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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渔家傲》确是一篇不朽的名作，其所以成为久传于世的名作，一因其意境雄宏，二因其取材独特，三因其开豪放词风气之先河。在花间派词人中，孙光宪算是一位“气骨甚道”的作家，他的《酒泉子》最能代表这种“气骨遒劲”的风格，试读之：空碛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这是传统的征人思妇题材，和气格密丽工整、风韵清疏秀逸的温、韦词相比确属别开生面的别调。但和范仲淹直以边帅之心体验边关之情的《渔家傲》相比，其气象格调都远不能及。范词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八月至庆历元年（1041）四月任延州知府时。此时正是宋夏战事方酣，宋军屡败、边防吃紧、边塞易主之际。朝廷选派龙图阁学士范仲淹知延州，范虽然积极防御，筑城要塞，很快扭转了前任范雍知延期间被动挨打的局面，形成与西夏相持态势。  范仲淹雕像 但西夏元昊仍然陈兵边地，威胁依然存在。宋军也因屡受重挫，根本无法主动出击。处于欲进无力，欲退不能的困境。作为边帅的范仲淹面对如此困境，也深深陷入思想矛盾与痛苦之中。因此，他写了这首词，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等语表达他当时矛盾痛苦的思想情感。从词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他这首词具有立意独特、开辟新境的划时代意义。欧阳修批评他是“穷塞主”词，多少有些讥讽意味，可能主要是认为范词情调过于伤感，缺少大将临阵、傲视狂敌的气度吧！为了表现所谓“真元帅之事”欧阳在王素出守平凉时作《渔家傲》词相送，其末句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但是，欧阳修的批评是不公的后人有谓范词的意义在于使人主知边庭之苦，而欧词不过阿谀人主耳，此乃正论。刘永济先生认为“范词乃自抒情，欧词乃送人出征，用意自然不同。”欧评虽然不公，但并不影响这首词的开创意义和审美价值。对此，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范仲淹绘图 （1）开启了词旨而雄壮而意境苍凉的新美境，具有空谷足音、与众不同的独特之美。在晏、欧诸人潜心学步《花间》继承南唐浮靡艳冶词风的时候，范仲淹边塞词却表现出一种苍劲刚健、悲壮雄浑的格调。《渔家傲》的出现犹如“万古一清风”。他把唐诗的边塞题材引入词中，虽然是一枝独秀，但总算是打破了自晚唐花间以来千口一声，千人一面的腻人局面，总算是在宋词的艺苑中绽出了一朵与众不同的、异彩独放的奇葩。与众不同，创新振刷本身就是对美境的追求，是一种充满着创新意味的美。  渔家 （2）从词史角度看，范词开了宋代豪放词的先河，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一花引得万花开，前波才动后波随。夏承焘说：“北宋词坛出现这样感情深厚气概阔大的小令，是五代以来婉约柔靡的词风转变的开端，是苏轼、辛弃疾豪放词的先驱。”（《唐宋词欣赏》）在范词的影响下，宋人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就北宋大词家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位没写过豪放词。屈指算来，王安石有《桂枝香金陵怀古》写兴亡之感，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壮志难伸的苦闷，秦观有《望海潮》写扬州胜景，黄庭坚有“浩气展虹霓”的《水调歌头·游览》，晁补之有《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满江红·赴玉山之谪，与诸父泛舟大泽，分题为别》，贺铸有《六州歌头》、《行路难》周邦彦有《西河·金陵怀古》等等。尽管这些大家名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艺术风格，但于苍凉悲壮的豪放词都无不染指。至南宋豪放词则更加汪洋恣肆，这和范仲淹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分割的。  古城意境 （3）苍凉悲壮的风格美。词中景物充盈着苍凉之气词中人物表现出悲壮之情。“将军”、“征夫”在明月如霜羌管悲声笼罩的秋夜里，思乡、思亲与守边杀敌保国的两重心理矛盾交织在一起，显得沉重而又焦灼，给人以巨大的压抑和凝重之感。军营之劳苦、将士之思乡与苍凉之环境融为一体这样浓厚强烈的艺术氛围，就是在辛词中恐怕也是罕见的。还应当看到，范仲淹作《渔家傲》绝非偶尔为之，他是有意创新，力矫时文之弊，进而改革词体的表现魏泰《东轩笔录》说他“守边日，作《渔家傲》歌数阙，颇述边塞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即可证明不是偶尔为之。此外，他还有《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其云：
 压抑和凝重 表面上是一种高蹈出尘的精神境界，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但却内涵有郁闷、掩抑与凄怆。这些情感是由他政治改革的失败、理想抱负的破灭以及空怀壮志却年华易逝等各种复杂的情感底蕴中激发出来的，所以浑厚深沉，耐人寻味。正因如此，他感到孤寂无奈，所谓“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是一种志士遭谗之后的身世感受，绝非一般怨别之意他将此类情感系之于词体，已经给以后苏辛树立了悲壮风格的先例。说明范仲淹于词体创作有意创新，已经有了不同流俗自辟蹊径的自觉意识。当然，这种文学创新的自觉，是和当时诗文革新的精神相联系的，也并非范仲淹所独有。单从词体来说这种创新意味的词作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社会背景：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对文坛浮靡艳冶、不关时事的现象深恶痛绝，他们一方面严厉批评当时“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的浮靡文风，另一方面对国家、社会、苍生寄寓着强烈的关注。  残灯明灭 范仲淹更是对当时浮靡文风深为不满，他在《尹师鲁河南集序》中对杨大年为首的的浮靡文风提出严厉批评：“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及五代，其体薄弱。……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他批评西昆体代表人物杨大年之流“专事藻饰，破碎大雅”，自然在创作中力矫其弊，特别是在词的创作中更是有所表现。如王禹偶《点绛唇·感兴》：
 水村渔市 是将身世家国之感，寄于“征鸿”，有深沉浑厚的内涵蓄力，一扫纤艳淫靡的风气。范仲淹有意革新词体的创作实践得到时人的响应：如与范仲淹同时的还有滕子京作《临江仙》，以“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表达他去国怀乡的苦闷；张昪作《满江红》，以“无名无利，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等句表达淡泊名利、超尘脱俗的达观态度；而他的《离亭燕》却以“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危栏，红日无言西下。”表达兴亡感怀；李冠作《六州歌头·骊山》二首，其一追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导致祸国的沉痛历史；其二追怀“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在及“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的悲壮历史，隐含了深刻的讽世情感；  悲壮意境 刘潜《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则是讽刺汉天子和番屈敌之事，隐含对现实“事夷狄”国策的批评等等。这些词都是身世家国、寄慨感怀之作，也皆以大笔挥洒，吞吐盘旋，表现出骏发蹈厉的清劲风格，说明范仲淹《渔家傲》对当时词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说明范仲淹作《渔家傲》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当时一批文人关注国家、社会、苍生的普遍反映。虽然这种创作倾向还不能形成改变词风的力量，但他确实给苏辛豪放词树立了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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