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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1622年，明天启二年，大金天命七年正月，后金再次起兵进击大明帝国。金军渡过辽河，占领西宁堡后，于21日开始进攻西平堡，西平堡守将罗一贯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西平堡于午时被攻克。时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知道消息后，尽发广宁及周边城堡兵马前去解围。后金兵发现明援兵后，努尔哈赤迅即下令整队迎战，发起攻击。这时，王化贞中军游击孙得功叛变，导致明军溃败，明援兵三万余人在沙岭全军覆没。在孙得功的帮助下，努尔哈赤兵不血刃取得了广宁城，巡抚王化贞、巡按方震孺弃城逃跑。24日，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后金占领广宁后，环广宁周围各堡也不战而降。 王化贞一行，逃经大凌河（辽宁锦县），迎面遇到北上的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把自己所率五千人交给王化贞指挥，负责殿后，他与韩初命等引领百姓进关。在撤退过程中，熊廷弼下令清野，尽焚明军与地方官府的仓储物资与设施。 努尔哈赤因为得到广宁而允许八旗将士休整十天，打算继续向西进兵。大军行至中左所（辽宁锦县县境），距广宁城有百余里，沿途所见，满目荒凉，人烟断绝，途经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等镇，几无所得，就返回了锦州。到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年），全部运完广宁的战利品，放火焚城，“尽成灰烬”。努尔哈赤下令撤离广宁、义州等城，守军全部返回辽阳。 史称“广宁之战”。 （二） 广宁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是辽西的咽喉，是镇守山海关的门户，是保卫京城的屏障。明朝自建朝以来，辽东总兵必驻守重兵于此，它是明朝在东北最高的军事机关驻地，是控制蒙古弹压女真的军事重镇。 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以明军的失利而告终，对于大明帝国在辽东的统治而言是重大打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首先、切断了与比邻辽西的蒙古各部和明朝的联系，达到了争取蒙古的目的。其次，此战后金掠取了大量的粮食和财宝，正是这批粮草帮助努尔哈赤渡过了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战争始终是后金政权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广宁之战，后金国的奴隶主们的腰包更加鼓起来了。第三，明朝向来将辽东比作京师左臂，广宁一失，左臂彻底被斩断，明在辽东统治的基本结束。 广宁之战的过程始终笼罩着一层面纱，一是因为记载失之于简单，二是由于牵涉到后来的党争，事后的多种解读，使得本来模糊而简单的军事问题，演变成模糊而复杂的政治问题，并影响到之后诸多的史家对此次战役的认识。 一、关于“东林党”的辨析 那么，就让我们先从政治问题入手吧。 （一） 不少人认为，在广宁之战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辽东巡抚王化贞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是“东林党”人，广宁之战的失利和“东林党”党同伐异，坚持错误的战略战术路线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战前坚持任用自己人王化贞，坚持错误的战略战术路线，在战役过程中乱指挥，在战后又包庇自己人，简直是十恶不赦。比如在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全书——百度百科“王化贞”词条就对此明确指认，代表了当代不少人的认识： “王化贞（？－1632年），字肖干，山东诸城人，明朝大臣，进士出身。由户部主事历右参议，东林党重要成员首辅叶向高的弟子。所以是东林党； 不但指认王化贞为东林党，而且将东林党放到了熊廷弼的对立面，并指认王化贞是东林党安置在辽东作为熊廷弼的对头而存在的。