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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古今本异文指要——《实虚》篇

2020-01-31  柳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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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向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一书的《编辑说明》中指出,汉简本孙子《十三篇》与传世本《孙子》的重要差别有二:一是“据篇题木牍,简本十三篇篇次与今本有出入”;二是“简本文字有不少胜于今本之处,在《孙子》的校勘上有很大价值”。这两条结论,全面深刻地概括了孙子《十三篇》汉墓竹简本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自曹操《孙子略解》问世以来约一千八百年《孙子》研究史上的重大转机。
但那些以“吃孙子,喝孙子”为能事之人,却对上述结论不屑一顾,照旧上演“吃孙子,喝孙子,真他妈孙子”的闹剧。为了端正《孙子》学界风气,展现《孙子》古本风貌,还原兵圣思想精蕴,特撰《孙子》古今本异文指要若干篇,按篇次分列如下,敬请同道教正。

 

〖异文指要〗一

校理本文字: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

传世本文字: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十一家本惟“饥”误作“饑”。

简文此18字独立成句,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复句。该句所言是调动敌人的有效手段,因果关系明确;孙膑所实践的“围魏救赵”之计,盖以此为理论指导。《军争》篇说实现“远患近利”的有效手段是“迂其途而诱之以利”,这里指出的“出于其所必趋”,正是逼迫敌人“迂其途”的好办法,可以使敌人疲劳不堪、饥饿难忍,此乃我军寤寐以求之利也。下文“故我欲战,虽高垒深沟、敌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句所言,亦与此句之语义相通。可见简文此句所述“调动敌人”的思想,是孙子的一贯主张。但传本一则于上文删去“饱能饥之者”句之“者”字,而臆增“安能动之”四字,并于其下断句;再则又于下文臆改“出于其所必趋也”句之“必趋也”为“不趋”,并臆增“趋其所不意”一语。如此这般的结果,就使简文的一个完整独立的因果复句被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的句子,以致简文所含逻辑关系被破坏殆尽。

传本之“不趋”二字,《长短经·格形》、《御览》卷270及卷306皆引作“必趋”,孙星衍校本据以改“不趋”为“必趋”,与简本合。考虑到汉简本行款及所存文字,编者校注指出:“‘【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当连为一句读,与下文‘□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诸句并列。”注语所言甚是。然而今世《孙子》读本除了改“不趋”为“必趋”之外,几乎对汉简本编者的校勘结果不予理睬,如盛瑞裕等《十家注孙子兵法译注》、黄葵《名著名家导读·孙子兵法》,只是把“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与“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更加分隔开来,使之分别属于上下两段文字,此与汉简本行款实际情况及所存文字相悖,足见传世本文字根深蒂固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传本此二句之句式及语义不相承接,没有因果联系,以之夹杂在上下文的因果复句之间,殊为不类;其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疑蒙《计》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杜撰。曹操于“安能动之”句下有注,谓“攻其所爱,出其必趋,敌不得不救也”;又于“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句下亦有注,谓“使敌不得相往而救也”。这些注语的存在可证,曹操所见本的这二句已区别于汉简本。故疑此处的系统性文字改动,当系汉代任宏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

运用“出于其所必趋”或“攻其所必救”的办法调动敌人,就是通常所说的“围魏救赵”之计,毛泽东对此计甚为看重,并反复论述其应用。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起劲地反对运用诱敌深入之策在内线作战,从而“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当此危机严重之际,毛泽东就曾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两条可借以打破敌人堡垒主义的计谋,他说:“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之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36页)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以更为一般的方式论述了这一计谋的运用,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代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29页)解放战争中的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而逼近南京大门,则是在更大规模上运用“围魏救赵”之计来调动敌人,借以改变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古今诸多战例证明,孙子提出的“出于其所必趋”或“攻其所必救”思想,是用来调动敌人的一大法宝,凭借这个法宝,军事家“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异文指要〗二

校理本文字:我专而为壹,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壹也。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

