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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言 江苏地方志材料中曾经记载过晚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江南大瘟疫，据一本叫做《垂虹识小录》的小册子记载：
按照这个描述，这场江浙大瘟疫，在表现症状上就是霍乱。其实，这场瘟疫并不开始于道光元年，也不始于江浙地区。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岭南地区的很多海运大港，如汕头、海口、琼山、合浦等地，开始爆发霍乱症状的严重瘟疫。疫情发展十分迅速，很快沿海北上，从宁波、上海登陆江南地区，波及江南的十府一州50余县。 瘟疫抵达江南，并未停止蔓延，而是沿运河传入山东，从陆路由安徽、江苏传入河南。在河北则由陆路和运河双重渠道传播，到达北京后沿陆路进入东北。这场瘟疫的规模罕见，波及范围前所未有，“南自杭以至闽广西，自金陵以至江西两湖北，自山东以至直隶竞无地不然”。 不仅如此，这种瘟疫的危害程度和致死率同样很高，“死者枕藉”，“须臾不救，有一家伤数口者”，穷人家甚至是“全家病殁，无人埋葬”。根据亲历者的记载，染病者的症状非常恐怖：
如果按照现代医学知识解释，这场瘟疫是霍乱弧菌引起的真性霍乱。但是，缺乏现代医学常识的中国人只能从症状上对其命名，称之为吊脚痧搐筋症、翻症、蛣蛛瘟等。 面对这场瘟疫，清廷的应对政策还是比较传统的，王朝治理术从来无法超越它的知识天花板。道光元年八月，朝廷“又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之用”。当年顺天乡试，“著展期一月，于九月举行”。 但是，当时朝廷的传统有限救济还局限于京畿和北方地区，无法达到疫情真正严重的南方地区。即便是治疗，当时中国的传统医学治疗手段也对这种可怕瘟疫无济于事。民间乡绅施医施药，有诸如“服四逆汤，刺手足腕青筋出血”，“用鞋装砖石打病人四肢”等奇葩偏方，但大多无效。 瘟疫流行，自然导致各种奇葩谣言疯传。其中一种，说瘟疫来自于西瓜、茄子。据经历者回忆，“当时人恐惧， 讹言四起， 千奇百怪， 不可备述。 然俱得之耳闻. 未敢遽信。 惟西瓜中切出蚰蝎， 茄中破出毒虫， 则是予所亲见， 斯以奇矣。”这样荒诞的谣言，不仅民间百姓相信，甚至公权力机构也信之不疑，“西瓜人不敢食，有司亦出示禁卖，每每破瓜，其中辄藏毒物”。 除了西瓜、茄子，日常生活中的鸡也成为了这场大瘟疫的责任者。有些地方传言，是鸡的腹中有毒虫，因而导致瘟疫，“传言鸡生距， 腹有物如蛇蚓， 啄人影即疾， 民间鸡杀殆尽。” 除了这些以日常生活中寻常事物来解释瘟疫起因的谣言，还有一种将瘟疫与鬼神联系的更为复杂的谣言。譬如，以道教符咒解释疫情，“辛已之疫前半年， 已有谣言云自龙虎山传来符咒， 将有鬼夜半叫门， 应之即吐血而亡， 需遵书符咒避之乃免”。 在缺乏信息公开和信息传播力度的传统帝制中国，这种瘟疫在谣言的作用下又会被无限放大。嘉道之际的这场大霍乱，死亡率固然很高，但是直接因疫病而死的人数可能有限，但是“传闻已甚一时”，江南富饶之地一度被人视为丰都地狱。谣言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瘟疫本身还要恐怖，甚至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经”的现象。 对于视百姓为“牧”之对象的朝廷而言，瘟疫的危害不过是仅仅是统计数字的民众生命而已，谣言的治理才是执政者真正在意的事情。故而，抓拿造谣者远比救济霍乱瘟疫受灾民众更为重要。 道光元年七月，御史李德立上奏称：“东省瘟疫流行，比户传染。德州等处，有匪徒乘间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门，应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传惑，终夜仓皇。” 道光皇帝对于这种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的不法匪类，态度是非常果断鲜明：“访拿布邪言为首之犯，严刑惩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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