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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元年（1862年）位于西北的陕甘地区爆发。叛乱很快向西进一步波及到新疆，与此同时俄国与英国正围绕新疆及邻近的中亚地区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1864年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俄国开始将侵略触角伸向帕米尔地区。就在《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签订这年九月南疆叛军在久攻疏勒不下的情况下开始与境外势力勾结，次年初中亚浩罕汗国的军阀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以接受南疆叛军的求援为名率军侵入新疆。1867年阿古柏在占领的新疆领土上公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到了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至此天山南北绝大部分地区已被这个外来入侵者建立的封建专制政权所控制。新疆的动乱给英、俄两国争夺新疆提供了机会：俄国试图阻止英国势力北上，英国也极力想阻止俄国势力南下威胁英属印度，为此双方竞相支持阿古柏政权，试图通过将阿古柏争取到自己一方这种方式实现遏制对方的目标。英、俄的介入使本就复杂的新疆局势更加波谲云诡。  中国传统的国防战略重心是面向北方游牧民族的，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从海上纷至沓来。中国古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夏、商、周这几个早期王朝都发源于北方黄河流域，而日后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在当时还是山越部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才首次对江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之后晋代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变等几次大的动乱都导致大量中原士民南迁，这一过程使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到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已成为朝廷的财赋要地，然而江南在传统的国防格局中一直是被视为腹地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南地区很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一直不是国防布局的重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吃够了缺乏海上力量的苦头：外国列强只需要驾驶几艘小船架起几尊大炮就能肆意骚扰帝国的财赋重地。在这种形势下帝国的国防布局开始悄然向东南沿海转移，而阿古柏入侵新疆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清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因此在面对西北边防危机时就表现得反应迟缓。清政府一开始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场有外国势力介入的侵略战争，只以为不过是当地一次小规模的叛乱，在战略上并没引起高度重视。1871年7月俄国趁乱强占伊犁，这才使清政府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就在清政府准备组织力量一举收复新疆时东南海疆再次爆发危机：1871年9月一支由66人组成的琉球国船队被风暴吹到了台湾，误入牡丹社原住民乡内，由于语言不通引起误会，最终这些琉球人被原住民围杀54人，剩下的12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这件事本来该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双边事务，然而这件事却招来了日本的干涉。琉球国与朝鲜、越南一样本是中国的藩属国，然而公元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庆长十四年）日本萨摩藩入侵了琉球，从此开启了琉球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朝贡的“两属时期”。在日本看来：既然琉球也向自己称藩，那么自己就有权干预这次事件。日本于1874年2月6日出兵攻占了台湾。日本此次军事行动仅仅出兵3000余人，可驻守台湾的清军却完全抵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这一突发事件后来通过外交手段得到了解决，可清朝海防力量的薄弱却完全暴露无遗。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总是受西洋人的气，如今连东方的弹丸岛国也公然派舰队窜犯台湾，而清政府居然派不出像样的舰队驱赶，最终以给付50万两白银了事。阿古柏入侵新疆、日本入侵台湾这两件事深深刺痛了满朝文武，于是一场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辩论拉开了帷幕。  这场大辩论在后世史书中被称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这时晚清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一次严肃的大规模讨论：几乎当时所有朝廷重臣、封疆大吏都参与其中。这场讨论中最大的争议就是新疆问题，而这件事后来也成为李鸿章为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乾隆年间一统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野，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在这道奏折的最后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道奏折的大意是说：暂缓出兵新疆，从而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海防建设上面。李鸿章提出了他的理由：一、塞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离海岸近，而距离新疆遥远；二、由于沙俄也在新疆建立了势力，如果出兵新疆很可能和沙俄发生军事冲突，以清朝当时的国力显然无法对抗沙俄；三、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那么高的代价急于收复；四、新疆远离帝国中心，很难长期固守，而且守卫新疆所花费的成本太巨大；五、暂缓出兵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新疆，先解决眼下更重要的海防建设，待到日后国力强盛时收复新疆轻而易举。  李鸿章在最后这条理由中说不是要放弃新疆，而是要优先保卫海疆。有人觉得这是在狡辩，一旦新疆被外人占据成为现实要想收复谈何容易？这么说的确不假，可反过来说东南海疆一旦被外人占据要想收复谈何容易？日本不就占领了台湾50年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东南海疆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丝毫不亚于西北边疆的战略压力。塞防是中国传统的国防重点，而当时西北边疆领土的确面临丢失的危险。然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威胁是一种综合性威胁：在范围和方向上一开始敌人是从海上来的，然后是全面的瓜分危机；在层次上一开始是领土的威胁，然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全方位的民族危亡。