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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发达的家具生产过程中,明式家具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且由明代中叶相继延续到清初;在江南地区,有更长久的生产年代,这是与其形成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环境孕育的结果。 明式家具的扶手椅中,有一种搭脑两端相扶手前端都'不出头'的椅子,北方称它为'南官帽椅'。这种椅子造型委婉、精致、温文尔雅,给人们的感受十分隽永、大方,富有一种'书卷气息'。这种扶手椅的早期产品,几平均出自苏州工匠之手,在苏南地区都称它为'文椅' 传说明清的诗人和画家,在他们的书斋画室中,都喜欢安置这种文椅,这一椅子的名称也许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可见,明式家具的形成与文人对家具的殊爱好和参与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种居室文化现象,它是当时文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和建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其追求的是'简远''疏朗''雅致''天然''高逸'的审美情趣,因此,学术界都把它称之谓'文人园林'。  与此一样,对于园林室内使用和陈设的家具,也会有着特殊的追求和标准,有着他们门自己的意匠和创造。这在明末出身于'簪缨世族','冠冕吴趋'的贵胄子弟文震亨写的《长物志》中,就有具体详细的记述。该书除了把文人的雅逸作为园林总体规划,直到细节处理的最高指原则之外,对宅园中所有的各种家具,如床、構、书桌、壁桌、方桌、椅、杬、凳、交椅、床、台几、天然几、橱、架、佛東箱、屏、禅椅、弥勒梮、脚凳等,也依据文人的志趣和美学观念进行评述和要求,以求通过各种家具在满足日常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又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因此,他们提倡家具在造型和装饰上应古朴、典雅、脱俗;制造工艺要丝不苟,精致考究,反对一味采用雕刻和漆绘;这样在休闲、谈古论今、鉴赏书画、陈设古代铜器和水石盆玩,或饮食、或小憩时均能无处不尽人意,感到十分舒适、惬意。《长物志》中对家具的种种主张,正是明式家具艺术上反映的特色。显而易见,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古典园林所标志的文化特征,与明式家具艺术风格的形成都是文人们精心创造的结果,是中国士大夫精神在物质文化中的深刻表现。 另据徐沁《明画录》著录,明代画家有八百余人,苏州一地,即占一百五十余人,松(江)、常(熟)、太(仓)三地可纳入吴门画派的也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就画家人数论,当时吴门画派声势浩大,影响深广。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吴门画派乃是文人画之正宗,作者均集诗、书、画三位一体,崇尚所谓'吴趋',以高隐为乐,寄情山水。其画风更是怡情潇洒,宁静清寂,格调自在,意境高远。所以,无论从艺术品性还是从文化含蕴上,都对吴地家具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从明四家最显才华的唐寅《韩熙载夜宴图》临本中,也会发现,他除对原作的家具,作出局部修改之外,竟在图中又增绘了二十余件,这充分说明,当时画家和诗人们对造就明式家具所起的特殊作用。  现宁波天一阁藏有镶明代云石的条桌一对,据款所记,云石原为吴地顾大典虞山红豆山庄故物,后人徐氏积古斋,以后又转吴中潘祖阴家收藏,乃后藏于范氏天一阁。条桌是否系明代遗物,似不足为信,但云石石质纹理弥漫古朴,气韵生动,是一件品位很高的精品,从张风翼的'云过郊原曙色分,乱山元气碧氤氲,白云满案从舒卷,谁道不堪持寄君'的题诗中,可知云石确曾作过案面。细审之下,在云石面上刻有题记款识等七八处,大都是吴松两地的高才名流,他们咏诗挥毫,足以见出几代书画家及收藏家们乐于此道的精神和情怀。他们的诗情画意,不仅使镶此云石的案桌不再流于一般,而且,正是诗情画意的意蕴,才在明代家具中孕育了'明式'的品质和风格,形成了一代'明式'的家具。 中国古代家具,经宋、元人明,到明代中叶,很快地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王朝建立后,一开始就着重恢复与发展衣业生产,使社会经济出现了全面上升的趋势,从而,大批工商业城市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市镇,迅速地繁荣昌盛,大大地推动了明代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家具制造也在各地普遍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如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明永乐以后,虽政治、文化中心北移,但依然直是'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的重要城市。当时城内手工业作坊星罗棋布,据统计,数量多达四万五千余家,或民营或官设,店铺'连廊栉比';家具制造也形成了独立的'木器'行业,当时主要集中在应天府街之南的'纱库街',和应天府街之北的'木匠营'。  明代河南省城开封,也是全国繁荣的工商业城市。据《如梦录》记载,全城的店铺有一百四十四种,其中就有木材加工作坊和木器店,不少'胡同'和'街路''俱是做妆奁,床帐,桌椅,木器等'的店铺。当时,城内城外常有定期的庙会或集市,如城隍庙每逢初一、十五有'各处进香,拥挤盈门'的盛会,照壁前,牌坊下,大门口,均商贾云集,有着各式各样的贸易活动。各种货物堆积满地,市场活跃,并且有许多专卖'描金彩漆'和'桌椅、床、橙(凳)、衣盆、大箱、衣箱、头面小箱、壁匮,书橱及零星木器'的。 另外,各地凡以商业为中心的省城、府城、州城都是一派热闹繁华的气象,都有家具生产和贸易市场。