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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初步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即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石峁集团奴隶制国家曾将晋南地区的中原文明核心陶寺邦国征服，作为其殖民地，整体上将陶寺文化所建立的邦国政权摧毁，并将陶寺邦国的遗民，整体沦为石峁集团的生产奴隶。为石峁集团从事农业、牛羊肉食养殖、羊毛产业、石器制造业殖民经济生产。 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城址内部的石器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城址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为陶寺中期政权所控制的官营手工业。手工业者是否是“工奴”，尚待更多的考古资料与证据予以证实。然而，陶寺文化中晚期之际，随着陶寺中期政权的崩溃，陶寺宫城与外郭城大部分均被摧毁，石器制造突破了城南手工业作坊区的限制，在整个遗址全面铺开，表明此时的石器制造业成为陶寺遗址的主要产业之一。而此时陶寺遗址已被石峁集团征服。陶寺遗址动物考古表明，陶寺晚期聚落内的绵羊养殖业迅猛发展，却以羊毛生产或羊奶生产为主要目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业传统基本上没有羊毛与羊奶养殖业，确是欧亚草原族群的传统生业，这便意味着陶寺出产的大量羊毛或羊奶制品主要向石峁集团输送。反过来说，陶寺遗址晚期发达的羊毛业和羊奶业，极有可能是石峁集团强加给陶寺遗址的殖民经济。而陶寺晚期的遗址内遍地开花的石器制造业，也很可能同羊毛业一道，成为殖民地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晚期遗址的居民地位普遍比较低下，除了短暂的复辟之外，一直缺乏本地的贵族即社会上层，似乎全体从事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生产，被石峁集团从经济与政治上控制着。陶寺遗址在晚期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仅存在着一个劳动阶级，我认为就是石峁集团国家奴隶制度下的奴隶阶级。于是，晋南地区在这一阶段也被迫拉入殖民性的国家奴隶制社会。所以，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内除了政治报复之外，绝大多数垃圾坑内都或多或少地埋藏有肢解的人骨，草菅人命的现象极为严重且怵目惊心，比较符合奴隶主统治集团任意处置甚至屠杀不听话的奴隶的特点。当然，殖民性的国家奴隶制有可能是石峁集团的功臣利益分配制成就的，而不是奴隶贸易造就的。陶寺原住民被迫成为石峁集团殖民地商品经济体系中的生产奴隶。” 以上文字出自何驽先生发表于《南方文物》2017年第02期的论文《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何驽先生曾经是陶寺考古队领队，在陶寺遗址工作多年，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考古人。该文的主旨本是为了讨论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我为本文起这么一个博眼球的题目，却意不在讨论中国的奴隶制。 何驽先生也承认了陶寺晚期的羊毛与羊奶养殖业属于欧亚草原族群的传统生业，这几乎给石峁族群的定性一锤定音了。由此，我们不难推测，石峁遗址49万头绵羊骸骨以至百万头之巨可能被吃掉的绵羊来自哪里了。显然，石峁古城优裕的生活应是建立在像陶寺这样的殖民地经济基础之上的。南宋词人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有“河洛腥膻无际”，另一位南宋词人张孝祥在《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中亦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以喻女真人对中原地区的占领。然而，陈亮和张孝祥可能都未曾想到，华夏的人文初祖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俩人所效忠的南宋皇室极有可能正是这位人文初祖的直系后代。历史的真相真是令人错愕。 在大量的考古证据面前，否认430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长城沿线存在一支文明先进且武力强大的游牧部落，已经非常困难了。这支游牧部落不仅后来没有离开华北，还在4000年前征服了晋南地区，甚至在更晚的历史时期进入了中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否认戎狄是汉族先民之一，但戎狄是否是游牧民族并未取得共识。《左传·襄公四年》中，晋卿魏绛在论和戎之策时有“戎狄荐居”之言。“荐居”就是垫草而居之意，魏绛明确无误地指明了戎狄是游牧民族。有学识的史家都揣度到了戎狄可能与黄帝有关， 谁又曾想到，我们的人文初祖竟然不是中原农人。然而，是该接受事实的时候到了。 敬请诸君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陶寺遗址4例古DNA测得清一色M122（旧O3），其中一例M134。与陶寺文化生业状态迥异的石峁人群还会是M122吗？恐怕O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吧。O系何时开始从事游牧？成规模的少部分O系人群融入到游牧民族中，恐怕要到秦汉以后吧。 牛角插入女性下体，肢解的人体，草菅人命，这些极端惨烈的现象全然不似儒家经典描绘的尧天舜日境况。所谓唐虞盛世，不过是儒家们将未实现的乌托邦式政治理想，寄托到史书不可考的上古时期罢了。不可否认，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但同时也可能是入侵者和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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