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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皇权的专制独裁程度是最高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权力极大且不受制约。 面对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大臣先是坐着，然后是站着，最后是跪着。从秦汉时期的君臣共治，到大清一朝文武百官都成了皇帝的奴才。 皇权进化论认为皇权在向着专制独裁的方向不断自我进化，直到明专制清独裁。这是只见表象未触本质的观点，皇权其实是越往后受到的制约越大。 将中华帝国史以宋太祖登基为界，分成秦汉到隋唐的前半段，以及宋元明清的后半段，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按照皇权进化的理论，秦汉到隋唐的皇帝专制独裁程度要低于宋元明清的皇帝，但是以一己之力搞垮一个王朝的皇帝全部出现在大宋之前。 秦皇汉武的肆意妄为使繁荣的王朝变得岌岌可危，隋炀帝的好大喜功使大隋从开皇盛世一步迈进大业末世，唐玄宗的奢靡享受使大唐从开元盛世变成了安史之乱。 宋元明清的由盛转衰就绝非一日之功了，王朝衰亡是内部矛盾历经数代逐渐积累然后爆发的结果，与皇帝是谁没什么关系。 宋元明清好大喜功和懦弱无能的皇帝并不见少，但好大喜功者并没有给王朝带来致命的破坏，懦弱无能者也没有被居心叵测的乱臣篡位。 这说明大宋新政将百官变成了忠臣，将皇权关进了笼子。 唯我独尊和退位禅让秦汉到隋唐的皇帝，在唯我独尊肆意妄为、软弱无能退位禅让和中规中矩平稳传承三种状态下循环，王朝是否稳定完全靠天吃饭。 唯我独尊肆意妄为的皇帝破坏力惊人，劳民伤财和开疆拓土是这些皇帝最愿意做的事，结果就是王朝走向崩溃的边缘。 秦始皇南征百越、北伐匈奴、修皇陵、通直道，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汉武帝收复百越、征服匈奴、平豪强、杀太子，西汉王朝日薄西山。 隋炀帝东征高句丽、西讨吐谷浑、造东都、通运河，大隋江山终归唐。 唐玄宗一骑红尘妃子笑、渔阳鼙鼓动地来，盛世大唐一去而不复返。 肆意妄为的皇帝能力都不弱、可以过足帝王瘾，软弱无能或年龄尚幼的君主就惨了，一登基就会面临退位禅让的险境。 汉武帝任用外戚的后果是外戚势力尾大不掉，皇权一再旁落，终于导致王莽篡汉。 东汉连番登场的小皇帝使皇权落入权臣、外戚和宦官之手，东汉也在献帝禅让的闹剧中走向终点。 曹魏的江山没坐多久皇权就旁落司马家，魏元帝禅让司马炎西晋开国。 北周好不容易平定了北朝，出了一个小皇帝江山就立刻变色，静帝禅让隋唐登场。 只有汉文帝、光武帝和唐太宗这样英明神武摆得平群臣、贤良淑德对得起百姓的皇帝，才能保证皇位的顺利传承，这对皇帝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其实这是王朝的常态，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对皇帝同样适用。欧亚大陆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是政变不断的帝国。 神奇的是到了宋元明清，肆意妄为的皇权不再任性，居心叵测的百官不再篡位，皇帝克己复礼大臣忠君爱国，中华帝国创造了千年以降只有藩王造反没有百官作乱的治国奇迹。 克己复礼与忠君爱国宋太祖本人是军阀，接受后周恭帝的禅让登上了皇位，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中华帝国迎来了全新的气象。 大宋开国之后的历朝历代，皇帝不再肆意妄为，百官不再犯上作乱。王朝从体现皇帝本人的个性，变成了体现王朝本身的特性。 一个王朝既不可能江山永固，也不应该二世而亡，三百年的兴衰周期是王朝的宿命，宋元明清消除了人为的突变因素，回归了王朝的本来命运。 大元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元朝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与大宋开创的治国方式无关。大清解决了民族问题，延续了大宋政体，就功德圆满的运转了近三百年。 宋元明清的千年历史中，有着形形色色的皇帝，戎马一生的宋太祖不北伐，挽狂澜于倾倒的宋高宗杀忠臣，暴戾变态的明成祖下南洋，争国本生闷气的万历不上朝。 通读二十四史，历朝历代的奇葩皇帝都不会少，宋元明清的皇帝个性也很鲜明，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大宋之后的皇帝，无论英明神武还是少不更事，其实对王朝的影响力都有限。 王朝不以皇帝的个性为转移，王朝按照自己的惯性一步一个脚印的运转。王朝盛世再怎么折腾盛世就是盛世，王朝末世再如何努力该亡还是要亡。 这样一番景象与秦汉到隋唐的帝国迥然不同，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皇帝克己复礼不再任性，百官忠君爱国不再作乱。 问题是从皇帝到百官，道德水平一夜之间提升了N个档次，这是不可能的。大宋新政的奥秘何在呢？ 科举取士和文官治国大宋新政的奥秘就在于科举取士下的文官治国。大宋之前的王朝是军人政权，大宋之后的王朝变成了文人政府。 