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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可以见证当代长安是一座诗人几乎已经绝迹的平庸不堪麻木不仁的“废都”：在其俗不可耐的文化氛围中做过一时“诗人”的那些个土佬，最终都沦为呆立在土坑中的兵马俑，连“间或一轮”的眼神都没有了。多年以来，该城所剩惟一的诗歌氛围残留在城南的“大学区”，这与其拥有着数量位居全国前矛的大专院校有关，读诗、爱诗、写诗都是在这里读书的莘莘学子们，所以，这里诗歌的存在方式是很青春化的，随青春而来又随青春而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用这句俗话来形容这里诗歌人口的严重流失，是很贴切的。随着这些与诗有关的学子们毕业分赴各地（很奇怪：与诗有缘的大学生一般都不是本城或本省籍的），一个阶段的诗歌氛围就烟消云散了，新氛围的建立又得依赖于下一拨人，还有下一个轮回的时间。还有一句酸话能够说出走掉的人绝大多数在不同去向上近乎一致的结果，那便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带诗而去者在离开了青春期式的集体写作的环境和氛围之后，走向社会坠入现实之后，大都难以坚持下来。 1989年，我从北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外国语学院工作，很快便感受到这座城市这所剩惟一的诗歌氛围，与此同时认识了头一拨写诗的在校生，总共有十来个人，他们中有日后成长为知名诗人者，如马非；有在成为诗人的同时因其职业上的更大成功而成为“社会名人”者，如方兴东。当时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在易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谭克修大体上应该算作是他们中的一个，时间上稍晚一些，但我们在当年却并没有见过面，仅有的接触是通过两封信：当时，他所在学院的文学社办了一张诗报，他是主编，写信来约我的稿子，我回信并寄去了诗，然后接到样报，好像如此一往一返的通信在办下一期诗报时又重复了一次（我有点记不清了）……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诗就是在这份诗报上，印象中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乡土题材自然风光的意象诗，有着明显的抒情性，笔触间有其自身的清新之气――我感觉：他多少是受了当时因海子的死亡神话而导致的铺天盖地的“麦地诗潮”的影响，当时如果不这样写，似乎就有点不识时务――想一想那二年的《诗歌报月刊》和《诗神》吧，几乎期期都被办成了“麦地诗”的专刊！后来，我又在两家公开发行的诗刊上读到他的诗，印象也是大抵如此。 后来他便消失了――这一消失便消失得相当彻底：我甚至不知道他毕业去了哪里，似乎从未有人跟我提起过。再次浮出海面已经到了2002年底，他那湖南味很重的普通话从电话听筒里冒出来，让我感觉到故人间才有的亲切感。此前，我跟方兴东已经恢复了联系并在北京见过面了，方兴东向我介绍过谭克修这十多年来在职业上的大获成功，讲起他有心要为诗歌做点事的一腔热忱。电话中的谭克修似乎并未接受方兴东提出的做一家大型诗歌网站的思路，他说他想搞刊物，便谈起了即将创办的《明天》，希望我以组稿编委的身份加入其中予以支持。后来，《明天》办了出来，因其强大的诗阵和出众的品质一举成为一块引人注目的阵地，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大重镇。再后来，他又成功策划了“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展”……那段时间，在目睹他一系列富有轰动性的“大动作”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他接二连三的“新作”，感受着一个诗人的归来：因为在此期间，我和他在电话中已经以诗为话题交流过很多了，所以我并不为他在文本之中所表现出的“进步”、“专业”、“成熟”而感到太过惊讶抑，因为你只要细读和品味他所提供的这些文本，你就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此人，其实并未离开过诗，多年以来，其心肯定是在诗上的！ 在他总名为《见证》的“归来的诗”中，我最早读到的是《还乡日记》，读它的时候，我和作者本人尚未见面做更深入地交谈，正是因为这组诗，我才对他的“乡村背景”有所了解，这说明他早年的乡土抒情诗并非是在跟风。正因为谭克修是一个有“乡”可“还”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写出如今这组《还乡日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段话其实是对当代文学批评中用“农村题材”将“乡土文学”搞乱的一次提早进行的正本清源！如此说来，谭克修的这组《还乡日记》似可纳入“乡土文学”的范畴，或者该被称做“新乡土诗”才是――当然，我做此命名的兴趣并非在于命名本身，而是想将鲁迅所说的“侨寓”二字加以特别的强调：对谭克修来说，鲁迅的“北京”变成了他的“长沙”――他是“侨寓”在长沙，因为有着自己的“本乡”古同村可还。