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熊廷弼才是伟光正的“东林党”人，虽然不多，却也不是没有，足见对所谓“东林党”认识的混乱。 这个问题不辨析清楚，就无法进一步分析——在广宁之战中相互抵触的熊廷弼和王化贞二人居然都是团结一心的东林党人！ （二） 所谓的东林党是朋党，无组织无纪律，没有共同纲领和目标，没有共同的行动方针和规划，简言之——就根本不是一个组织。即无组织，何来的党呢？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东林运动的核心不是什么阁臣叶向高、赵南星、孙承宗，而是一个退休的原吏部主事顾宪成。顾宪成组建东林书院后，形成以书院为核心团体的东林运动。既然是一个运动，就没有固定的组织，而所谓的顾宪成操纵朝政纯粹是胡说八道，这一点连他们的对手都不否认。既然是一个运动，那么对于其理念，就会有不少人认同，有的人认同的多些，有的人认同的少些，而他们对理念的认同程度，是他们卷入运动深浅的唯一标识。当然，既然是一个运动，也不乏沽名钓誉者、政治投机者附和其间，以图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而真正的、所谓的“东林党”，最终由阉党盖棺定论，其主要的材料——如《东林点将录》等，都是阉党炮制出来划分敌我的名册。 （三） 涉及到广宁之战的主要文臣，熊廷弼基本不被认为是“东林党”。张鹤鸣和王化贞算是“东林党”吗？明清两朝，很少有人认同他们两是“东林党”，因为他们两后来双双投靠了阉党，在很多人看来他们两人承担不起“东林党”这个荣誉称号，况且阉党炮制的《东林点将录》中也没有他们的大名。作为王化贞的座主，叶向高是不是“东林党”尚在两可之间，不过既然《东林点将录》列了他的大名，我们姑且认为他是“东林党”吧。 （四） 那么，在广宁之役中，真正的无可置疑的所谓的“东林党”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天启初年，当朝臣围攻熊廷弼之时，欲将之赶下辽东经略的位置时，是典型的“东林党”人刘一燝站出来为他说话。当辽沈失陷，局面大坏时，又是刘一燝提议重新启用熊廷弼。这么一位被典型“东林党”庇护、保荐的熊廷弼，不被认为是“东林党”就罢了，怎么反过头来，成为了“东林党”的敌人呢？众所周知，魏忠贤罗织的“六君子案”，与熊廷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熊廷弼贿赂“东林党”六君子固然是无中生有，但是六君子中的周朝瑞和顾大章在广宁之役后都曾经多次为熊廷弼辩护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也是魏忠贤罗织的罪名中少有的铁证。从这些现象来看，熊廷弼怎么可能是“东林党”的死对头呢？“东林党”怎么就为了保王化贞而诬陷熊廷弼了呢？我们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东林党”是保熊廷弼的，甚至也可以看做党争的一部分，但是绝不可能为了保王化贞而诬陷熊廷弼。 在辽西的高级文官之中，除了辽东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东林党”人——辽东监军御史方震孺。经臣、抚臣、台臣共同组成了当时明朝在辽东的核心领导层。方震孺在担任京城巡城御史之时，就多次抓获后金的奸细，足见是一个认真办事、而不是夸夸其谈的人。后来是他主动申请赴辽东犒赏将士，被任命为辽东监军御史。当熊廷弼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好胜心与王化贞及列位朝官斗嘴斗的不亦乐乎之时，方震孺的奏章无一不是事关辽西安危的具体问题，而且不针对任何一个人。看过方震孺的奏章，再看看熊廷弼的奏章，我们不能说熊廷弼说的不对，只是他那种点名道姓、处处针对的奏章，实在有点太不策略了吧。针对经抚之间的矛盾，方震孺百般协调，但是终究无力回天。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方震孺果断提出自己的作战方略，其大旨与熊廷弼的方针大同小异。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党争，他为什么不站在与自己同是“东林党”的王化贞一边，却反而站在熊廷弼一边呢？在举荐人才上，方震孺更是见足用心，在广宁之役中死守西平堡的罗一贯、战死沙岭的刘征，都是方震孺推荐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方震孺在整个辽西的防守上是没有私心的。他情况了解的透，形势分析的准，提出的方案具有可行性。 