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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无休无止的争端，宗教会议规定，圣经的最终解释权归罗马教皇一人所有，这个权力称作宗教裁判权。为了维护教皇的权威性，教会宣称教皇是“上帝派来在人间行走的使者”，“在伦理和信仰上永无谬误”，教皇一旦确立，任期终身，不可弹劾，除非自己提出辞职。  教皇标志做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对于基督教的本质偷偷地进行了“移花接木”。圣经中说的是“因信生义”，信徒因为信仰上帝而获得救赎；经过这么一改，是不是信仰上帝光自己信不能算，得教会认可才能算。从此以后，教皇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法律算个屁，教皇说的话可是上帝的旨意！ 在本书美国卷中，我们提到美国联邦大法官通过垄断联邦宪法的解释权，使得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和立法权之上，这只是解释宪法而已，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而宗教可不得了。毕竟，人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法律管不到的地方，而理论上说，人产生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动上帝他老人家都管得到，通过垄断宗教裁判权，教会就取得了控制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权力，这比俗世中国王的权力要大的多得多。 比如说税收问题，国王只能直接向自己领地的平民征税，对于领主领地上的平民则无权征税，还不能向教会纳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2月颁布了著名的教谕《教士不纳俗税》（Clericis Laicos），声称“没有教皇授权，国王不能向任何神职人员或教会财产征税，如果有神职人员非法交税，那么他将被停职，如果是主教将被免职。非法征税的统治者会被开除教籍，他们的国家禁止一切宗教活动。”这就是“无授权，不纳税”最早的正式文告。  卜尼法斯八世教皇能获得这么大权力，与欧洲的分裂趋向不无关系。本卷开篇指出，欧洲分裂有四大因素：地缘、语言、氏族传统和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它是一种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宗教。与君士坦丁大帝与狄奥多西大帝当初的期望相反，基督教广泛传播开来，成为欧洲人思想的主流之后，罗马人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被忘在脑后，人人只关心自己的信仰是否虔诚，是否能得到救赎升入天堂。国家什么的跟自己也没啥关系，分裂就分裂吧！因此，基督教压倒地缘、语言、氏族传统，成为西欧长期陷入分裂不能再次统一的最关键因素。 前文提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把国家当成财产平分的氏族传统，西欧陷入的极度分裂。克洛维一世（法语：Clovis Ier，466年－511年）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成为法兰克第一个国王后，他致力于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正如春秋战国时代，大国讨伐小国虽然实际目的大都是为了兼并，但也必须拿出“尊王攘夷，惩恶扬善”的大义作为借口一样，克洛维也得师出有名，才能防止陷入被周围邻国围攻的境地，而克洛维所能借助的“大义”唯有基督教义。作为对比，拿破仑的失败，关键也在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无法借助“大义”进行攻伐，导致“师出无名”而陷入无休止的围攻。  克洛维一世在当时，各个蛮族继承国普遍信仰北欧宗教或者阿里乌斯派，罗马教廷也正在为正统的天主教无法广泛传播而苦恼。克洛维在他的王后克洛蒂尔德（Clotida，公元470年至548年）的推动下，率先皈依了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克洛维与罗马教廷一拍即合，罗马教廷授予克洛维“以上帝的名义讨伐异教”的大义，克洛维则投桃报李，在扩张本国疆域的同时，用剑与血推广天主教。自此之后，基督教在全世界的推广，往往与暴力征服、血腥屠杀联系在一起。 克洛维开创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墨洛温王朝（481～751年）。“墨洛温”是英文“Merovingian”的音译，其源于中世纪拉丁语，意思是“墨洛维的子孙”。而墨洛维是克洛维祖父的名字。墨洛温王朝和路易十六所在的波旁王朝虽然都叫王朝，但是波旁王朝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墨洛维王朝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并互相征伐，在28位国王中，仅有5位国王取得过国家的表面统一，而真有实权的仅有三人，总共统一的时间不到30年。 为取得封建贵族的支持，墨洛温王朝历代国王把大量土地赏赐贵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培植了贵族势力。王室成员勾心斗角，各植朋党，互相倾轧、残杀，也使国王权威跌落。