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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性肺炎、H7N9禽流感，每次传染病的流行，都会比任何敬业专业课老师更加有效的普及这些拗口的专业名词。比普及这些专业词汇更有效的，是推动了大家对中药防治传染病的认识，比如板蓝根。
且不论板蓝根是不是能对H7N9有效。市场上，板蓝根却是实实在在的涨价了。十年前的金银花也是如此。传染病，如同药品界的兴奋剂，以至于从业的企业、医生都不得不将这种现象纳入考虑范围。可传染病的流行，却也只是兴奋剂而已——过后是空虚乃至低落。
中药的使用和演变，尤其是具体到象板蓝根这样的单个品种，很少受到单独某次大瘟疫的影响，无论那次瘟疫多么的来势汹汹。相反，医学中，药品使用的变化，是依附于整个医学理论系统的变化。从汉代以寒症为主要对象的《伤寒论》，到明清时期，以温病（即传染病）为对象的“温病学”体系的建立，中医对于外感病（包括传染病在内的感染性疾病）认识的变化，时间跨度超过1500年。
相较于成熟稳定的中医理论体系。瘟疫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大的是社会行为。在这些或是自发，或者是由政府推波助澜的社会活动中，中药一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配角。
瘟疫，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人的历史记载中了。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医学家、史学家做出过考证。细说起来，瘟 （温）、疫、疠、瘴、时行、天行这些与现代传染病最接近的词汇，其源流和包括的内容，都不一样。很多考证都认为，大约以“疫”算最早，在最早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最早非医学的文字甲骨文、最早的政治作品《礼》等等作品中都可以见到“疫”字。
关于这些与瘟疫有关的词到底有多老，其实和绝大多数人无关。这种考证除了学术上的用途外，只说明了一点，就是人类对于传染性疾病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好奇，上古时代的人们反应和我们今天一样的手忙脚乱。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不论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多么声嘶力竭的向大家兜售着什么，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如果不是我们缺乏对类似非典、禽流感之类疾病的手段，我们又何至于斯。
从古至今，面对瘟疫，我们的反应相似，我们应对的手段也是相似的。无非是心理层面的宽慰，物质层面的救治，社会层面的隔绝、预防。所不同的，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实施瘟疫应对的主体，由个人向小群体（教会，乡绅），再向最大的群体——政府逐级转移中。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政府在瘟疫防治中的角色是不断加强的。
秦汉的440年中，瘟疫流行史书记载大约54次，政府医药救助的记载西汉只有1次，东汉5次。这一时期出现了最早的军队传染病隔离场所“庵庐”。【两汉时期疫病研究，王飞】
三国两晋南北朝，延续393年，瘟疫因为战乱的原因大增，记载达到74次。政府干预的次数也明显增加。仅刘宋时期就达到6次之多。北魏出现中国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院（也有说是传染病院）。【魏晋南北朝疾疫研究，孙丽】同时政府官员，乡绅的救治行为也出现在史册中。
隋唐五代（共379年），疫病流行记录58次，救治记载也达到10次以上。这其中唐太宗一个人就占了6次之多。他的贤明，从瘟疫救治的角度看也非浪得虚名。“病坊”（类似于慈善医院）开始普及。【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李曼曼】
两宋三百多年里共记载较大疫流行30多次。政府基本做到了每次都能救治。【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_尹娜】北方政权（辽金西夏）在瘟疫救治方面记载较少，不过按照中医在热病方面获得的发展来看，显然瘟疫带给医生们练手的机会不少。
元代比较特殊，总共89年的时间里，有14次大的疫病流行，而且集中在至正年间，二十二年间居然有11次，另一方面，却没有太多关于帝王“致医药”的记载，大多数是开仓放粮。严重怀疑他们是不是回到了南北朝的水平！
明清以降，人口的激增导致传染病大增，而距离我们相对较近的年代，又带来详细的记录。人们可以细细审视这些瘟疫，以至于有人得出明亡于瘟疫这样惊悚的结论。明代277年有记载的大疫共75次。此时的政府救灾已经成为制度化的行动，只不过救灾力度有些差异罢了。【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_陈旭】，而清代记载的瘟疫，统计差别较大，最少的是74次，最多的竟然达到264次。居中起见，按照清史稿记载，大疫有176次。至于政府的救助，到清末已经接近现代社会水平。