这时的危机和古代的危机有两点重大的不同：一是海上来的战略危机从没如此强烈；二是中国首次面临在侵占领土之外还同时使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侵略手段的敌人。这两大不同特征就使当时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力量——人们懵懵懂懂的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敌人，然而又说不清这些新的敌人和以前的敌人具体有什么不同，于是只能发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同样反映在国防体系上：西北、东南皆为国家领土，不该扶起一方而放弃另一方。然而当西北和东南同时告警时就存在一个国防战略重心的问题，因为以晚清当时积贫积弱的状态如果把兵力、财力平均分配用于各地，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任何一地都不具备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既如此就只有优先选择一个国防战略重心进行重点防卫。那么这个重点如何选择呢？  海防派与塞防派的矛盾焦点在于如何分配有限的国防经费。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廷年收入约四千数百万金，而军费开支几乎将耗去一半。偏偏这时又正逢内忧外患：捻军起义、陕甘民乱、新疆事件、日本侵台......朝廷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极为有限，到底如何配置才能实现安全效益的最大化成为晚清统治集团深感棘手的难题。国防建设的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投资的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架构新的国防体系。在这点上李鸿章并不会超脱于他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然而这就是李鸿章重视强调海防的全部原因吗？事实上李鸿章之所以强调海军海防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了来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胁。事实上李鸿章在国防军队建设的大局上和左宗棠并无本质的区别：富国强兵是所有洋务派成员的共同目标，左、李二人也确实都致力于军队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左宗棠大力创设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事实上也并非只搞海军。具体在新疆问题上李鸿章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比西北边疆的现实威胁更重，而左宗棠则强调优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威胁。为什么李鸿章会把来自日本的潜在威胁看得如此重呢？  现在有人指责李鸿章出卖国家主权，如果这让李鸿章知道了可能搞不好会反问一句“啥玩意是主权啊？”其实指责李鸿章出卖主权完全是站在我们现在的立场上的一种现代思维，事实上李鸿章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家。李鸿章在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虽然感觉到自己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他却说不清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变局。他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人物可能根本就还不清楚主权究竟是啥，他所从事的外交活动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他并不具备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上看问题的历史战略眼光。这从他主张暂缓出兵新疆的理由中可以看出：京城距海疆近而距新疆远，这也就是说从王朝的核心利益来看海防重于塞防。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那时新疆还没发现石油等矿物资源，即使发现了也作用不大；相比之下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在李鸿章看来：新疆本身没什么财政收入，所以朝廷每年都需要花费巨大的白银来扶持新疆。如果立即出兵收复新疆，那么势必将削弱用于东南海防的经费。这时东南海防也是不得不注重的问题：日本人已入侵过台湾了，如果削弱东南海防的建设可能会使东南沿海面临危机。东南沿海是清政府的财赋重地，一旦有失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李鸿章的主张也不完全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心，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有“公心”的，不过他这种“公心”在我们看来仍是私心，因为他强调的是清王朝的利益。这仍是一种传统的忠君思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思维。这也就不难解释现在网上对他的一些争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在签订《辛丑条约》后吐血身亡。毫无疑问《辛丑条约》是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也知道只要自己签下字就注定背负骂名。本来他完全可以用年老多病为由拒绝出席和谈，然而他还是抱病参与和谈，难道他是和自己的身体有仇吗？当然不是，也许他自己并不接受后人对他是卖国贼的指控，因为他所效忠的对象是大清国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中华民族。  相比之下左宗棠则相对更有战略眼光。左宗棠同样是传统文人出身，他同样也是忠于清王朝，不过相比之下左宗棠已有了一些还不太清晰的主权意识，他也能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用历史性的战略眼光看问题。左宗棠同样参与了海防与塞防大讨论，那么他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呢？首先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说李鸿章认为应该优先发展海防，那么左宗棠实际上并没针锋相对强调塞防，而是指出国家应该对海防与塞防有统一的归还，这就体现了全局意识。然而上文不是说过不是不想全局把控，而是当时清廷的军力、财力客观上不允许这么做。这点左宗棠同样看到了，但他认为既然东南海疆方面日本已然退兵，这也就意味着海防的形势其实已没塞防那么严重了，至于以后日本会不会重新威胁中国的海疆需要提高警惕，但现在应该优先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既然现实是东南海防压力暂时缓解，那么就该趁机集中全力一举收复新疆。左宗棠针对李鸿章提出的停撤西征军兵饷一说指出”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则犹可言也“。在这里左宗棠实际上是在强调任何一块领土都断不能让与他人，如果确实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受到敌人的威胁可以考虑重点防卫形势更危急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海防的任务比塞防更迫切，那么李鸿章的说法就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日本已然撤兵的前提下塞防的形势已然比海防更为迫切。