从古至今的帝国都是军政权，只有大宋之后的中华是例外。军政权的特点就是政变不断，从秦汉到罗马再到近现代，凡是政变不断的地区和国家，都是军人当道。 宋太祖的举措卓尔不凡，第一立下祖训优待文士，皇帝对文士的最严厉惩处是流放。第二严格执行科举取士制度，确保大宋的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读书人。 科举取士是古代社会唯一一种公开、公平、公正选拔官员的方式，历史上对科举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科举的一个重要作用依然被历史学家忽视了。 将皇权关进笼子里的是科举，科举取士就意味着皇帝不能依靠个人的喜好任命官员，皇帝任命的朝廷命官全部出自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读书人。 这些读书人组成的官僚集团对皇权形成了有效的制约，皇帝想用自己的小舅子或大舅哥当宰相，就会被官僚集团的吐沫星子淹死。 那皇帝能从文官中选拔一些人成为亲信吗？不能！因为文官都是能力超强之人，这些人成为皇帝的亲信皇位就可能不保！ 能用的自己人就剩下宦官了，明朝的宦官乱政其实是被执笔写史的文人们夸大了，大明朝的宦官可比东汉和晚唐的宦官悲催多了。 贵为九千岁的魏公公，在新帝登基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喘，被文官集团拿下的时候，冤枉都不敢喊。 没了自己人，皇帝就成了被拔了牙卸了爪的老虎，皇权也就被牢牢束缚住了。 偌大一个帝国，满足皇帝一人的穷奢极侈完全不是问题，但是皇帝想要用举国之力满足自己的好大喜功就万万不可了。 帝国不再是皇家的帝国，帝国是皇帝和官僚共治的天下。 猜疑链与金丝雀皇权被制约了，想要江山永固就不能肆意妄为，这很公平也很合理。百官蠢蠢欲动的犯上作乱之心又是怎么被消除的呢？儒学功不可没。 自从王莽的大新朝崩溃之后，儒学就没人信了。儒学教人如何作官，学儒学能作官就有人信，反之就没人信。 东汉到隋唐为官之人出自世家大族，儒学造诣和入朝为官没什么关系。儒家教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却没有提供独善其身的心灵鸡汤。 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弥补了这一空白，佛老之学在读书人中蔚然成风，儒学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儒学是官学，只有将儒学和作官联系在一起，才能拯救儒学。从这个角度看，拯救儒学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宋元明清一以贯之的科举取士。 儒学既不是治国方法也不是为官之道，儒学是作官路上的教材和考试大纲。作官与治国不在书本上，而在实践中。 到了现代社会道理依然没变，本硕博连读的社会学科班人士，能比得了在官场中摸爬滚打的公务员吗？ 儒学的作用一方面是博大精深的四书五经保障选拔出学习能力强的精英人才，另一方面是构建了忠君爱国的政治正确理念。 君仁臣忠和三纲五常是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虽然现实中人人都想自己当小人别人做君子，但正是这种想法意外的构成了以忠君为纲的猜疑链。 饱读圣贤之书的读书人组成了猜疑链大网上的每一个节点，自己忠不忠君难讲，别人忠君是必须的，结果忠君不再靠自觉，而是靠集体监督。这样一来乱臣犯上的毛病还真治好了。 在官僚集团猜疑链大网笼罩下的是皇帝，皇帝成了笼子中的金丝雀。金丝雀想冲破大网，结果会被弹回来。网上的节点想当金丝雀，这个节点就会被其他节点吞噬一空。 曾国藩的经历最为典型，权倾朝野军权在握的文正公也未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权臣在秦汉到隋唐的时候不篡位，简直就是天理难容。 清明政治和道德绑架猜疑链之网有两个缺陷，第一官僚集团成为皇帝和平民之间的屏障，皇帝治理天下只能依靠官僚，如果官僚假借皇帝之名横征暴敛，帝国就会面临崩溃。 第二官僚集团效忠的对象是皇权，而不是皇帝本人。也就是说猜疑链大网管住了网中每一个人的非分之想，管不了也不想管大网之外的人想当金丝雀。 猜疑链大网笼罩下的金丝雀想飞是飞不出去的，但是外面的鸟儿想进来，却是有可能实现的。大网会判断里外的雀儿哪一个对自己更有利，如果外面的更好就会网开一面。 皇帝真正应该做的是管好官僚集团，不要让官僚们对百姓竭泽而渔。官员有为治天下，皇帝无为治官僚，这么做就会形成无为而治的清明政治。 但是极度自私的皇权将工作重心放在了疑心官僚造反，要求官僚只效忠皇帝本人。结果官僚们在朝堂上搞道德绑架喊忠君，在朝堂下搜刮百姓肥自己。 真到了外面的恶鸟来抢位的时候，官僚集团当然会网开一面把鸟儿放进来，谁都不傻不会选择跟雀儿一起玉石俱焚。 君不见骂洪承畴投敌骂到嗓子哑，喊自己以身殉国喊到喉咙破的东林党人，在满清入关之后立马成了满人的奴才。 世受皇恩三百年的满清遗老遗少们，在辛亥革命到来时连做样子投江殉国的都没有。 本有希望走上清明政治之路的中华帝国，却在道德绑架的乌烟瘴气之中走向了终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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