在政府不断加强的身影中，作为物质层面救治的主要角色之一的中药，我们遗憾的发现，没有哪个朝代，因为疫病的缘故，它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相反，官府也好，中医自身也好，其对策都复杂而不断演进的。在政府的角度上，从汉代的帝王象征性的让太医巡视，到南北朝建立医院，从宋朝建立成药零售制度，到明清疫情的上报和系统的救助。医学自身，从汉代的《伤寒论》到南北朝的《肘后方》，从唐代的《千金方》到宋代的《局方》，从明代的《温疫论》到清代的温病诸家，以灵活为特色的传统医学，从没有把对抗疫病的宝，压在一两味药，或者一两个方子上。
既然官府和医学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对板蓝根、金银花的期望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们看看民间对疫病的态度。
作为民间层面，应对瘟疫仍然是从心理到物质，再到行为约束三个层面。千百年来依然未变。
今天，从自我心理安慰的角度来说，心灵鸡汤取代了装神弄鬼，对科学大神的信仰取代了对天地的崇敬。无论十年前的非典还是今天的禽流感，我们相信爱，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可以战胜疾病。我们也相信科学总会解决疾病的治疗问题，至于是事先还是事后，甚或遥遥无期，无关紧要。
从物质层面说，从古至今的各式风俗可以窥见瘟疫留下的烙印。
瘟疫流行的季节通常在春夏秋三季。民间的二月二熏虫、三月三戴柳圈、五月五插艾、八月一小儿天灸、九月九的茱萸，都和人们对瘟疫的应对有关。【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_孟庆云】
农历二月二，一般在惊蛰节气前后，各种昆虫从休眠中醒来。民间用石灰等物防御昆虫，后来演变为用面食模拟这一过程。
br> 三月三的柳叶，《本草纲目》曰治疗天行热病，也就是疫病发热。将柳树枝叶编成柳圈戴在头上，除了是踏青的娱乐项目，也曾经是对付瘟疫的手段。
五月五的艾叶，以浓郁的香气，“善澼风寒湿气及非时邪气”。即使今天，艾叶熏蒸虽然比不上过氧乙酸的杀菌效果，但那沁人的香气，无疑比化合物的味道更有亲和力。
八月一，小孩子额头被用朱砂之类的药物染料点上红点。卖萌乎？防疫乎？
九月九的茱萸和菊花，以及它们传说中的事主——费长房，费先生（悬壶济世典故的目击者），则是彻头彻尾的医生和药物了。
《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学道。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代之矣。故人至此日登高饮酒，戴茱萸囊，由此尔。
还有，“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屠苏酒，“橘井流芳”的橘叶，以及明代周孝子的紫苏汤。面对瘟疫，民众的生活里，从来不缺中药的身影。尤其是简单的单味中药。
学者们（包括医学人士）早已对橘叶、紫苏汤之类的药物分析不止。从心理安慰，到预防性用药，到对特效疗法的渴望，一如今天喷在板蓝根身上的口水。当然，对屠苏酒的作用，医生们还是有些困惑。
不论怎样，瘟疫总归会过去。古人也好，今人也罢，我们采取的诸多手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瘟疫的影响，起码我们在对瘟疫的爆发方面，仍然无能为力，而在遏制其流行方面，历史的确在进步。
把个人的体验，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是令人绝望。
其实也不必绝望。历史，总是向着有组织的行为进化。工业化时代的我们，早已不是自耕农，而是公司的生物，是企业的细胞。
小团体的命运，则介于个人和社会之间。
药品制造加工业，在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属于起步较早，有些基础的手工业企业。明清以来，大小形色的老字号药店能保留下来的，已是百不存一。“雷允上”，即是其中之一。
西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雷允上药店的前身，“雷诵芬堂”在苏州创办。创始人雷大升，字允上，号南山。雷氏上祖原籍江西省丰城，后移苏州定居。平平淡淡的经营了百年之后，清咸丰十年(1860年)，内杠后回光返照的太平天国，派忠王李秀成进攻苏州。战争的混乱，使得雷家药店被迫关闭。雷氏族人将店内库存贵重药品分发给各房子孙，相继离乡谋生。同治元年（1862年），逃离到上海的雷氏后人，于上海新北门外开设了“雷诵芬堂”的上海连锁店——“申号”。这家上海连锁店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约40年），生意依然不温不火，并无太大起落。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刚刚创建的全新媒体——《大公报》现场直播了一场席卷中国大地，乃至世界多个地方（日本、意大利等）的瘟疫——霍乱。江苏，浙江、上海都在这一场瘟疫的魔爪之内。仅浙江报道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6000人。考虑到当时粗略的统计模式，死亡数字无疑是惊人的。更可怕的是，霍乱虽是肠道传染病，与饮食饮食不卫生有直接关系，但当时死亡的魔爪却非局限在生活条件低下的老百姓，从士绅、到大内皇宫，乃至外国驻华使节，都没有幸免。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生化危机，却也是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现代化意识的发端。伴随着《大公报》的报道，从食品安全，到供水系统的建设，从公共厕所，到殡葬管理，都成为当时传媒的报道热点。虽然此后，直到新中国建立，霍乱流行区的公共卫生建设，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是一个笑话，虽然报道这场瘟疫无疑是1902年才呱呱坠地的《大公报》最抓眼球的推广策略，但对当时还有“禳醮符箓”、“抬神游街”、甚至装神弄鬼习惯的普通人而言，这种剧烈的理念碰撞，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与卫生管理出现的现代火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药从业者，如同他们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一样，获得了一次超额利润的机会。
