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到底在哪里？

华南在哪里？福建、广东、广西？这么答你就输了！

今天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华南” 其实是个1895年后才兴起的概念，而且是受西学东渐、日本南进侵略政策影响的外来词。“华南”在近代史上的区域概念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是整个南方中国，往小了说是指以珠江流域为主的若干省份。

近代史上的广东广西，不仅是华南的代表，还被代表了西南、中南等地理概念......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地图炮中，不如让我们跟随近代史名家桑兵先生一起来看一下“华南”区域概念的产生与发展，重新认识当下的我们和近代史中的他们所理解的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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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范围

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涵义。就自然地理而言， 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 地理上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

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 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 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 即“五岭以南”。

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 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 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 如衡阳、永州、郴州。就行政区划而言， 民间的“华南地区” 说法多样， 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香港、澳门。

晚清以前， 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 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 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 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王沾辉，1843 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 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

王家是19 世纪香港有名于时的信仰基督教大家族。王氏子女在香港接受西学教育， 又受到教会风气的薰陶， 皆能成材成器。王家的背景显示， 华南之说的出现， 当与来华西人尤其是欧美报纸的报道和传教士的翻译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华南一词只是偶尔用之， 而且基本都出自外国或来华外籍人士。

晚清使用华南一词的情形并不常见， 而且所指很可能只是中国南部的简称， 未必如今日专指南方的某些特定地区。进入民国， 华南的指称逐渐增多， 其中一部分与日本有关。如日商在上海设有华南洋行、华南银行。日系航运公司所辟航路也分成华北、华南各线。

除了日系商企， 中国也有一些公司、工厂、学校冠以华南之名， 如上海的华南电气公司、华南机器厂以及福州的华南大学。这些名称及其分布显示， 首先， 华南仍与外洋有关；其次， 意涵所指与今有别， 但也出现特指广东等具体地方的情形；其三， 使用华南的地域不限于一处。

民初对于华南一词的使用影响最大的，当属远东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重要准备是选拔运动员，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别显著， 缺乏统一组织， 而且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 所以遴选事宜采取分片进行的办法。

这时的华南是相对华北而言的，南中国的简称。由于分区组队和关注赛事等因缘， 1921 年和1923 年远东运动会期间， 成为报馆频繁使用华南一词最为集中的时段。

1923 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的比赛成绩很差， 引起体育界和关注体育事业的各方人士的深刻反省， 设法努力改进。中华体育协会当时决定先从华东方面组织一体育会， 然后与华南、华北、华中各体育会组成全国体育会。

此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历届全国运动会均按分区组队或竞胜的方法进行， 华南概念的使用在这一领域出现的频率最高， 而且所指比较明确稳定， 与现在的华南范围大体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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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 的演化

1920 年代后期开始， 华南的用法日渐扩张， 尤其在交通、贸易（棉纱）、社会事业（如禁毒、募捐）、气象、对外关系等方面， 分区的指向也日见明确。如洋钞出口， 分为华北方面（包括天津、青岛、奉天、长春、烟台）， 华南方面（广东、香港、汕厦、福州）， 长江方面（汉口、江西、共装北路、南路、长江）。

1928 年日本大藏省公布十月份日本对华贸易， 输入中国各地及由中国各地输出， 分为满洲、华北、长江一带、华南珠江一带、辽东半岛、香港进行统计比较， 长江方面， 又称华中， 华南则指明为珠江流域。而驻华英军于上海设华北司令部， 将香港原有的司令部称为华南司令部。到1929 年将两司令部合并为一， 由华南司令出任总司令， 仍驻香港， 驻沪英军统兵官改称为上海区司令。

北伐后， 国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分区展开各种活动， 以巩固和加强统一局面。1929 年， 以国际联盟禁烟大会行将举行， 国内拒毒运动应加紧努力， 以为应对大会张本， 中华国民拒毒会特决定于当年春间举行轰动全国的巡回拒毒运动， 以资唤起民众而示我国拒毒决心， 计划先于江浙、次及长江、华南各重要商埠城市举行拒毒大运动及展览大会。

