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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说”简介】“新青年说”思想交流会每期围绕一个与青年相关的理论现实话题，通过青年学者演讲、团员青年发言辩论等形式来启迪智慧、碰撞思想，并形成《新青年说》思想产品。 【本期概况】 2014年1月17日，“新青年说”思想交流会第二期活动在位于上海渔阳里的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进行，上海各级团干部、青年学习型组织代表与相关专家热议“协商民主与青年发展”。 【专家观点】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协商是民主最最基本的形式，有协商就有民主，民主当中一定包含了协商。只有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会用第二种办法——进行表决。进行表决的办法出来之后，就发展出选举等新的游戏规则，开始演化出新的民主形式。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发现只有选举，只有代理人进行投票表决是不够的，还应该倾听拥有最基本权利的人的意见，因此又要回过来跟他们协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西方讲的协商民主，可以用来弥补过度强调民主带来的问题。 民主最关键的问题是希望投票者能够参与到整个决策的过程当中，而不是让选民所选出来的代表作决策，直接替代选民的决策，这时又回到民主最最基本的形式，所有的权利主体能够坐下来商量怎么解决问题，也就是协商民主。 我们的协商民主和西方的协商民主，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既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遇到问题，会采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协商民主上升到国家层面，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一种形式和路径，比西方民主来得更加广泛，层次跟水平更高。我们的协商民主有三个层面：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公民协商，西方仅有公民协商一个层面。 对青年来讲，协商民主要真正运行，要有责任意识、公共意识和理性。青年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要怀着“天下为公”的心境去做青年的事务，去做公共事业，通过协商民主聚集更多的人。 【案例分享】 陈奕敏（中共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如何做好政府的决策协商？首先要确定一个议题。议题要有公共性，讨论公共的事情，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的事情；要有利益相关性，和当地群众利益相关的；要有可行性，讨论当地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其次，要有一个好的参与方式和参与途径。参与方式大部分是个体性参与；参与渠道，一是自愿参加，在民主恳谈会之前的三到五天，我们会广发通知，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召开民主恳谈会，讨论什么问题，大家只要有兴趣、有时间，都可以来参加；二是随机抽选，一个镇里面，比如说16万人口，我们在16万里面随机抽200名参与者来参加民主恳谈会；三是邀请，邀请决策项目的利益相关者；邀请当地的精英，比如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教师、校长、医院院长、律师等等，他们能够客观地分析和判断，使决策更加科学而理性。 李康（团中央委员、南开大学团委书记） 南开大学目前基本形成了以学生代表大会为主线，以学生提案为主要工作内容，以学生委员会委员为主体的校园协商民主，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各个委员会当中。以此为抓手，以校领导接待日、校长信箱等为载体，逐步推动学生的民主治校。在2013年的学代会中，部分的学生代表发出倡议，提出了关于学校体育场馆降价的提案，经过广大代表的热烈响应，这份提案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不同阶段的调研、分析，在2013年的下半学期，学校基本上实现了学生的体育场馆大部分都是免费，对像游泳馆和羽毛球馆一些场馆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很好地调动了学生参与民主治校的热情，也建立了针对学生提出的提案进行良好合作的基础。 富予雯（金山区吕巷镇团委书记） 吕巷镇团委从2008年开始尝试探索团代表常任制工作模式，每年定期以年会的形式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同时打破关起门来开会的传统，邀请了团员代表和普通青年到镇团委列席会议，还会邀请团员青年和团代表参加镇党政班子的会议，有效扩大团代表的知情权。通过团代表常任制有效地拉近了团组织和青年之间的距离，使团代表成为了感情的联络员，拓宽了团代表的参与和表达途径，有效地保障了团代表的知情权，并使团代表成为了团建监督员。 我们的一位资深团代表，在一次走访当中得知一位青年得了脑垂体瘤后，立马召集团员青年，为她筹集医药费；之后又帮她一家出谋划策，建议通过种植蟠桃来改善经济状况，并常常带着镇上的技术人员为他们指导种植技术；针对蟠桃销售不好的情况，这位团代表又依托团组织发出了爱心蟠桃建议，4000斤的蟠桃很快被团员青年抢购一空。 【民主六问】 一问：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如何在保持政策设计初衷的同时，形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陈奕敏（中共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答：民主恳谈需要达到共识，如果共识达不成，有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暂停此次讨论，会后重新思考问题，特别是政府要根据恳谈会上的意见，重新理出一个新的方案，下一次再重来。很多民主恳谈会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很多次完成的。二是由政府向人大提出议案，要求召开会议，由人大代表审议，表决来做决定。