最后左宗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的战略地位：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  这完全就是一种具备历史眼光的战略思维。李鸿章的着眼点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钱。所以他把富庶的东南沿海作为防卫的重点。左宗棠的着眼点是什么？西北作为中国地缘屏障的战略意义。在这点上左宗棠实际上已超越了作为清朝臣子的狭隘眼光，他的着眼点不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考虑千秋万代之后的事。事实上整个晚清官场中左宗棠可能是少有的一个具备这种战略眼光的人物。我们看后来北洋海军行将覆灭时李鸿章不许士兵出海与敌人决战，而是要他们尽可能保存实力拱卫渤海门户，这实际上是把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其实李鸿章办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思路：大清国为什么需要一支海军呢？不是要具备与敌人争锋于大洋之上的远洋海战能力，不是为了保护中国的人员、资本走向世界，而是为了拥有一支足以使大清国重新把国门关闭起来的海上力量。西方人用海军攫取海权，而李鸿章发展海军是为了闭关锁国。所以李鸿章尽管被时代浪潮裹挟着介入洋务运动，可他骨子里实际上仍是一个相当保守顽固的人，他其实根本就不具备现代主权国家这种意识。相比之下左宗棠其实也没有完全清晰成熟的主权意识，但他的的确确已有点关于主权的概念在心中萌芽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筹集军饷粮草：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左宗棠自己一生引以为耻。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的其实是两个人在民族主权意识上的错位观念：李鸿章口中所谓的国家是指的清政府，而他所竭力捍卫的也是这个朝廷的利益；左宗棠口中所谓的国家则是真正站在民族大义上所说的。这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差距，然而如果把整个海防与塞防大讨论视为是一场派系利益之争其实是不客观的。海防派官员争取更多的国防经费固然有为满足自己利益圈子的需求，然而他们争取国防经费毕竟是用于国家的海防建设，这和慈禧的挪用经费之举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负责海防的官员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需要会格外看重海上的战略危险，甚至会先入为主放大这种危险，这是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的本能反应，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存在为本集团争取利益的潜在动机，因为他们看来海防同样是国家大计。事实上类似的现象可能现在也会存在：一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农业、工业、教育、卫生、交通、金融哪项事业不需要发展？负责具体某个部门的人总会优先强调本部门的利益。我们无法要求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能具有站在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这种战略高度。当然我们说确实也存在这种超越了本部门本集团的狭隘圈子而站在全国立场上看问题的战略家，然而具体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展现了超越他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战略眼光。  左宗棠的战略眼光高明就高明在他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东西。鸦片战争后作为对外国列强入侵的应激反应就使人们树立了一种观念：敌人自海上来。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缺乏自己的海上力量，这是中国保守欺凌的重要原因。左宗棠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从1866年就开始筹办马尾造船厂并建立了马尾船政学堂。谁能说左宗棠不重视海防呢？不过左宗棠看到了别人所没看到的另一面：列强的对华战略乃是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封锁包围——这一封锁包围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共同完成的。就东部而言：就是鸦片战争中从东南沿海侵略中国的路线；就西部而言：是以印度、缅甸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同时以新疆为跳板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新疆是我国家领土的最西端，出新疆即可深入中亚腹地，往东则居高临下俯视河西走廊。所以新疆其实是一块地缘作用非常重要的要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得新疆可将实力辐射至亚欧大陆腹地，通过陆上可以与更远的欧洲交流。失新疆则不但失去重要的路上通道，也势必造成外敌对河西、内蒙等地的直接威胁。  事实上类似的观点早在晚清中国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就以指出：中国的崛起战略必须以大陆为核心，向西通过丝绸之路抵达印度洋，向南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东南亚，从而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同时向东部的太平洋和西南的印度洋辐射的政治经济合作互利机制。正因为如此魏源称印度洋为西南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西南洋的问题处理得当，中国的外交格局就打开了一半；如果西南洋出事，中国则将腹背受敌、受制于人。左宗棠将魏源这一战略进一步细化：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如果晚清政府放弃对西部新疆、西藏领土的经略，中国将丧失西出印度洋的出海口，外敌将直接进入中国的内陆心腹地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与世界现代海权战略的奠基人马汉的观念不谋而合——马汉主张以北美大陆为轴心将美国打造为转动东西两样的国家；而魏源、左宗棠则主张以中国腹地为轴心同时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转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今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就是通过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时发力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左宗棠在一百多年前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就提出这种战略应该说是具备相当的超前性的。当然海防派的观念就没历史意义，事实上通过这场海防与塞防大讨论使清政府的国防战略日渐明晰起来，此后无论海防、塞防都逐渐采用新式武器、新式战法、新式后勤管理模式。可以说海防与塞防大讨论是晚清国防战略转型的标志性事件，这个历史意义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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