所定运动大纲规定， 自1929 年春季至秋季， 分为甲、江浙；乙、长江；丙、华南三区， 举行巡回展览大会， 通过登刊拒毒运动特刊， 张贴图画标语， 举行拒毒运动大会， 表演拒毒新剧， 扩大宣誓运动， 举行学生拒毒演讲论文比赛等形式， 唤起民众协力拒毒， 督促政府切实禁烟， 响应国际禁烟大会。

4 月正式启动时， 又将三区改成四大区， 即一、江浙区， 分苏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镇江；二、东北区， 分辽宁、哈尔滨、吉林、长春；三、华南区， 分广州、汕头、厦门、福州； 四、长江区， 分武昌、汉口、长沙、南昌、芜湖、安庆等。

从行政层面看，分区进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缺乏正式的行政依托， 因而国民政府尝试加以调整。1930 年4 月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召开， 蒋介石任名誉会长， 会长戴季陶， 副会长张静江、何应钦， 担任筹备主任的朱家骅报告这次运动选手产生的方法和历届不同， 从前是适用华东、华南、华北、华西、华中分区运动会的产生方法， 这次则以省、特别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单位。

这样的改动固然是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固然是考量的重要指标，加强行政统一， 削弱各地割据才是背后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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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的凸显

日本占领东北后， 继续加紧侵华步伐， 尽管内部有南进与大陆政策的纷争， 华南却是一致的目标。这使得“华南” 的名称再度集中出现于各大媒体。

台湾总督府将先期预定的对岸五领会议易名为“华南领事官会议”。由于日本退出国联并加速对华和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步伐， 台湾总督府此次召集的“对岸会议” 一时间引起国际上的严重关注， 华南及菲律宾、南洋英荷属均形紧张。

1935，日本又在香港举行华南日领会议，1936 年3 月， 风传有阴谋家拟在闽省设立自治政府，当时已有报纸指出这是日本南进政策的一环。同时， 台湾总督府又提议创设台湾拓殖会社， 开发台湾南华南洋产业， 作为实施南进政策的经济机构。

▲南进政策下的台湾军政地图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台湾为策动中心， 台湾新闻界乘机组织“华南考察团”， 团长为《台南新报》台北支局桥口政幸， 团员为《大阪每日新闻》台北支局记者松田庄一、《台湾日日新报》编辑局岩泽庆三、日本电通社台北支局记者草璧龟雄、台湾《新民报》记者林夔龙、台湾《新闻报》于保倭卫等， 于1936 年5 月访问福州、厦门、汕头， 促进文化亲善。

为了统制华北、华南经济， 日本还决定扩充朝鲜、台湾两银行， 指定朝鲜银行负华北责任， 于华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行；台湾银行负华南责任， 于华南各重要地方添设分支所。

台湾银行系甲午台湾割让后， 日本设于台北， 为官商合办， 1899 年开业， 总行设在台北， 在华分行有广州、厦门、汉口、上海、汕头、福州、香港等7 处， 资本额为日金1500 万元。其所谓华北、华南， 仍是南北中国的代称， 与其他特定具体区域的指称有所分别。

必须指出， 日方的华南指称， 除了涵盖的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并非日语系统本身的用语， 主要是针对中国使用或由中国人翻译所致。在以中国自称中华为自大的日本看来， 华南至少隐含对中华的默许，而不愿予以认可的。

综合上述， 各省之上的大区划分并非中国历来所固有， 主要是近代由域外看中国产生的概念， 无论媒体、教会、市场还是体育界， 都带着西式有色眼镜。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和日本逐渐加快侵华步伐， 使得大区的指称用法越来越广泛， 并逐渐趋于约定俗成， 只是尚未定于一是， 存在名同实异或名异实同的情形。

大区概念的使用， 大都不过为解决当下的问题图个方便或因陋就简， 并未深究分区的当否以及意义。这样本无深意的分区， 在1960 年代后期海外兴起的中国区域研究中有所发挥。

区域研究的初衷， 是鉴于中国幅员广大， 差异显著， 若是一概而论， 难免以偏概全的局限， 或是流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只有缩小空间的范围， 才能超越大而无当的粗疏或见木不见林的偏蔽， 切实求得整体的把握。但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若干流弊， 则值得学者们另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