾,药先入胃,转运始入经络。如胃失健运,药力何能发挥;进一步言,如胃先受其毒,更何能攻邪?故配伍需考虑胃气。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述及“药之所以能胜邪者,必待胃气施布药方,胃气绝者,汤药纵下不能施布,虽神丹其能为效乎。”例如:治亡阳用四逆汤以回阳救逆,主要靠附子之功。当阳气外脱之时,脾胃功能极为低下,附子虽为神丹,而因脾胃不健亦无能为力,故又当配伍以干姜之守而不走,先振其胃气,始能进一步发挥附子的作用。

《伤寒论》的十枣汤中,用甘遂、芫花、大戟三味性如虎狼的峻下药而冠以方名十枣,可见其重要。柯韵伯解释“毒药攻邪脾胃必弱,使无健脾调胃之品,邪气尽元气亦随之尽,故选枣之大肥者为主预培脾土之虚,且制水势之横,又和诸药之毒。”其实,张仲景每次用峻药必配和胃之品以监制之,例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桃花汤用粳米;厚朴麻黄汤用小麦;硝石矾石散用大麦粥汁和服等。丹波元坚认为:“凡药不与胃相惯者莫如金石,与胃甚惯者莫如米谷。今惧石药之损故配米谷以制之也”。关于金石药的应用,唐宋后在制剂上有很多顾存胃气的配伍,例如磁株丸、牛黄清心丸等均用神曲作赋形剂,显见是十分合理的。

5.配伍后的变化

配伍制剂以后,药物相互之间到底起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疗效的发挥又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关于中草药配伍机制的根本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都曾加以探索,只是目前尚未臻明朗的境界。

(1)数种药物在配伍共剂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主要指化学变化而言。

由于中兽医传统的剂型以汤为主,水为化学变化的最主要基质,而煎药时的温度又足以提高反应的可能和速度。至于药物在炮制或制剂过程中加入了某些有机溶媒(如酒、醋等),更使这个可能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前面曾提及酒、醋等对于药物有效成分溶出的意义,但由于植物所含有机成分比较复杂,目前尚难具体的说明其变化。但在矿物药方面,则较易从无机化学的定性、定量而确定其变化的结果。例如:红升丹系水银(汞)、火硝(硝酸钾)与白矾合炼,经升华反应而制成的粗制氧化汞,有的含量可达98%以上。

(2)数种药物在配伍共剂的过程中,不产生“质”的变化(指化学变化),仅单纯表现为物理性的溶解掺和,因而所表现的共同疗效主要为各个药在有效价的量上的积累。

在一般情况下,方剂配伍可能较多表现为这种形式。例如:大黄攻下实热,芒硝软坚润燥,配合则主治阳明腑实、燥结而坚,故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陷胸汤及丸、大黄牡丹皮汤、黄龙汤……等均合用之。如单从泻下作用而言,大黄则可分解出大黄素(葸醌类),为刺激性泻药,可以导致肠蠕动亢进;芒硝即硫酸钠,为容积性泻药,可以在肠腔形成高渗透压,吸出肠壁的水分。故知大黄与芒硝,一为有机物一为无机物,在共剂中虽不产生化学变化,但其药理作用(部位与方式)不同因而互取所长,组合甚妙,不禁使我们由衷赞叹古人经验的可贵。

(3)既肯定每个药各自的性能,又承认药物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可能,这是中兽医学术的传统观点。

徐灵胎对这个观点有精辟的发挥,见于所著《医学源流论》等书中。他认为:“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所谓各全与各失其性,他又补充说:“一药有一药之性能功效,药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则取此长,在彼方则取彼长。”此方、彼方指不同的配伍,此长、彼长则表示经配伍后可能产生的性质上的变化,不单是量的增减也。至于如何探索与肯定这种规律呢?徐灵胎又从客观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论断:“凡药性有专长,此在可解可不解之间,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中草药的配伍规律,包括了几千年来先辈实践的经验。古人虽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药物配伍后的每一微妙的变化,但却从疗效上充分地阐明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

关于中草药复方配伍机制的研究,是个艰巨的科学实践过工程,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然而,世界是可知的,坚持下去终可臻于晓畅的一天。从现有资料来看,即使在含有复杂有机成分的植物药方面,也有了一些苗头。例如: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傅丰永等报道,他们在复方天麻钩藤饮的化学研究中发现:牛膝的皂甙与桑寄生的—酚性物质部分(包括髁质和黄碱甙),在复方中有化学变化产生,故在煎剂中无皂甙的溶血现象,亦改变了鞣与酚遇到FeCl3时的呈色反应。但变化后的产物究属何物,尚待进一步研究。此外,他们又发现牛膝、桑寄生、杜仲炭三药的混合制剂(不论是混合液或合煎液),均较各药单煎时含较明显的生物碱、香豆精甙、黄甲甙、树脂等反应,他们推想这些药的降压作用可能与之有关系。此外,据日本久保教授研究:大黄黄连泻心汤的煎液不怎么苦,据方中所用黄连的黄连素应该是很苦的,经研究才知该方在诸药共煎的过程中,黄连中的黄连素与大黄中的鞣质发生化学反应,煮成一个沉淀物,因而失去苦味。这个沉淀物中有生理活性物质,在药效上不可忽视。

中草药配伍应用后,在体内相互影响而使其药理的作用、强度以及副作用、毒性等发生变化,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①协同作用  两种以上药物合用时,其药效较单独应用为强。根据协同作用原理,可以提高疗效,减少用量,减少单味药大量应用时可能发生的毒性与副作用。例如:单独应用大黄、黄芩与黄连,无明显的降压作用,但由这三味药组成的三黄丸,却有明显的降压作用;单独应用茵陈、山栀与大黄,无明显的利胆作用,但由这三味药组成的茵陈蒿汤,利胆作用大大地加强;臭梧桐和地龙合用,在降压、镇静、抗惊厥等方面作用加强。不但是药材应用有协同情况,其有效成分也是如此。例如;芍药的Paeoniflorin和甘草的FM100,在镇静、镇痛、解热、解痉、抗炎、抑制胃液分泌和松弛子宫等方面均有协同作用

②拮抗作用  两种以上药物合用时,由于产生相反的药理作用,使其效能减弱甚至消失。有时为了治疗上的需要而利用药物的拮抗作用来减免某一药物的毒副作用及治疗上不需要的作用。例如:附子有较大毒性,但由它与干姜、甘草等组成的四逆汤则其毒性大大减低,两者的口服半数致死量相差4倍以上。此外,附子有强心作用而甘草则无,两者合用又有协同作用,四逆汤又加干姜,则在强度与持续时间上均超过附子。

③毒性与副作用的增加  某些中草药合用后,其毒性与副作用增加,遇此情况应慎重给药。例如;芫花、大戟、甘遂和甘草同用后,通过急性毒性实验证明不论口服还是腹腔注射给药,都可以看出随着甘草配伍剂量的增加,小白鼠的半数致死量,亦随之下降,说明毒性随之增强;乌头与半夏均有毒,对中枢和末梢神经都有麻痹作用,配伍应用则毒性加强;驱绦虫药鹤草酚如与蓖麻油、豆油、酒等同用,其毒性亦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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