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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鄂南，是既不临湖也不靠山的丘陵地带，现为武汉江夏区金口街关山村管辖。 我出生地的村名有些奇称，叫张瓦匠湾。长大后查家谱方知：本地村乡居民均非原住民，而是“湖广填四川”后“江西填湖北”移民过来的“老表”。张瓦匠湾旁边还有个村子叫张裁缝湾。可见当年移民于鄂南，安置是按其技艺而群居的，我的祖辈们应都是泥瓦匠，裁缝湾的先人应俱为裁缝。 张瓦匠湾距县城纸坊30里，距金口镇也30里，离最近的集镇郑店也有15里。土改之后，农村成立合作社，邻村邻舍成立互助组。斯时父亲是民兵骨干，母亲是妇女主任，都在为“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农村政权虔诚奔忙。 成立人民公社时，同升大队隶属于武昌县金口区新屋乡。当湾子里家家户户俱“三无”（无自留地，无铁锅，无存粮）的时候，我5岁，弟弟才1岁，记忆里的父母仍整天不在家，家里留守主帅是“三寸金莲”奶奶。我有俩叔叔，大叔帮清个子高却是傻子，幺叔帮富人矮且瘦，都老大不小，都未成家。奶奶张罗的老张家，日子不是在过，而是熬。我童年最深刻最难忘的记忆就一个字：饿。 吃“大祸饭”的岁月，大人小孩每天粮食都是有定量的，肚子里没油水，天天都嘴谗，夜夜总喊饿。开饭时，我最快吃完碗里，就盯着奶奶的碗…… 人民公社垮了以后，农村的天就塌了,村子内外已寻不着野菜野果，连树皮都被剥光了。我吃过一种树皮胼，吞进肚子膨胀好几天都拉不出……还有人实在饿急了，就干脆用观音土填肚子。邻家爷爷辈老俩口最怕老鼠和蛇，有一天居然发现从自家木楼柴禾堆里掉下来一条2米多长的白蛇，俩老拼命扑打，最终将白蛇打死且悄悄煮着吃了。据说乡间风俗，家里有蛇是不能打死的。未久，老人已出嫁的大女儿竟患白血病死了。打蛇吃蛇这事儿，是老人家小女儿两年后在上学路上告诉我的。 日子最难熬的1960年，因改时的上好表现而当了鄂南邱家煤矿工人的父亲，不忍家人挨饿，竟辞职回家了。时至今日，我仍保存着父亲当工人时的唯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背后是一段辛酸往事：我究竟几岁记不清了，曾在父亲所在的煤矿去过，呆了多久也记不清了，但第一顿午饭却如烙印刻在了心里：开饭时，大师傅挑着两箩筐馒头要送往矿井，我尾随他追到井口要吃的，他问你是谁的孩子，我报张帮财，他放下担子就塞给我两个大白馒头，我拿着边回宿舍边吃，没进屋馒头早没了。我好欢喜啊，到父亲这儿有好吃的。哪知父亲晚上下班回来，摸着我的头叹息道：伢也，你中午吃的馒头是我爷儿俩的饭啊。我一听就哭了，连声说对不起，我不晓得，明天……我只领一个吃。父亲听着难受，便把我搂在怀里，肩膀颤抖起来，我第一回见他默默流泪…… 1960年后全国试行“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政策后，农民有了点“自留地”日子要好过些了。“包产到户”则更能显现多劳多得的私家好处。 有了自留地，可以种桃树，树下还可种菜，农家还允许养鸡养猪，父母勤扒苦做，全家人的日子过得舒心多了。记得我家的自留地在堰塘边，父亲种的20多颗桃树，结的是胼状蟠桃，三五个就有一斤，可甜哩。年年都能摘几百斤，卖不少钱。 农民日子好过了，运动就开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我家的桃树被砍了，土地再次归公交大队、小队公用，户户只允许有三分菜地，生产队统一分工，每个劳动力按等级拿工分，年底结算。 那年月，农民与清贫相伴，竟也少有怨尤。逢年过节，再穷的人家也会弄些好吃的，图个全家喜庆。在我读小学期间，印象中农村人一年到头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是难以吃到猪肉的。 哦，故乡，这便是我在记忆里收藏的张瓦匠湾旧日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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