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过有提问者对一群陌生人问:你怎么看季羡林“大多数人的一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这句话? 而听众往往因为“大多数”三个字,潜意识就把自己包含进去了,每个听众都暗自思忖“我的人生怎么可能没意义?”一场激烈争论就此产生。 争论的根源不在于季羡林这句话到底说了什么,而是提问者没有让自己和听众处于同一语境中。提问者“断章”出这一句话,就要向听众“取义”,不介绍背景与语境,想当然的默认各行各业的听众都应该知道所有潜台词,这不是一种好的提问方法。 其实,季羡林这句话是有写作背景和上下文语境的,单独截出突兀的一句让人来评,的确会引起一些误会。季羡林自己也知道,写杂文难免不带刺儿,他曾说:请普天下人千万别“对号入座”,他的刺儿是针对某一个现象,决不针对某一个人。 我们先来了解季羡林写出这句话的背景。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也从来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这句话出他的《漫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文,写于1995年,84岁高龄时。文章收录在《季羡林谈人生》一书中。 季羡林写此文起因是上海的《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约他写“人生漫谈”杂文,每篇千字,每月发两篇。后来结集出版的《人生漫谈》序中说,这系列文章的主题思想由该报的编辑建议。 季羡林先生写专栏时80多岁,他自我调侃,自己一个耄耋老人,经历了中国几个朝代,还当了2个多月宣统皇帝的臣民,走遍了世界三十个国家,也算是识透了芸芸众生相,也是颇有资格跟青年读者们聊聊人生了。 季羡林先生在《做真实的自己》中,谈到出于对自己性格的自知之明,远远还够不上社会学家,但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还是关心国家大事的。 季羡林先生《人生漫谈》系列的诞生,正是他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回应了报社代表社会对他的呼唤。 我们再来分析季羡林写出这句话的心态。季羡林平时常写的是散文、随笔。杂文并不擅长。鲁迅是公认的杂文大家。学者也普遍认为,杂文必须有所讽刺,应当锋利如匕首,行文似击剑。 1995年的社会,在季羡林看来,是乾坤朗朗。他极度肯定了社会和人民的进步。他以老者的身份,怀着一颗爱青年的心,写出警醒的文字,希望社会变得更好。我们看看季羡林自己的描述:
总之他认为,杂文时代并没有过去,匕首式的杂文,投枪式的抨击,还是十分必要的。 他拿起了匕首,三年间在专栏写了七十篇杂文。 我们来感受季羡林写出这句话的意义。季羡林对自己的杂文一直是没有信心的。但是这一系列“谈人生”的文章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登出后,出乎他的意料,常常收到读者来信赞成他的看法,并提出新的问题与他交流。而且他的文章被大量转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他坚持写专栏的动力。 在《漫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文中,季羡林谈到,自己年轻时认为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远不如踏踏实实干几件事好。可当自己到了望九之年的当下,他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 有的“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有的“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够温饱,然也终日忙忙碌碌,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同样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这一生。” 仅仅针对这种现象,他才写出那样一句话: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紧接着这一现象之后,他乐观地提出:
他给青年人的人生建议是: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传承”的责任感,呈现着季羡林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他鼓励青年人担当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责任感,与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颇为互通。 我的结束语。了解了语境之后,再来平和地感受这句话,感受到的是崇高的使命感和历史的责任感,哪里还会出现问与答不在一个维度的冲突?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提问或讨论时,一定要确保全体参与者是在统一的问题背景以及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大家继续讨论下去的共同基石。否则,就会出现“关公战秦琼”。 我在文中多次提到季先生写这句话时84岁,我是敬佩他,在年长之时,在明知写带刺儿的文字会引来麻烦,仍然率真的去写了,给青年朋友们带来了正能量满满的人生建议! 季先生说:我的文字虽然不是匕首,不像投枪。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到某一些人物的疮疤。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树了敌,结了怨。这是我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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