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 写作就是不顾一切地去爱

任何一种经验都可能是极佳的写作资源，但任何一种经验也可能会困住一个作家。多少人津津乐道于一种记忆和现实，不知不觉就沦陷其中，最终被这种记忆和现实所劫持；只相信一种价值的写作，就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灵魂。

——谢有顺

写作就是不顾一切地去爱

文 | 谢有顺

很早就认识李修文。那时我们都年轻啊，虽见面不多，但同属七〇后，自然就常有交集处；文字上，感觉也是心意相通的。他的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出版时，我还在报社兼做读书版编辑，他小说里那种纯粹、深情、痛楚、绝望、爱恨交加的气质打动了我，我便在版面上做了大力推介，心想，我们这代作家中，这一脉的写作是极少的，我渴望看见在爱与情义中开出更绚丽的文学之花。

（李修文）

之后却一直读不到李修文的新作，我猜测他遇到了写作上的困顿，或者正在酝酿大的写作计划。后来又知道他介入影视，开始也是各种不顺。还是偶尔会见面，但并不直接问及写作，仿佛这是一个隐私。心里却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有才华的人，终归会找到显露才华的通道。沉寂算什么，挫败算什么，在才华面前，这些都是写作资源。

好的作家，不仅是在写作，更是在生活、在经历、在体验。

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在《逃之夭夭》中说：“一个专事攀登四千米以上高峰的登山者，跟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受？通过一次次的攀缘，他的肌肉感觉与从不爬山的人截然不同。人的心灵也有肌肉。练就心灵的肌肉，失败是最佳的训练方法。”我们并不能说李修文是失败的，但他的内心确实有失败感，正如有些作家并无多少苦难经历，但仍然深具苦难意识。多年之后，读到李修文的《山河袈裟》和《致江东父老》，我并不意外，一个作家所读过的书，所经历的人与事，所喟叹和希冀的，都在他的文字里留下印痕，这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所谓有“我”的写作。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

但这个“我”，又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窃窃私语，或者一种私人经验的放大，而是通过“我”的观察与理解，呈现出一个更广大的人生与世界，进而创造一个新“我”。任何一种经验都可能是极佳的写作资源，但任何一种经验也可能会困住一个作家。多少人津津乐道于一种记忆和现实，不知不觉就沦陷其中，最终被这种记忆和现实所劫持；只相信一种价值的写作，就意味着交出自己的灵魂。

而灵魂的自由才是写作的命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是救命——以为只有一种命运，其实还有无穷的命运可能性；以为这就是灵魂的样子，其实写作可以不断创造出新的灵魂。好的写作是重新为自我立心、立命。是认识一个“我”，更是“吾丧我”，不仅是从小我到大我，更是从小世界走向“山河”及“江东父老”这个大世界。

李修文的这种写作自觉，于他个人而言，借用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沃格林的用词，是一种“存在的跳跃”。这种从“我”到“吾丧我”的存在的跳跃，敞开了一种新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方式。方东美在解释庄子的“吾丧我”时说，“要把真正的自由精神，变做广大性的平等，普遍的精神平等。”平等从哪里来，无非是尊重、理解和热爱。尊重软弱的，也尊重强大的；尊重你所爱的，也尊重你所恨的；尊重义人，也尊重罪人；尊重笑声、眼泪、困苦、挣扎；尊重庸俗的欲望、渺小的梦想；尊重日子。

这就是平等心。不轻易站在某一种人或某一种价值一边，而是通过尊重，去理解那些凡俗、卑微的人生，去理解那些混杂着光明与黑暗、美好与污浊的闪念，那些角落里的面容，旅途中的过客，梦里出现的亲人，那些从阅读中站立起来的雄浑的人生，以及人生中所有易逝或永恒的瞬间。这好像就是李修文所出示的文学世界，一端是在日常生活的苦闷、虚无、困顿中的“所见”，另一端则是超越于庸常人生，关于崇高、美与救赎的“所信”——他在“所见”与“所信”之间写作，追求真正属于他个人的、“能够被生活和美学双重验证”的文学。

（李修文）

通过尊重而去理解，因为理解而热爱。对普通人命运的共情担当、对个体生命的怜惜和尊敬，它的源头正是爱。写作就是不顾一切地去爱。“吾丧我”就是一种大爱，万物皆备于我，众人都是亲人，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老天下雨给善人也下雨给罪人，这是更高的慈悲，也是一种写作的大气魄。

站在这个地方去爱、去写作，修辞如何变化、写作是否重构了自己对“文”的理解，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李修文已经走通了一条更为宽阔的写作之路，一条有尊重、理解、情义和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