我们一个村子要建农民公寓，涉及拆迁房子问题，但是房子怎么拆，拆了以后怎么补偿？新房建好后是按照原来的人口、原来的建筑面积，还是按照占地面积补偿？这个村开了七八次恳谈会，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二问：如何在大学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李康（团中央委员，南开大学团委书记） 答：比如开放体育馆使用免费，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体育场馆是自收自支的，收入要维持场馆的运营，一旦降价，其人员工资就不够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学生，学生会去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学生基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校经过协商决定，改变体育场馆的收支现状，把自负盈亏改成了收支两条线，体育场每年做出预算，学校拨款。体育场馆的收入纳入到学校的整体财政，不涉及到体育场馆的财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引导学生思考，学校本来有限的财政预算投向了体育场馆，可能其它地方就要减少了。一步一步地，就把学校的整体状况，包括预算是如何做的，预算的安排是如何做的反馈给学生。通过一步一步的引导，学生就明白了学校是怎么运营的，同时再向学生介绍国家政策的时候，他也能多少明白一点。通过这一件一件的事，学生的公民意识就得到了逐步完善。 三问：在协商民主中，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陈奕敏（中共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答：协商民主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因为协商民主跟选举民主刚好是两个方向，选举民主的原则叫做多数原则，是用投票来决定，因为人数多，选票多，最终的选票肯定有利于多数人的利益。而协商民主不是用多数原则来表达的，是用共识来表达的，并不是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共识，少数人的意见只要是正确的，他把自己的意见在协商的时候表达清楚、准确，使大家感觉到你的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大家会支持你，并不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协商民主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 四问：在团内民主中，如何了解“沉默的大多数”的诉求？ 富予雯（金山区吕巷镇团委书记） 答：我们镇上是采取团代表常任制，闭会期间团代表履行职责，并分成三个调研小组，在闭会期间进行走访，深入到团员青年家里面，或者是深入到企业、学校。除此之外，他们经常灵活多样地跟团员青年进行联系走访，获取团员青年的信息可能比我们坐在办公室更加多一些；我们还有一个舆情网络小组的机制，经常在互联网和媒体上进行一系列的收集。通过这种多覆盖的方法，及时了解青年的需求，帮助青年去解决问题。 五问：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用于协商民主？ 李康（团中央委员，南开大学团委书记） 答：利益相关很充分的时候，才能够适用于协商民主。比如说我们在校领导接待日征求议题的时候，好多学生提的就特别有局限性，比如“我这个宿舍暖气不热”等问题，利益相关很小，不在民主协商范围之内。另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学生宿舍熄灯问题，实际上协商民主就不容易解决，总是一些人坚持要熄灯，一些人坚持要不熄灯。我们最后把熄灯转化为道德的问题，宿舍范围进行一个小的协商，宿舍里六位同学或者四位同学去商量宿舍应该不应该熄灯，大家签一个类似于道德约束的东西，就把它化整为零，化大为小。目前南开90%左右的本科生宿舍达成了本宿舍内部熄灯或者不熄灯的意见。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协商民主另一种表现形式。 六问：协商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更适用于精英群体？ 陈奕敏（中共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 答：我们现在强调的，所倡导的主要是草根参与，要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参与国家社会管理、政治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精英参与也是需要的。其实是两个方面参与的互动，但是草根参与是更为基础、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 李康（团中央委员，南开大学团委书记） 答：就我们学校来说，一方面群众的意见要非常重视、非常关注，我们要把很多的草根吸引进来，我们也是这样去执行的。但是有时候在操作上也有一个难度，比如说学校有两万多名师生，不可能把两万多名师生全部集中在这儿，每个人发表一次意见。但每个群体可以有自己的代表“代议”，就像学生代表大会一样。去年我们的学生会主席和校长反映说现在学生参与治校的渠道太窄，决策权太低，应该怎么办？校长反馈了一句话，你首先要做到真正的代表学生。抛开精英不说，代表在协商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是代表，是老师指派你来的，还是真真正正是学生选举产生的。只要是学生选举产生的代表，那代议、协商的结果未尝不是民主的结果。 活动最后在嘹亮团歌声中落下帷幕。本次活动由东方卫视主播、2009中国新闻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雷小雪主持。 【倾情参与】 主办：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承办：共青团复旦大学委员会 协办：共青团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本期支持：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 欢迎更多团组织、团干部、团员青年加入“新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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