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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瘟疫论”的吴又可先生画像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侵蚀着同胞的生命，各地医务工作者放弃团圆、放弃休假，奔赴前线，驰援武汉，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现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医者。他们的行动可歌可泣。 有专门家统计，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急性传染病共有三十多次，《吴江县志》卷37《别录》记明末崇祯年间的一次瘟疫，“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古人没有当代的流行病学知识，自汉代张仲景提出“伤寒论”的学说，只知道用医治“伤寒”的一套方法来对付，效果不佳，依然是“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就在这个时候，江南出了一个医生，他提出了与传统医学理论迥然不同的医学学术思想——“瘟疫论”，他就是苏州仁医吴有性。这个苏州仁医了不起，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记载，吴有性著有《瘟疫论》2卷、《春生妙术瘟疫论》6卷，这些著述是有关“瘟疫论”的源头性著作。 吴有性（1582—1652），苏州吴县东山人，字又可，其祖籍为东山吴巷人，精粹医道。在崇祯年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急性流行病中，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立即奔赴疫区治病救人，通过亲身观察和诊病施药，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疫情过后，他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清史稿·艺术传一》称：“古无瘟疫专书，自（吴）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瘟疫名。”又记载：“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 吴有性根据瘟疫发病突然，具有流行性的特点，并根据临床观察，他认为瘟疫之病因，与伤寒之邪由肌肤表面由表及里“自阳至阴，以此而深”的传播有所不同。瘟疫由口鼻而入，“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是一种不能见、闻、触到之“疠（戾）气”所致。戾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戾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及岁运有关，感受戾气之后，可使老少都得病。他考察了数百瘟疫医案，无一是伤寒引发，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传统“伤寒论”医治方法加以区分。所谓“戾气”，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病毒、细菌的表述。 古人对付瘟疫历来的方法是“祝由之术”，那种依靠磕头烧香拜菩萨、贴符箓的方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三百多年前，吴有性能够提出“瘟疫论”的思想，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在吴有性殁后的二百年，欧洲大陆才因为巴斯德发现了细菌是致病的原因，使西方医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观。 惜乎有清一代，对于吴有性的“瘟疫论”学说并无彰显之意，清《四库全书》尽管收有《瘟疫论》，可编者尖锐批评《瘟疫论》与古代医家表述不合，甚至妄施治疗，反映了清代医学界严重的复古尊经倾向，使吴有性的瘟疫理论逐渐淹没无闻。 我认为，吴有性堪称我国传染病学研究的早期开创者，在世界医学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尽管还处在朦胧阶段，与传统“伤寒论”不一样的声音却代表着新医学的曙光。吴有性《瘟疫论》著成两年以后，明朝灭亡。这位江南仁医命运如何，难以考证，据说，如今的东山存有《净志庵碑记》一块，碑被砌在鹅潭庙墙内，今庙毁墙存，此碑尚在，下次去东山要去拜访。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此谓之医道”，吴有性开辟的对瘟疫的新认识和治疗瘟疫的新方向，清代未能贯彻到底，只是到了近代医学，许多医者重新认识了吴有性与他的《瘟疫论》的历史价值。 2020年1月30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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