刘一燝和方震孺，包括周朝瑞、顾大章，都是《东林点将录》中点了名的东林大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大明朝，完全对得起自己“东林党”的荣誉称号，完全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所谓的“党”放在第一位。王化贞或许利用了自己和张鹤鸣、叶向高的人际关系，但是这和党争无关。把“东林党”和党争卷入对广宁之役的具体分析毫无意义。  二、关于王化贞的辨析 （一）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俊遮百丑、一棒子打死的传统。一个人好，就没有不好的地方，一个人坏就没有可取之处，这实在是简单化的思维、由脑力不足造成的极端倾向，凡有这种倾向的都应该去吃脑白金。在知识日益丰富的21世纪，学会辩证的分析、理智的思考，摆脱简单化思维，应该是每个公民应有的素质。 当王化贞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仅仅是一个宁前道——当然也不算小了——司局级官员，但是想要青史留名，他还差的很远。是辽沈大战的失败给了他登上历史舞台表演的机会。辽沈失陷之时，据史料记载，广宁只有1000弱卒，是王化贞召集散兵流民，得万余人。他联络蒙古，安定人心，激励斗志，并果断破坏了三岔河上的浮桥，搜罗河上船只，阻止了后金的西进，足以展示他的办事能力。应该说，还是有作为的。以至于当时的朝廷将之倚为辽东柱石。为什么如此能干的宁前道，一旦担任了重要的辽东巡抚职务，手握辽西军政大权之后，却屡屡犯晕，昏招迭出，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思考的问题。可以说，王化贞在宁前道任上功大于过，而在辽东巡抚任上过大于功。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看重王化贞的，不仅仅有“东林党”的方震孺，还有“阉党”朱童蒙。是朱童蒙在赴辽东调查之后，上奏章褒奖王化贞。方震孺提拔王化贞的建议正是建立在朱童蒙的调查奏章之上的。这个朱童蒙不但肯定不是东林党，而且在后世被很多人目为东林党的死对头——阉党。所以说，朝廷将王化贞由宁前道升职为辽东巡抚，正是基于王化贞之前在宁前道的政绩，并非因为他是什么东林党人。 （二）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几百年来从没有被目为“东林党”的王化贞，在21世纪居然被有些人冠上“东林党”的标签。其理由只有一个：叶向高是王化贞的座主！ 且不说叶向高是不是够得上“东林党”，就说说这个“座主”吧。在明朝，每一科的进士（或者举人），都会把自己这一科的主考官认为自己的“座主”，称其为“老师”，自认其门生。这是一种封建互惠互利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更加容易形成封建利益团体。这只是一方面，却并不能成为结党的必然依据。要知道，每一科的进士都有200多人，难道所有与王化贞同科的进士都是“东林党”？与师生关系并存的封建关系还有同年和同乡，难道和所有“东林党”人士有这种关系的官员都是“东林党”？用这种关系罗织“东林党”，是阉党都无法办到的。到了21世纪，居然被人办成了，而且还堂而皇之出现在百度百科之类的网络词典中。可以说，使用这种逻辑的人可笑，相信这种逻辑的人可悲。在得出王化贞是“东林党”的结论后，这批人不依不饶，把广宁之战所有屎盆子都往“东林党”头上扣。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要达到什么目的。 三、关于战略的辨析 抛开政治因素的影响，拨开政治所造成的迷雾，才能心平气和地来思考军事的问题。 （一） 研究广宁战役的另一个麻烦在于，很多明朝时期的地名地貌如今已经面目全非。比如辽西的西宁堡、西兴堡、镇安堡等等，如今已经说不清在什么地方了。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和某些历史图册按图索骥，你会发现广宁之役的过程一塌糊涂，令人一头雾水。如果不能了解当时的战场，就无法理解各种方略的深意所在，甚至连战役的流程都无法还原。  比如按照某历史地图按图索骥，你会发现诸多历史记录仿佛痴人说梦一般。努尔哈赤及其后金部队首先度过三岔河，攻陷西平堡后继续向西。而明朝派出的援军则越过西平堡，在平洋桥堡与后金军队相遇，已经占据西平堡的金军莫名其妙地平移到了西平堡东面的平洋桥堡。明军战败后也没有向着西边明朝的属地逃跑，相反是向东南方向逃到了沙岭，更加深入敌后了。看到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怀疑明军是诈败，为的是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根据地。