墨洛维王朝的权力渐渐地落入宫相（相当于中国的宰相）的手里。到了矮子丕平（法语：Pépin le Bref，714年－768年）做宫相时，他已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顺便说一句，那时候的国王都没太多文化，重名的太多，经常以类似外号的名称加以区分，例如还有秃头、胖子、红发、长腿等等。反正听起来就像住在隔壁村的一群莽汉的外号。  矮子丕平是“小恶魔”的历史原型丕平的祖父赫斯塔尔·丕平，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排挤了众多凶狠狡诈的敌手，成为墨洛温王朝唯一的宫相。他的父亲“铁锤”查理·马特，进一步将墨洛温王朝的“懒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慑服了法国各大诸侯，他在732年发动最早的基督教“圣战”，击败了企图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欧洲腹地的穆斯林军队，更使他声望远播，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英雄。  铁锤查理率军攻打穆斯林军队“铁锤”查理·马特可谓是实至名归，登上国王大位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他像中国的曹操一样，将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们。查理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从墨洛温王朝后裔中，找了一个名叫西尓戴里克三世的作为傀儡。这个西尓戴里克三世本是一个虔诚的隐修士，早已避世多年，他俩为了堵住贵族的嘴，把这个隐修士揪出来扔到王位上。然后，哥俩之间爆发内战，最终丕平胜利，把他哥哥关进修道院。把争夺王位失败的继承人关进修道院，后来成为了法国的一项皇家传统，只是后来的地点改到巴士底狱。  著名的“巴士底狱铁面人”很有可能是某位夺权失败的王室成员矮子丕平关押了他的哥哥之后，进一步剪除反对自己的势力，为篡位做准备。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王权更迭的大义。 曹丕搞篡位，理由是“天子受命于天”，而“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曹丕手下软硬兼施，逼迫汉献帝说自己“无德”，为了顺应天意，把天子权力交接给更加“有德”的曹丕，搞个禅让仪式实现君权交接。但这里面有个致命的问题：你曹丕用这种方式谋夺了汉朝江山，别人也可以比葫画瓢，谋夺曹氏的江山，果然，后来司马氏按照相同的方法，将魏国变成了晋国。  曹丕篡汉墨洛温王朝的王位继承传统同样是天赐王权。并且所有法兰克的首领、贵族、主教、士兵都宣誓过效忠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矮子丕平想篡位，也要堵住天下众人之口，以免别人借着“讨逆”的名义反抗自己。他更担心日后别人再效仿自己，谋夺了他家的江山。想来想去，“以上帝之名”谋朝篡位最合适了。 丕平向当时在位的教皇匝加利亚（Zachary,741-752在位）派出信使，借助信使的嘴他向教皇请教，法兰克的国王不理政事，无论怎么规劝也无济于事，他这个宫相心急如焚，感到没有尽到为人臣的责任，必然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因此向教皇求教，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当时，罗马正受到一支日耳曼蛮族伦巴第人建立的伦巴第王国的不断骚扰，几乎朝不保夕。教皇对丕平的问题心领神会，当即答道“谁为法兰克操劳，谁就是它的主人”。这个回答正中丕平的下怀。丕平与教皇签订利益交换的密约：教皇用上帝的名义给丕平的王权做背书，而丕平要驱逐伦巴第人，并将征服的土地送给教廷作为回礼。 公元751年，矮子丕平在苏瓦松召集法兰克王国的贵族大会。教皇亲自赶到现场，为其主持符合基督教礼仪的加冕仪式。由于基督教之前也没干过这事，实际是从罗马皇帝的加冕仪式改编而来。教皇为丕平涂抹圣油，当着法兰克王国所有主教和贵族的面，郑重其事地将代表王权的王冠与权杖赐予丕平，并宣布是遵照上帝的旨意，将法兰克王国的王权赐予丕平。加冕之后不久，老迈的匝加利亚就挂掉了，丕平也搞不清楚新上任的教皇史蒂芬二世是否知道他和前任教皇之间的约定，就没有对伦巴第王国动兵。  丕平加冕伦巴第王国在753年发兵南下，侵袭意大利各地区。匝加利亚恐怕还真是没有来得及将这一密约告知新教皇。新上任的教皇史蒂芬二世就悲剧了，情急之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首先向东罗马皇帝求援，但东罗马帝国皇帝对此没什么反应；接着来到伦巴第都城帕维亚，试图劝说伦巴第人能够友善对待上帝的人间代理机构，遭到回绝。 公元753年冬，史蒂芬二世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冒着风雪穿越阿尔卑斯山区来到法兰克王国求助。矮子丕平借着这次机会，又大肆表演了一番：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教皇，并在法兰克民众面前象征性地为教皇牵马。这是罗马教皇第一次出现在法兰克的普通民众面前，广大信徒亲眼目睹了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和谐场面，史蒂芬二世本是碰了一鼻子灰，没想到在法兰克受到如此重视，简直是受宠若惊。 不过，接下来与丕平的密谈让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两只老狐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重新订立了密约。