身在上海，一直平平淡淡的雷允上，1902霍乱大流行在忙些什么呢？
他们在忙着内讧呢。
话说四十年前，雷允上的上海连锁店刚开张的时候。作为雷允上当时五位股东之一的雷滋蕃，自己在上海小东门方洪路悄悄地开了一家小药店，名曰“雷桐君堂”。这家小药店，销售的是雷滋蕃老婆孩子在苏州老家生产的，一种1000粒加起来只有3.125g左右的细小丸子，叫做“雷滋蕃牌六神丸”。这个重量，即使在制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很令人吃惊——相信所有用过分析天平称量的理工科人士，都还记得当年准确称量毫克级的东西有多么费劲吧。
但凡在事业上有些进取心的，都有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愿望。身为雷允上股东的雷滋蕃更不能免俗。这家药店很小，却是完全由雷滋蕃自己掌控，连生产的员工都是他的老婆和孩子。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去宣传自己的这间铺子，虽然这宣传今天听起来有点猥琐——贴小广告！
有理由相信，当年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的，绝不只是雷滋蕃一家。君不见今天的电线杆上，依然是横七竖八么。
然而雷滋蕃拥有的，是除了加工工艺独特，功效也很独特的六神丸。六神丸在治疗呼吸系统和外科某些常见病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主治时邪病毒、烂喉丹痞、喉风喉痈、双单乳蛾诸症，并治疗疮对口，痈疽发背，乳痈乳岩，无名肿毒，兼治小儿急慢惊风——六神丸说明书）。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雷滋蕃既有了独特的产品，也拥有营销能力。六神丸的大卖，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就这样，伴随着六神丸销量的提升和辐射范围的扩大（甚至到了日本），时间来到了1902年。
六神丸能单独对付霍乱么？显然不能！但是六神丸的处方，今天看来主要用途是感染性疾病。在抗生素时代还未到来的二十世纪初，将六神丸用于霍乱，虽然今天看来不是很对症，却还不是很离谱的一种尝试。
在如此严重的瘟疫面前，只要有一丝和防治瘟疫沾边的药物，如果没有借此机会抓住商机。部门经理的饭碗丢掉几乎是铁板钉钉。
经营着“雷允上”将近一个半世纪的雷氏家族，面对瘟疫的流行，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问题却在于，六神丸的拥有者雷滋蕃，最初就铁了心将六神丸的销售经营和雷允上划清界限。眼看着市场对六神丸的需求高峰即将到来，白花花的银子却只流进雷滋蕃一个人的腰包。雷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坐不住了。
他们要求雷滋蕃不能吃独食！
当然，“吃独食”这种红果果的强盗逻辑，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雷氏族人搬出的，是祖宗的训条。当年雷氏祖上（据说叫雷桂）所立家规中，有“合族子孙须和睦共处，不得在雷允上诵芬堂以外设立分号”一条。据此雷氏其他各房子孙，提出了“六神丸”应由祖业“雷诵芬堂”经营。雷滋蕃则以“六神丸”为其父雷子纯所传，并非雷氏祖传，认为各房无权干涉。
的确，六神丸除了销售渠道不属于雷允上外，其配方也是雷滋蕃的父亲当年刷人品，从一个老邻居那里获得的。如果雷滋蕃破釜沉舟，就是打算独吞六神丸的利润，雷氏家族面临分裂的危险！
显而易见，这种鱼死网破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为了让六神丸属于整个雷氏家族，他们采用付钱的方法：出资现大洋一万块，一次性买断“六神丸”生产经营权，并规定今后凡诵芬堂每销出“六神丸”一料，即相当现在100粒装的200瓶，提取“规银”3两作为专利费归绮三房独得，各房无权分享。这项专利金俗称“六神提”，即“六神丸提成”，并立笔据由两家至亲监证为凭。这实际上雷氏家族各房孙辈做出了让步，他们承认了雷滋蕃另立门户的事实，并没有在祖训上咬文嚼字。专利权买断后，“雷滋蕃牌六神丸”商标随即取消，原供货渠道一律中止，“雷桐君堂”关闭歇业，下岗职工由诵芬堂申号吸收，从此“六神丸”成为雷诵芬堂的专利产品。
如果说这一切的发生，和1902年的瘟疫流行毫无关系。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瘟疫，对个人，尤其是亲历者，是生死的体验。
瘟疫，对企业，尤其是医药企业，是机会。
瘟疫，对社会，无论古今中外，或许只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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