如此过程令人啼笑皆非，不但搞不明白战役的经过，而且会让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怀疑，比如大明官兵是不是脑子进水？ 感谢网友月影胡狼，他的博文《明朝盘锦这块地儿》，明确了战役涉及的各个地点在如今的具体位置，进而可以明白整个广宁战役的经过。而他关于西平堡就在沙岭的论断，现有的资料可以加以佐证。《满文老档》记载：1月20日，后金追击守河明军到达沙岭城。21日，努尔哈赤遣人招降，守城明军不从，于是后金于辰时摆开云梯、楯车攻城，于午时克取。根据明朝的史料，整个广宁战役中，激烈的攻城战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在西平堡。而从整个战役的过程来看，这个沙岭堡就是明朝史料中的西平堡。 明确明朝各个堡寨在现如今的位置才能明白战争的过程：西宁堡在如今的盘山县古城子乡古城子村；平洋桥堡在如今的鞍山市富家镇城子村；而西平堡就在沙岭，沙岭是对这一带的泛称，而西平堡是建在沙岭的一座堡垒，在如今的鞍山市沙岭镇；镇武堡则在如今的盘山县高升镇一带。  而要明白镇武堡的重要性，则需要对明朝辽西地区的一系列边堡有更深刻的认识。翻开明朝的地图，西宁堡、西平堡、西兴堡、镇武堡、镇宁堡、镇远堡等等顺着辽东边墙依次排开，它们都是辽东边墙上的边堡。但是，镇武堡和西平堡在其中颇为特殊，镇武堡设有镇武游击公署，西平堡设有西平备御公署，其地位已经超越一般的边堡，而类似于卫城。换句话说，这两个堡在诸多的边堡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就形成为地方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因此相比于一般的边堡有着更大的城池，能够容纳更多的兵马和粮草。 （二） 当时在辽西经抚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双方争执的焦点最后演变为战略战术问题。经略熊廷弼主守，巡抚王化贞主攻。 王化贞主张在当时的辽东采取攻势作战。因此，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在当时，能不能、该不该采取攻势作战。 在当时，后金无疑在战略上处于攻势，而明朝则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但是，在战略上处于守势，并不意味着在战术上一味的死守。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在作战方针上，完全可以采取攻势性防御策略。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且恰恰是弱势一方的最优解决方案。比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就是一种攻势性防御。南宋时的孟珙，多次在弱势形势下对蒙古采取攻势，破坏其渡江所需的船舶、粮草、兵器等储蓄，在他承担南宋长江防御的日子里，强悍的蒙古居然未能对南宋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渡江战役。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冬，陈明仁率领预二师参加昆仑关战役，鉴于日军火力过于强大，陈明仁采取了打黑不打白的策略。白天派少数官兵侦察敌情，到了夜晚组织小型突击队进行突击，先后夺回324高地和九塘、五塘、四塘、高峰岩等要地。所以说，在当时，攻势防御作战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当时最为有效的战略。 王化贞敢于采取攻势性策略，说明他是当时明朝的官员中少有的具有进取心的官员，哪怕这种进取心来自于想当更大的官的野心而需要进行的一种政绩工程。我们不能把有野心、想当官、搞政绩都一棒子打死。毕竟在明末那个社会中，有不少人当官的进取心来自于名利和权力的诱惑，而非出自我品德的修养。问题在于，你不但给有野心，有勇气，而且给有实现野心的能力。而王化贞恰恰没有这个能力，攻势性防御这种策略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所谓攻势性防御，不是叫你集结大军去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而是组织精悍的有生力量，对敌人相对薄弱的环节进行最猛烈的打击，使其优势力量不能发挥，瘫痪其和我决战的能力，或者逐步改变敌我强弱的对比。