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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的世界里，没有阶级的区分。 也许是受到自己家境的巨大变故和文化革命时期阶级成份划分的强烈刺激，母亲的心变得特别柔软。 在下放的地方，母亲和我们这些儿女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她工作的单位是一个基层的小小排灌站。 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挖野菜、拾牛粪经常路过这里。当她发现这个女孩头上生了虱子，立刻拿出自己宝贵的洗发香波为女孩清洗。一次两次，一遍两遍，直到女孩的头上的虱子清洗完。 这个女孩以后成了我的义姐，因为感激母亲对她的关爱，她一定要做母亲的干女儿。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傍晚，母亲下班回来，看了我和姐姐一眼，似乎在比较什么，然后吩咐姐姐脱下身上唯一的保暖裤——就是加厚的棉毛裤，盛上一饭盒热热的稀饭，拿着姐姐那件保暖裤又走了。 过了许久母亲回来了，她对姐姐说：“我对不起你了，我把你的保暖裤送给一个和你差不多高的男孩子了。” 过了一会，她又说：“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睡在城门洞的一团稻草里，生病了，不能去要饭，快要冻死了。” 姐姐无语地接受了母亲的安排。尽管这以后姐姐也要多受许多冻，但母亲知道，姐姐至少不会受到生命的威胁。 母亲一般不去过问父亲的工作，也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摆过干部家属的架子。父亲当时在那个下放的县城里还算一个小有资格的干部呢！直到后来真的掌握了实权，那时文化革命已经快结束了。 许多人来找父亲办事。基本上都是些历史遗留的困难问题。母亲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父亲处理这些人和事。当她感觉某个人实在艰难得很，就会跟父亲说上一句：“快帮人家办吧！太可怜了！” 文化革命结束前一年，母亲的工作再次得到调整，回到省城水利系统。那时，父亲还在地方工作。母亲得带着最小的五岁多的妹妹一起生活。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不能太过劳累，何况还有一个比小妹妹只大一岁的大妹妹需要他们照料呢！ 我幸运地又一次被母亲选中，作为她的左右手支持她的工作和生活。母女三人一起来到省城。直到我高中毕业考取大学时，下放在地方的大家庭才得以重新汇合在一起。 在省城的生活水平也不比在地方好到哪里去。我和母亲带着那个最小的妹妹，依然紧巴巴地过日子。开始是没有房子，借住在亲戚家的一间十来平方的小房子里，半年之后公家才为我们安排了住宿的地方。 我的独立做事能力从那时开始得到锻炼和提高。母亲上班起早带晚，因为要坐很长一段公交车，还要地走二十多分钟路程。很是辛苦。 尽管如此，母亲依然十分关心我高中毕业后的去向和工作问题。为了不让我以后下放农村吃苦受累，母亲鼓励我学个一技之长，也好混口闲饭吃。经过她的努力拜托，为我在省歌舞团找了一个器乐老师，教我学拉二胡。 母亲没有好的礼物赠送我的二胡老师，只有从我们很少的生活费中压缩开支，买了几斤的瘦肉送给我的琴师。 在我临近高考时，母亲从父亲那里要了一箱鸡蛋，每日定量给我补充营养，她自己一口都不吃，也不让小妹妹与我分享。看到我努力学习功课，她暗自高兴。后来我终于赶上恢复高考后应届生的第一班车，考上了一所极普通的高校，母亲满心欢喜，神情是那么自豪和骄傲！ 仿佛对人言：“我知道，我早知道！我的女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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