身在他所谓的“乡土文学”而又超越了这所谓的“乡土文学”的鲁迅，在其一系列的小说杰作中创造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并在这个模式中写出了远远超越于“乡愁”之上的深刻作品。通过阅读和交流，我相信谭克修是自觉的，他在自己“归来”的第一个组诗中，别具匠心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归乡”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如此一来，对自己青春时代所有“乡土抒情”（那淡淡的浅浅的“乡愁”）的超越也就成为必然。只要作者是一个有心灵有才华的人，可靠的理性模式一旦确立，表现中的出彩也就成为必然，在对《还乡日记》的阅读中我是享受了这些诗句的：“只要有绳子，长达345公里／也能轻易牵回一只高飞的风筝”、“应该问候一片家乡的胆大的／雪花，敢于骑上尖锐的雨刮器／试图透过陌生的挡风玻璃／辨认一张熟悉的脸孔”、“他暴躁的脾气也交给了子女／她隐秘的愿望也交给了神灵／他们不断下弯的身子／住着小小的风湿和咳嗽”、“大雪在草垛旁听到几只麻雀／在谈论饥饿话题，又在村支书的／屋顶找到了丰收的信心。大寒／借用大雪覆盖着村子的暖意和寂静”、“迟疑的青年从广东带回了／生活的喜讯。他们用生菜口音／将父亲叫卖的洋芋纠正为土豆／让镇团委的舞厅有了短暂爆棚”、“用一个富贵名字包裹的／老镇，蹲在流行全县的／白色马赛克风格之外／像金水河上拆掉的风雨桥／桥头的老太婆，老太婆／碎花衣襟上的深色补丁……”在当年离开之后，在如今归来之时，一个城市的“侨寓”者才会对他的 心中的那个“乡”真正有所感受、有所发现、有所认识，这样的诗写也才有可靠的价值――而这个“乡”似乎是可以反复去“还”的，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尚未完结结构开放的大组诗，一个可以不断重临的主题，一个可以反复开掘的诗意！“乡”这一大块对于诗人来说真是可以大有可为的，因为“乡”是中国的一半――或许还是更为本质的那一半！写出这个“乡”也只能拜托谭克修这样有“乡”可“还”的人，这样的城市“侨寓”者。凭着对其这一组诗的认同和喜爱，我将之节选进由我主编并评点的《被遗忘的诗歌经典》（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稍后，我读到了作者的另一组诗《海南六日游》：“还乡”之后是“出游”。这组诗写得也是相当不错，但令我无法满足的是：作者在此诗中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出属于他的“这一个”海南――有些被诗人在其中打挤的“公有题材”会构成写作者的陷阱，西藏是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海南我看也差不多了。如果我看到作者笔下的海南跟我想象和印象（刚巧我尚未到过）中的差不多，那么我就会认为这样的写作没有取得我心目中真正的成功。《海南六日游》中的“海南”还没有完全成为谭克修的海南，但他的“乡”却是他的“这一个”乡――他的“古同村”是他的，这是否有着对于后者的“浮光掠影”有关？或者还有准备不足的问题？语言更老辣了，技巧更娴熟了，但表达上的优异却未能带来整首诗的成功，关键还在于属于作者个人性的独特发现太少太薄。但话说回来，创作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过程：只要是用心写出的，每一组都不会白费，两组过后，作者已经“归来”，完成了从一名抒情诗人的“转身”，而什么在帮助他呢？我们听他来说：“我的诗歌在过去由于对生活无话可说而更多关注于自然事物或内心某种悠忽的情感，它们大多有着林黛玉一样的美丽、多愁善感及其类似的虚弱无力。现在，当它们醮满生活的汁液，已显出视野开阔、诗质结实的气象。因此，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不能同意里尔克给年轻诗人卡布斯的告诫：‘如果日常生活过得丰富些，你就不能算是个诗人了。’而赞成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话：‘一个人写作的一切都是积累的经验的表现’。”（谭克修：《汉语诗人当前面对的五个问题》） 几乎是在与《海南六日游》的同时，我读到了作者的力作《县城规划》――与前两个组诗不同的是，这是一首完整的长诗，在此三首中的特殊与突出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初读时却并未引起我的激动，我曾暗自反思过我在当时面对这首长诗的反应：或许这是面对以知性――智性见长的诗时的正常反应？但我隐约感觉到了它所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并通过反复地阅读逐步深入其中。