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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好东西是藏不住的

 旧时斜阳 2020-01-26


介绍我之前,我决定先说一下我的档案。

姓名:史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最早用《史记》的,是东汉灵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后这个名字就为我专用,一说中国人都知道。

民族:汉

血型:对不起这个没有鉴别。

最喜欢的颜色,这个有很多种,但最喜欢的还是白纸黑字。

我的父亲:司马迁。

母亲:不好意思这个好像没记载。

最喜欢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二十四史之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记录的事件: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好了,档案就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我来说说我的经历。

我的一切要从元封元年开始,当时的汉武帝要进行封禅大典,这是汉武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规模不用多说,据说当时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赶往泰山。

当时我爹地的爹地司马谈是史官,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写一部史书,将人类的历史都记录下来,为此,他准备了很多年,可惜老天爷没把这个光荣的使命交给他,封禅大典开始之时,司马谈就一病不起,临死之死,他拉着我爹地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

这话的意思其实就只有一个——继承他的遗志,修史。

我爹地也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面对老爹的嘱托和对理想的向往,他答应了。(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送别了父亲后,我爹地就开始酝酿我的出生。

就在我父亲准备书写我的时候,一件突发的大事打断了他的计划。

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我爹地出于公义,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却不想因此得罪了汉武帝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这次突发事件,差点没让我爹地自杀。

如果不是我的存在,世上也许就没有司马迁了。

所幸,我爹地挺过来了。

出狱后,他继任为中书令,开始忍辱负重的写书。

和所有网络作家一样,我爹地每天按时按量的更新,每天更新一万字,风雨无阻,既没有节假日,也没有养老保险,很多时候全勤都没有。

如果没有非凡的毅力根本写不下来。

偏偏,我爹地有这个毅力。

前后经历了14年,我诞生了。

一共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在当时算是辉煌巨著了。

作为史诗般的史书,我一出生应该受到追捧才对。

但现实却很打脸。

出于对我的保护,我爹地第一时间是不敢让我面世的。

其原由在于我爹地的个性。

作为史官,我爹地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这样的个性下,作为他的儿子,我一直也秉着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的品性。

所以,我很真实的记录了很多宫廷秘事和汉武帝的种种事迹。

有这样的因素在,如果我冒然出世,面对的结果也许只有一个——付之一炬。

要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活字印刷术的时代,烧了就再难以复制。

基于这一点,我爹地采取了稳妥保管的方针。

为了防止有人对我进行诽谤诋毁,他将我存放在了女婿杨敞的华阴老家之中。

杨敞这人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为人行事谨小慎微,颇受霍光赏识,升至丞相职位,封为安平候。

对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书,写了什么,他心知肚明。

他并没有傻到将我献给了朝廷博取名望,比起一般人,他的胆子又大一些,眼光要精准一些,我的文笔以及真实的史料,以及特殊的文体吸引了他,他知道的我的价值,为此,他并非一味的将我彻底藏起来,而是将我作为他子女的读物,尤其是次子杨恽,小时听母亲司马英读给他听,长大之后,依旧常常抱着我爱不释手,读至动情之处,时而热泪盈眶、时而扼腕叹息。

我能从杨家走出来,成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杨恽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汉宣帝时,杨恽靠着才学和出众的人品入朝为官,从常侍骑(侍从官)做起,先升为左曹,在霍氏谋反之时,他又因检举有功,获封平通侯,升为中郎将,此后更是一路升到光禄勋,位列九卿。

官越大,对我就越喜欢。

越是喜欢,越是觉得我的好。

越是觉得我的好,越是觉得应该公开我的存在。

作为一个光禄勋他很清楚我的价值,也很清楚外祖父的小心。

他没有莽撞的将我推出,而是通过官家获得认可。

作为西汉王朝第十位皇帝,汉宣帝比起汉武帝要温和的多,为人也好说话得多。

在一番努力后,杨恽觉得时机成熟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他亲手将我献给了汉宣帝。

当我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我是紧张的,这意味着我也可能是我的死亡之日。

幸运的是,我担心的那一幕没有发生。

基于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史料价值,文学价值,汉宣帝并没有对我怎么着。

但我毕竟忠实的记录了皇家种种秘闻,碍于皇家脸面,汉宣帝对我进行了保管。

整个大汉朝,能见到我真面目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而这少数几个人偏偏都呈现在我的笔端之下,经过他们的建议,我被他们推上了手术台进行手术。

我记不清楚动了多少刀,割了多少肉,流了多少血。

总之,我被无辜的割了十余万言后,才得以以全新的面目面对世人。

过程虽曲折,但结果还是好的,毕竟我出来了。

我刚一露面,就火爆了当年的朋友圈。

由于我爹地当年身陷囹圄、遭受宫刑,编写我的时候,不光把我看作是对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赞颂,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多个人理想的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他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这些忧郁的气质,赋予了我丰富的内涵,使我别具一格。

这种独特的气质很快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至此,我彻底的火了。

我依旧记得在一个寒风凌厉的早晨,一个一身傲骨的男子站在我的面前,用满是深情的口吻对我说:“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至此,我明白了,好东西,哪怕过了千年,依旧是好东西,藏是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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