特别是江南地带,不仅买卖兴旺,更是手工业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苏州,南宋以后,一直'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肆'。 明万历时期(1573-1620)有关史籍记载说:'苏州为江南首郡,财赋奧区,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名为府,其实一大都会也。'据吴门画家唐寅在诗中描述,吴中最繁盛的阊门,更是'翠袖三干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苏城不仅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也是布匹织造印染的重要产地,刺绣、裱褙、窑作、铜作、银作、木作、漆作、玉雕、首饰、制扇、印书等皆工艺精良,特色鲜明,家具生产也处于先进地位,如明代小说《醒世恒言》中曾说到一位名叫张权(张仰亭)的木匠,在苏州门外开店后,便'去粉墙上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宁,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所谓精造坚固的小木家伙,即指后人所说的'硬木家具',说明自明代中叶以后,苏州硬木家具生产不仅相当普遍,而且大有制作好手和销售市场,还出现了互相竞争的局面。明代依靠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城市的极度繁荣,工商贸易和手工业的高度发达,促使家具生产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这对明式家具的产生不能不是重要的条件。  第二,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宣德时期(1426-1435),全国设有税收机构的大工商业城市就有三十三个,发达的城市经济还直接地推动了城镇建筑规模的扩大,而建筑的快速高涨,又直接加速了家具制造的突飞猛进。明代的官宦权贵广建高楼,深造宏宅,并四处开设店铺,多至达数百间,数千间。如'嘉靖时期(1522-1567)的翊国公郭勋,仅在北京的店舍就有几千余区''。大官僚严嵩,更是'廓房回绕万间,店舍环垣数里',在北京、江西两地的第宅房屋,竟多达八千四百余间,这些房屋'务为高大,且过华饰',正是所谓'峻宇画栋,在在有之'。 他们既然建有如此惊人的房产,也会操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家当,其中家具的侈求和精美就更毋庸置疑了。明代,又是中国历史上园林建造最兴盛的时代,特别在苏松两地造园风气极其风靡,据《苏州府志》记载,明朝一代建有第宅园林共271处。遍布江南的古典园林,无论在建筑的使用功能,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达到引人入胜的程度。每座华屋宅园中,中央纵轴线上都建有门厅、大厅及住房,左右纵轴线上也有客厅、书房和其他住房等,众多讲究的厅堂、楼阁、斋馆,在室内都需要有相得益彰的家具和陈设,故园林建筑的兴盛,对明代家具的飞速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又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也都为明式家具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式家具造型简洁、质朴,以'线'造型的优美形象和不加漆饰,不事雕琢,着意体现天然材质的情趣,充分表现出了明式家具之所以称为'明式'的艺术特色。同时以线造型也是明式家具优美形体的灵魂。首先,各种各样的线条被生动地表现在家具部件轮廓的线型变化上,为明式家具奠定了线条美的造型基础。如椅子的搭脑、桌案的牙条、各类形体的腿足线型,都在相互呼应和富有节奏的组合中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感,使家具获得了鲜明的个性形象,明式家具中许多椅子的'S形靠背曲线,曾被西方科学家誉为东方最美好、最科学的'明代曲线',在适合人体使用功能的同时,使中国古代家具表现了独具一格的造型特征;被称之谓'马蹄足'与'反马蹄'的腿足形式,也是富有弹性而又程式化的线型,这些'线'都成了'明式'不可缺少的造型语言和形式特征。  另外,明式家具以'线'造型的又特点,还被充分地体现在各种'线脚'上,线脚的变化和运用,使明式家具造型的形象更富有趣味和意韵。类似或相同的家具,由于线脚不同,常常神态风貌也各异,能给人不同的审美享受。中华民族的各种美术,如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装饰纹样等,都用'线'作为造型的主要手段,明式家具继承了民族艺术的这一优秀传统,以家具特有的形式,使明式家具获得了杰出的造型效果和民族式样。 明式家具的装饰在美学上的价值,与在造物型类学上的成就,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正是各种贵重木材的色泽、纹理、质地的特性,被视觉感知后的理性表现,才在构成视觉形象的要素中,引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物质自然美的创意,往往到达了理想的境界。古人所谓'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的准则,以及'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等主张和理论,都无一不是对'材美''自然美'为装饰的崇扬和执著。 并且,对于这种美的感情,还藴藏着更加深刻的含意,如'君子以玉比德'的传统意识,从来就是封建时代文人的种思想境界。明式家具选用优质硬木,不漆饰,少雕琢,着意润莹光洁的材质和色泽花纹的美丽,也完全是对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发扬光大,是继历代优质美材装饰风格的推陈出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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