王化贞显然没有领会其真谛，用一次决战丧师失地，进而失官、失身。在当时，辽西的大明军队畏敌如虎，方震孺在奏章中说道：“河西兵将见河冰不开，夷情紧急，人人备好马思逃，而又愁经臣把住关门不放。”（就是说在辽西的兵将看见河上的冰总不化冻，都害怕敌人会踏冰过河来进攻，大家都准备了好马打算到时候逃跑，但是又担心经略熊廷弼把住山海关的大门不放人。）官兵们没有想着怎么厉兵秣马、准备作战，而是想着怎么逃跑，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才叫怪。虽然如此，在其中还是有敢战能战之士存在的。比如死守西平堡的罗一贯，奇袭镇江的毛文龙。王进贤相信，在这支大军之中，像罗一贯、毛文龙这样的将领还有很多，只不过是被历史埋没了。王化贞如果真的想进行攻势作战，他需要做的，就是简拔这样的将领，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力、信任和协助，组织有生力量，在河东百姓的支持下，针对后金政权的薄弱环节，给予有力的打击，不断消耗其有限的兵力和战争储备，使其无力发起对河西的攻击。这个方法虽然可行而有效，但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力量的做法显然不是封建政府的长项，王化贞要想采取这样的方针，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出众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王化贞显然不具备这些能力，即使熊廷弼和方震孺也是封建官员，出身地主阶层，同样不可能具有发动群众的能力。 （三） 因此，熊廷弼和方震孺的主守的方案更适合明朝封建统治的现实。熊廷弼主张：在辽河西岸多设瞭望台，并组织部分人马在西岸轮番出入，作为疑兵。把主要兵力布置在广宁周围3、5里，深沟高垒，相互倚为犄角。如果后金进犯，广宁会很快得到消息进行准备。作为疑兵的部队则继续设疑。熊廷弼预料，后金在这种情况下必不敢长驱直入数百里，为政治、军事、外交赢得了时间。在此期间，不但广宁有了充裕的准备时间，而且也为明廷上下商议应对之策留出时间，而且还可以“请金啖虏”——即花钱请蒙古人向东出击。王化贞的请金啖虏策略被批得狗血喷头，其实历任辽东主政官员，包括熊廷弼、袁崇焕在内，也都非常重视蒙古人的东向，这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明军战斗力的不信任。只不过王化贞被一棒子打死，所有策略无一正确；而熊廷弼又被后世捧得太高，以至于在军事上变成完美无缺的化身罢了。  与熊廷弼提出的方略有不同，方震孺提出的方案主张坚守镇武堡。相对于熊廷弼的方案，方震孺的方案略显粗疏，但是主守的基调是一致的。 为什么方震孺会选择镇武堡呢？方震孺在奏章中说：“（镇武堡）正当三岔河之冲，又可为柳河、张义站之援，贼不越镇武，决不敢深入。且沿河诸冲诚不能一一尽守，若只守镇武须兵不过三万人耳。”查看明朝时期的辽西地图，就可以明白方震孺的战略意图——镇武堡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后金从北至章义站、南到柳河口的整个辽河中下游渡河——不管其地质状况多么复杂，都不可能绕过镇武堡而直驱广宁。考虑到当时的辽河套已经为蒙古喀尔喀部所实际占据，后金从右翼是不可能绕更大的弯子的。其实，扼守镇武堡的方案，熊廷弼也提出来过，甚至徐光启都提过，熊廷弼在奏章中说道：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各督以一镇一道。而镇城则两镇一道，抚臣居中调度，静静整整示以隐然不敢犯。即犯而镇武勿轻战，必不敢越过广宁，即越过而两路可抄其后也。其中的闾阳则是防范后金军从左翼进行迂回的关节。考虑到双台子河入海口周边在当时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地，连个人行走都不适宜，更不要提行军了。不过熊廷弼既然提出来了，不排除当时还是有小路能够通行的，熊廷弼对于地形地理更见熟悉，提出的方案比起方震孺的方案更见详细。 不过既然主守的方案没有获得执行，也没有必要考虑其正确与否，只能说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因为参考明军的战斗力，如果没有坚强的战斗意志的话，多好的战术、多好的形势都不可能打赢，多坚固高大的城墙也无法阻止后金的铁蹄。再好的作战方案又有什么作用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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