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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代帝王权术,当属韩非的论述最精彩

 寥斋 2020-01-30

众所周知,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集当时秦国、晋国法家思想之大成,他把商鞅的“法”学,慎到的“势”论,以及申不害的“术”说三种理论成功地糅合为一体,创造了法家系统的理论学说,他把法家的管理谋略推到了法家理论的高峰。

韩非的管理谋略的基本理论,可以用一句简要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以法制民,以势立威,以术驭臣,以法制为治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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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韩非不仅把法家理论系统化,而且,他还深刻地阐述了帝王权术,他对于帝王权术的阐述是古代权谋中最为深刻的管理理论,是法家管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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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韩非

第一,从根本上说,韩非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是以维护“君道”作为理论前提的。

韩非把法治看成是维护君王统治秩序的根本措施,所以,就其理论实质而言,韩非的法治管理谋略,是为帝王权术服务的,虽然说为了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韩非有时也会在理论上提出君王应带头守法,要坚持“法度”,但是,在阐述管理原则时,他所推崇的依然是帝王权术。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是最为明确地讲述帝王权谋的理论家,他的君道论和帝王权术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

第二,令人惊奇的是,韩非这位法家理论的系统完成者,在阐述君道时,却积极吸取了道家的理论,原本,法家都是主张积极有为的,而韩非却认为,君王应该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

韩非说:“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杂》)。在韩非看来,君王治理国家,不能事无巨细处处亲自去处置,盲目地坚持“有为”的管理原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错误的管理方式,君王应该放手让大臣们去管理,坚持“无为而治”,能“无为”才是“治之正道”。

韩非的君道论吸取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事物是与非的标准,明君必须坚持依道而行,而道是本质是虚,所以,君王要以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只有虚以待物,方能知晓事物的真相,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君王在处事时,要不动声色,让事物回归真实状态,让事物顺其自然发展。

在治理国事时,若君王冒然表露出自己的欲望,大臣们便会精心掩饰自己;君王若随时暴露自己的意图,大臣们便会以伪装来逢迎。所以,在大臣们面前,君王不能表露好恶,如此方能看清大臣们的真实表现。

同时,君王亦不能凭勇力来逞现自己的威风,否则,大臣们就不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勇猛。君王也不能随意表露自己的智慧,否则,大臣们就不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君主不轻易表现,才能让大臣们充分表现。君王不显能,大臣们才能各尽其职,百官才能尽其能,有大作为。

总之,明君无为而治,大臣们才会诚惶诚恐地尽责尽力。君王主虚,臣子们主实,明君善守道,才能以谋略来处理朝政,“无为”是最大的“有为”,君王虚静,而大臣才会积极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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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动画形象

第三,韩非主张君王的治国之术在于使大臣们对他神秘莫测,让大臣们敬畏他的权力。

君王的治理方法必须让大臣们无从知晓,君王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让大臣们不了解;君王要善于掩藏自己的念头,使臣子无从测知;君王要隐藏自己的智慧,让臣子无从觉察。

在另一方面,君王要用隐蔽的方法观察臣子的过失,有事看见了装成没有看见,听见了装成没有听见,知道了装成不知道。了解大臣们的言论之后,要以察看他们的行动来验证,看他们是否是言行一致。

君王对待臣子,最重要的是要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破除臣子对权力的企图,千万不能让臣子滋生夺权的念头,君王身边若有奸臣,便会钻君主犯错误的空子,君王要遣散他们的党羽,捕捉他们的余孽,封闭他们的家门,分化他们的帮凶,才能防止奸臣篡权。所以,君王的权术应藏得深不可探测,对擅自行动的臣子要严惩,才不会出现反贼。

睿智的君王,要防止五种堵塞,避免让臣子封闭君王的消息来源;避免让臣子控制了财产;避免让臣子培植党羽;避免让臣子能私施恩德;避免让臣子发号施令。因为君王没有消息来源,便会失去权力;君王失去对财产的控制,便失去对臣下施恩德的条件;君王不能发号施令,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君王让臣子私施恩德,就不能显示自己英明;君王让臣子培植私党,就失去了对臣下的掌控,这些事发生了,君王就没有办法独自专权,所以,牢牢掌握权柄是君王权术的核心。

第四,韩非还论述了明君的赏罚之道,认为赏罚要严肃、合理,否则将起反作用。

韩非说:“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韩非子·主道》)这就是说,群臣有了主张,君主应按其主张派给他们任务,并根据任务要求其功效。若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便奖赏;否则,就处罚。

韩非强调:“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主道》)

这即说,明君务必要求臣下一定要说话算数。而明君奖赏要如及时雨般的温润,处罚要像响雷一样可怕,赏赐不能随便,惩罚不能赦免,否则,赏赐随便了,功臣就会懈怠;惩罚赦免了,奸臣就会干坏事。确有功者,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要赏赐;确有罪者,即便是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疏贱就不敢怠慢,而近爱者就不会骄傲,这才是明君正确的赏罚之举。

赏罚得当与否对于君王的驭臣之道确实是非常关键的,赏罚错了,效果相反,立了功,若忽略了对其奖励,会让大臣失望;而君王身边亲近的人犯了错不予责罚,会让大臣不满,这便是所谓的“疏贱有功而不赏,近爱有过则不罚”,这是韩非所反对的违背明君赏罚之道的原则的,这是君王治理国家应该避免的。

第五,韩非强调君王要执法有度,依法办事,才能震服臣下。

在韩非看来,君王执法必须坚决依法办事,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虚弱。只要君王明察得失,利用法度来控制,守法而驾驭群臣,那么,君王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君王能用法度来衡量,坚持法治原则,就不会被假象所迷惑。

臣下若背离君王而结党营私,一定是违背法治而以朋党关系推举官吏,一定是热衷于结帮拉拢,君王必须依法对其进行处置。

臣下若结成朋党勾结干坏事,他们一定是忘掉君王的根本利益,在谋取私权私利,君王必须依法严惩他们,严防他们利用职权勾结党羽,一定是弃国法于不顾,肆意行使个人的权势,不为君王考虑,不干有利于国家之事。所以,君王一定不能不按法治办事,不能听任臣下随意处事,而必须以法度来衡量臣下的功劳,以是否遵守法度来检验臣下的忠诚度。

第六,韩非认为君王必须善于运用七种驭臣之术。

其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臣下,察看其是否忠诚;其二是以惩罚来显示君主的威严。树立起君王权威;其三是对尽国效忠的臣下应兑现奖赏,鼓励其上进;其四是要听取臣下意见,督促他们行动;其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以智谋来驱使臣子;其六是明知事实却故意询问臣子,考核其真诚与否;其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来刺探臣子,考验其是否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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