史蒂芬二世重新为丕平举行了更加隆重的加冕典礼，并赐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教皇宣布：“禁止任何人从别的家族中选立法兰克国王，违者将被逐出教门。”法兰克王国自此正式进入“家天下”时代，“君权神授”自此也成为欧洲国王加冕的规则。 丕平很快投桃报李，他发兵征服了伦巴王国，把它夷为平地，到了756年末，丕平已平定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他将征服的拉韦纳(Ravenna)等二十二个城市献给了罗马教会，史称“丕平献土”。至此，教皇国正式成立。  丕平献土，跪着的是国王的使者丕平以篡权上位，做贼心虚，因此与教廷合谋，借助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权力做背书，表面上看巩固了国王权力，防止了其他野心家觊觎，却留下了更为长久的致命隐患：从此，西欧国王废立的权利交于教廷之手，教权正式凌驾于王权之上。教皇与教廷的权力再没有任何制约，开始迅速膨胀。 但是，教皇所居土地是由世俗政权奉献的，这又似乎显示了王权高于教权。成天研究人心的教廷显然不会对这么明显的漏洞视而不见，他们精心炮制了被称为“君士坦丁的赠礼”的书信，这份敕令被收入《伊西多尔教令集》中，这份伪造的书信中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早已将罗马城，意大利和整个西方的罗马帝国土地赠送给教宗西尔维斯特一世及他之后的伯多禄（既圣彼得）的继承人，而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则移转到东罗马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丕平中只是把属于教皇的领土还给教皇而已 。  为了使“君士坦丁的赠礼”看起来不像君士坦丁突然发了神经，书信中还有鼻子有眼地描述了一个故事：君士坦丁大帝忽然得麻风病，宫廷祭司对皇帝说，必须用儿童的热血洗澡才能治愈这种病。大帝不忍心杀害无辜的儿童，没有依从。有一天，君士坦丁梦见天主告知他，只有接受基督教会洗礼才能除病。他决定试验一番，请来罗马主教为他施法。当他跳入水池时，天空忽然显现出一只手，神彩四射，向他伸来。一出水面，身上麻风病全好了。于是君士坦丁决定重谢罗马教会，迁都拜占庭（后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把罗马以及西罗马帝国管辖区域交给罗马教廷管辖。  从这份伪造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教廷不仅是谎话连篇，而且其欲壑简直是深无止境。真实的情况是，本来教廷被周围的蛮族政权欺负的“惶惶如丧家之犬”，作为教廷给丕平篡位作背书的回报，丕平消灭这些蛮族政权，并把罗马周围的土地送给罗马教廷作为立足之地。但是被教廷这么一说，黑白就颠倒过来了，反而是丕平欠着教廷的土地，出于内心中“上帝的感召”，将罗马周围的土地归还给教廷。而且根据这个伪造的书信，不仅法兰克王国，西欧所有君主的领土在法理上都是属于罗马教廷的。说狮子大开口都委屈教会了，一百个霸王龙的口加在一起，也没教会嘴大。基督教一直在极力拔高君士坦丁的地位，甚至将其列为古今中外帝王第一人，原因也正在于此。 丕平和教皇的密约本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丕平一死，就死无对证了，教廷就把“君士坦丁的赠礼”大模大样的摆出来，作为他们占有土地的合法依据。最初，教廷手中的武力不强，这封书信也没人当真。到了十字军东征的年代，出现了直接听命于教皇的强大武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圣殿骑士团为首的三大骑士团，王权和教权之间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王权和教权的斗争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愈演愈烈，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正是由于“君士坦丁的赠礼”内容荒诞离奇，缺乏逻辑，很多人对此都有质疑之声。奥托三世、但丁等人都曾提出过质疑，但都没能进行系统客观的论证，一直被罗马教廷否认。1440年，意大利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6年至1457年）发表《君士坦丁赠礼的辨伪》，以圣经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在语法、旧制、称号等方面全面系统的阐述了君士坦丁的赠礼系伪造的，罗马教廷再也无法狡辩，终于承认其为伪造。 君士坦丁的赠礼被证实伪造，成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派攻击天主教会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激发了西方学者对教会文献的怀疑，在十五至十七世纪间，证实不仅“君士坦丁的赠礼”，包括《伊西多尔教令集》在内的诸多教廷文献均为伪造。这一系列学术成果，证明了罗马教廷中诸位衣冠楚楚的主教、教皇根本就是一群皮厚心黑的骗子神棍。 对于教廷文献的考证，催生了西方考据学的发展。教廷长期以来伪造文件成性，也使得西方历史学家产生了迥异于东方人的对于古代文献的态度：首先假定它是伪造的，然后找证据证明文献的真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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