我想说：这是三首之中作者准备得最为充分的一首诗，作者的另一重――即他的职业身份“城市设计师”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选择并设置“县城”作为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中心意象当然是别具匠心很有智慧的，但能否找到一个可以有效地将它表现出来的独属于自己的角度才是最为关键的――所幸谭克修找到了，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必去找，他在自己的职业中正是一座座中国式“县城”的设计者，所以他才会有如此“有趣”的发现和表现：“县城的性质，要寻求省里的第一。／这要求戴惯远视镜的规划师，改用／显微镜，考察县里条件的可能性／上轮规划的卫星城定位，成了县城／脚掌上发炎的肿块。这一回小心拧开／边贸经济的清凉油，园林城市的消毒水／／总体格局采用了深圳的带状组团式／主城区形态源于莫斯科的中心放射模型／空间构图上，像一只鸟，还是一只飞机／更合适？――关键是看上去能够飞行。／因此，位于翅膀连接部位的人民医院／被置换成称为天然医院的楔形绿地”、“再过10年，县城将成为一个骑在／速度上的城市。规划师偷偷涂掉了／草图上的个人风格，将路网修改成／大都市盛行的整齐方格。并在外围／系上腰带一样紧绷的环城路，防止／走向小康的城区，大腹便便地向周边漫延／／新设的红绿灯，证明机械也能制止／交通堵塞。被十字路口卡住的交通事故／留在非机动车道上演。宽敞笔直的道路／让老年人在速度中重新练习方位感／也可以美化形象，矫正行人的／外八字、罗圈腿和各种版本的乡村风格”――这确实是独属于谭克修的一首诗，因为他在此拥有了一个别人无法获取的角度、一个凭想象难以企及的角度，能够通过这样独特的角度抵达这样的一首诗是幸福的，但似乎也用不着感谢谁，因为它不是拜谁所赐，一定要感谢的话，那就感谢生活吧――这话虽老，我想作者一定会同意，因为从他的诗中（尤其是这首诗中），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一种无法自抑的强烈冲动：这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有所经历和经验的知识分子面对象牙塔内坐而论道的文弱书生们的一种自我证明的冲动，以至于这首13小节总共156行的小长诗塞得有点过“满”了一点被作者从生活中发现的鲜活有趣的材料。习惯于营造“意象”为诗的某路诗人或许会把谭克修在此提供的“县城”当成一个漂亮的“大意象”来看待，但我以为写作之中的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在我看来，他不是在“造象”而是在写“状物”：他对“中国式县城”这一“事物”的把握和表现是触及其本质的――盖因如此，才使此诗成为一首难得的表现中国社会当下现实与当前时代的力作！“中国经验”的余音绕梁尚未散去，“草根性写作”的说法又已浮出海面多时，但我以为：这诗歌写作中所谓的“中国性”其实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和倡导的（理论上的意义在此不谈――我说的是写作本身），因为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你只要抓住了当下的现实，并对现实的发现、开掘、认识、再现是关乎其本质的，那么它自然就是带有“中国性”的，“中国性”是写作的结果而不是写前的标签――我要说：谭克修的诗在此一点上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并再度带来了如上的启示，不论是《还乡日记》中的“情感”还是《县城规划》中的“质感”都无不打着中国的烙印。在此，我还想指明一点：谭克修式的真正的“中国性”并不是建筑在类似于“草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幻觉和遥不可及的虚幻记忆中的，而是崛起于我们好像并不怎么情愿接受的建设一座座新“县城”的图纸和水泥之中，这才是最为真实可靠的诗意和诗。 克修归来，带着他的《见证》系列，尤其是带着堪称他“代表作”的《县城规划》这样的力作回到诗歌（而非“诗坛”）中来了――在我看来，谭克修因为在这些“新作”之中的杰出表现已经济身于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行列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作品也成了中国现代诗在新世纪开始阶段的重要收获，而这对他来说，也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虽说诗人各自的经验是不可以复制互赠的，但放眼未来，我还是想对这位老朋友提点新建议：不妨可以抡开膀子多写一点，可以随意、即兴和放松一点，可以激情和性情一点，也可以写得不那么整齐划一，不那么有设计感……就算是一点提醒吧：在诗歌的另一极上也是大有可为的！人生虽然苦短，创作之路正长。如果说这样一本《三重奏》成在“设计”的话，那么下一步，我希望看到一个“反设计”的“诗歌设计师”谭克修――他是这样一个有着极好的禀赋和性情并且是充满人性魅力的男人和诗人，相信一定会有同样甚至更为出色的表现！ 2005年11月于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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