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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楠，1982年生，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先秦哲学、魏晋玄学、早期儒家经学的研究。 按照中学语文教材的解说，《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收录了《关雎》《蒹葭》等缠绵悱恻的情歌。这构成了大多数人对《诗经》的第一印象。 但同时，现代生活中残存的一些印记表明，《诗经》是与德行的确立有关的，对《诗经》的谙习关乎家族的长久传续，故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而这样的功能并不是一部诗歌集所能承载的。事实上，在古代学术谱系中，《诗经》并没有被归入“诗赋略”或“集部”，而是作为六艺之书或经学典籍出现的。 比如，《国语》载申叔时在回答士亹的咨询时，就言及对楚国世子教育的设计： 申叔时的这一表述，成为我们了解当时《诗》教情形的重要材料。这里建议了一套系统的分科教育方案。教育的科目主要以典籍为核心分列设置，每个科目有其特定的教育目标。在这一设计中，《诗》教是诸多教育科目之一。由此看来，西周春秋之时有关《诗》的教育明显具有王官学“治教无二，官师合一” 的特征。 在《诗》学发展的历程中，先秦儒家《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官学时代的《诗》学传统。儒家以更为自由和开放的学术姿态，将对社会危机的深刻反思融入《诗》学讨论之中，并由此重塑了《诗》的经典意义与经典性格。《哲学史视域下的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即针对《诗》学发展的这一重要阶段展开讨论，力图揭示先秦儒家《诗》学的历史渊源、传承形式、解释方法，特别在哲学史视域下系统地梳理先秦儒家论诗解诗的思想内涵。 《诗》的经典化进程何时完成？ 《诗》的经典化进程究竟是何时完成的，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节点。但是通过相关史料的记载，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诗》成为经典的更确切的标志或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一条材料是必须被提及的： 鲁僖公二十七年，楚国率领附庸的诸侯国围困了宋国。宋国急遣公孙固赴晋国求援。晋国君臣对此事进行了讨论和谋划。 先轸首先指明，霸主必须有“报施救患”的担当。晋国如果想立威于诸侯，就要对处于患难之中的宋国施以援手。在明确了救患的基本方针之后，狐偃给出了一个具体的解围策略。曹、卫两国附庸于楚国，若出兵攻此二国，楚国必回师救援，则宋国之围可解。 策略既定，就需要选任三军的元帅来负责执行。赵衰向晋文公推荐郤縠为帅，并阐述了理由。这其中就包含了对《诗》的认识。据《左传》记，赵衰之所以推荐郤縠，是因为屡次听郤縠自道，他喜好礼、乐而敦习《诗》、《书》。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为什么喜好礼、乐而敦习《诗》、《书》的人就适合领兵为帅？我们知道，战争绝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攻守，它关系着国家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战争与整个国家的运作，依循着共通的法则。因此，要赢得战争胜利，就要求统兵之人不能只擅长战场攻守的战术，他要对整个国家所依循的那些基本秩序和价值有着充分的把握，并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 这里所谓的基本秩序与价值，就是赵衰所说的德、义。德、义，是“利之本”，是“生民之本”。而《诗》、《书》、礼、乐，正是德、义最重要的载体，是“德义之府”。或者按照《国语》的表述，《诗》、《书》等就是先王订立的“法志”。郤縠喜好并敦习这些典籍，意味着他掌握了典籍所藏纳的德、义原则。这才是赵衰推荐郤縠为帅的理由。 由此来看，在僖公之时，《诗》已经明确地具有了法则之义。而且，赵衰之所以会以此为理由举荐元帅，必然是因为，作为咨询者或听闻者的晋国君臣，都认可《诗》的这种意义。 《诗》为“德义之府”，已经是当时的一种共识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赵衰的表述中，《诗》是与《书》、礼、乐并称的，其作为“德义之府”不再依赖于合乐的表现形式，而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约略同时的楚国世子教育对《诗》的定位是类似的。 而这些都是《诗》成为经典的重要标志。《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的这则材料，进一步说明了古人对六艺经典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诗》《书》是“义之府”，礼乐是“德之则”。六艺之书汇聚着古人对于天道、人伦、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是“王教之典籍”。正是这个意义上的《诗经》才具有“继世长”的功用。而《诗经》的文学意义与经学意义之间的张力，也暗示着《诗经》的经典意义是一个被塑造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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