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下乡的时候，我和丽萍一起做晚饭。可是无论如何，我俩怎么也点不燃那浸湿了牛尿的牛窝草，忙活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煮好饭。我俩相对无言，脸上都淌着眼泪，分不清是烟熏的，还是委屈哭出来的。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口突然出现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因为光线太暗，也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她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和翘起的小刷辫却是清晰可见。 我和丽萍惊异地望着她。半天，她才说话：“姐姐，拿去吃。”“吃”拖着湖广腔，但还能听懂。说完话，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脚蹭了蹭地下的泥土，然后递过来一土碗煮花生。 我们就问她，是谁叫你来的？她说是她娘。当时她是谁，谁又是她的娘，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接过这碗煮花生，很快就你一颗我一粒地吃完了，就连最瘪的嫩水子也没放过。这碗煮花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正好充饥，又何况当时城里很少见到这么新鲜的东西。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小女孩叫红英，也逐渐与红英一家熟识了。她娘叫于晓玉，尽管才三十来岁，可是细细地皱纹却已爬上了她的脸颊。她从早到晚劳动，从不停手脚，除了赶集卖鸡蛋才换件干净的衣服，平时都是穿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 红英还有三个哥哥，大哥不满16岁，小哥哥才10岁，就辍学割猪草了。一家子的日子过得也相当艰难，平时每日三顿都只是红苕稀饭。尽管日子过得很紧巴，但是青菜、豆角，自留地里还有。我们不时会得到他们家的接济，吃饭时也常有下饭菜。 红英也成了我们的小伴儿，她经常给我们送各种蔬菜，然后就坐在门槛上，愣愣地看着我们。我们干什么，她都喜欢看，瞧来瞧去。洗头，她在旁边看，梳头，她也看。终于有一天，她胀红着小脸说：“姐姐，能给我梳两个小辫吗？”我找来一把小梳子给她专用，因为她的头发又脏又腻，平时很少洗发。我给她梳好小辫子后，她也像我们一样，拿起小镜子照了照，圆圆的黑里透红的小脸，笑起来就像农家门上贴的年画上的胖小妞，漂亮可爱。 经常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娘喊她几次她才肯走。有时，她干脆端了饭碗又回来了。我们总在这时悄悄地给她盛上点干饭，催她快点吃。因为她娘是绝不允许的。 按照当地习俗，端起碗到别人家舀饭是很没礼貌的，是一种很卑鄙龌龊的行为。可是我们不管这些，我们有干饭吃，所以偷偷地也给红英吃。 再以后，每次我回成都时总要给红英捎一两件小礼物，最爱给的就是香皂或牙膏这类东西。因为这些是当时农民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还有一次，还给她买了一对红蝴蝶结，她如获至宝，平时都舍不得戴，只有赶集时才让她娘给她戴上。她娘也逐渐重视经常被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女儿了，开始经常给她洗洗头、洗洗脸，红英也变干净了。 春播秋收，一年之后，我差不多学会了所有农村妇女能干的活。挑粪、插秧、割谷子都不在话下。我们用行动换回了许多当地农民对我们的友善，当然与红英一家友情更深厚。 后来，我们三个知青分锅吃饭时，队长叫当时队上手艺最好的罗木匠将给我打水桶。一天晚上，我拿着火把翻山去到罗木匠家，他告诉我还没打好，就把我送回了知青驻地。第二天晚上，我再去，还是没做好，他又把我送回驻地。 事隔不到一个月，县上来招生，以我的条件来说，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盼呀，等呀，终于有一天，大队支书通知我到公社去一趟，我高高兴兴地到了公社。以往到公社，干部总是笑盈盈的待我，而这次却变了。 管知青的孙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后就出去了，紧接着进来两个中年男同志，表情都非常严肃。一进来，他们就把门关上了。其中一个说：“有人写信到县上检举你和生产队的一个木匠有男女关系。为了保护知识青年，特别是女知青，你把受害经过讲出来。” 我一愣，很气愤地说：“我是一个女知青，你们说话要负责任，不能拿一个知青的清白开玩笑！”他们显然不相信。无奈，我只好讲了与罗木匠的简单接触的经过，他们却认为这件事肯定不像我说得这么简单，当时我就急哭了，真是有口难辩。 不久后，公社读书的名单下来了，没有我。我很气愤，就跑到公社去找那两个毁了我读书梦的人。哪知他们已经回到县里去了，我又赶到县上去找，要他们讲清楚。他们应付了一通，要我回去找公社书记。等我回到公社，书记对我说：“你们生产队的罗木匠之前和一个老知青乱搞，与自己的老婆离了婚，影响很不好。你们队上有人写了检举信，主要是想整一整罗木匠，把他弄进监狱。既然你和他没有不正常的关系，那就算了，好好表现！明年有读书的名额，我们再推荐你去。”我也不敢再和他讲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了生产队。 直到三年后，我才离开了那里。这三年间，与红英一家友情更深厚，也尝遍了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五谷杂粮。差不多是16年后，当我再次回到那个小山村时，却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小红英几年前去乡上看电影，电影院突然坍塌，当场被砸昏死，第二天就死在了当地医院。 当时好正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与我下乡时一样，正是花季。 这花儿，花季真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