传世本文字: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简文首句所言,与毛泽东特别强调的在战役、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略同。在战役、战术上正确地贯彻运用这一作战原则,可收“用力省而成功多,既能全歼,又能速决”之利,是扭转战略上“我寡而敌众”局面的有效手段。以此为基础,孙子明确地指出:“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其所言战役、战术带有明显的运动战色彩,开战的时间与地点既令敌皆“不可知”,势将逼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如此则其能参与战斗的兵力必定“寡矣”。这就是孙子“能以寡击众”的理论或主张。作为兵家鼻祖,孙子不但有“能以寡击众”的思想或理论,而且还有“以寡胜众”的赫赫战绩。《尉缭子·制谈》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武子也”,西破强楚、五战而入郢者仅以三万之众,是其“以寡胜众”之著名战例,并彪炳于史册。但传本于此则颠倒、增删、杜撰等手法并用,致使汉简本用来表述战略形势的“我寡而敌众”句,被改成“则我众而敌寡”;而汉简本用来表述战役、战术上“能以寡击众”之句,则被改成“能以众击寡”。这似乎在说孙子不知“以寡胜众”为何事,不仅严重地歪曲了孙子的思想或理论,亦且与孙子的战争实践不符。    

简文“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作为独立整句,不仅所述因果关系明确、逻辑严密,而且与其上下文衔接恰当:该句上与集中兵力、分敌之说直接相承,下与“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句所言众寡辩证转化之论相通,为义深长。但传本则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改动将简本此句裁为三截,并使之分属三句:于上则改“我寡而敌众”为“则我众而敌寡”,并以之与上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连读为一句;于中则改“能以寡击众者”为“能以众击寡者”,并以之与其下杜撰之语“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合并而独立成句,而所增的杜撰之语又与传本下文“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句之语义犯复;于下则删削“与战之日”四字,仅以“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与下文“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连读为一句。至于末句“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之被改作“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亦属系统性改动之一部分。后人对于《孙子》文字的篡改,莫此为甚,导致传本的句读及文义为之大变;其中尤以颠倒敌我的“众”、“寡”关系及杜撰“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一语的破坏作用为最,致使汉简本所述的“能以寡胜众”思想或理论被破坏殆尽。三种传本《孙子》的此段文字均相同,而与简本迥异,故疑这种系统性改动本系汉代任宏整理《吴孙子兵法》时所为。这种篡改导致孙子的“能以寡胜众”思想之不传于世,迄今已达两千余年之久矣!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以运动战、歼灭战的方式,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针对“我寡而敌众”的战略形势提出来的作战指导思想,后来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指出:“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47页)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与此处所引汉简本文字所表达的孙子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完全相通的,或者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一思想或理论却是两人各自独立地提出来的。因为当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提出自己的这一思想或理论之际,汉简本《孙子》还沉睡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之中,孙子的经典名言“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吾所与战之日、与战之地不可知”云云,还被埋没在阴暗的地下;而毛泽东其时所能读到的传本《孙子兵法》,还在讲着“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样热昏的胡话。

论述至此,一个军事思想史上“双星高照”的奇特场景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双星,一个是孙武,一个是毛泽东。明星孙武出现于春秋末期的冷兵器时代,明星毛泽东出现于二十世纪的热兵器时代,两者所处时代虽然相距约两千五百余年之遥,但两者却不约而同地、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能以寡胜众”的理论或主张,且各有其成功的战争实践,尤以毛泽东的成就为最。就两颗明星个人而言,这是超越时空的“英雄所见略同”;就军事思想史或中华传统文明而言,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文明的卓越贡献。

 

〖异文指要〗三

校理本文字:夫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

传世本文字: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据下文“水行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击虚”两并列句所言可知,孙子于此系以水的运动规律比喻军队制胜的行动方式,其所谓“兵形象水”,盖着眼于二者在运动规律或方式上的共性而已。但汉代整理者却胶着于一个“形”字而不能自拔,遂一则臆改“水行”为“水之形”,再则臆改“兵胜”为“兵之形”,有失《孙子》本旨。水在重力的作用下“避高而趋下”,谓其为水之“性”则可,而谓其为水之“形”则非;死水一潭,亦为“水之形”,其不能“避高而趋下”者显然。《孙膑兵法·奇正》有“行水得其理,漂石折舟”之论,亦以“行水”比喻军队的作战行动,故简文作“水行”,义长。军队为了夺取胜利而“避实击虚”,谓其为军队制胜的重要战术则可,谓其为“兵之形”,则于义不安。简文“兵胜避实击虚”句,不仅与上句“水行避高而走下”相对成文,而且与下文“兵因敌而制胜”句语义相通,义长。

又简文“兵无成势、无恒形,能与敌化之谓神”句,只有“兵”字一个主语,此主语既统摄“无成势、无恒形”,又统摄其下“能与敌化之谓神”一语;全句语义完整,逻辑严密。但传本臆改此句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除了诸多臆改之外,又臆增一主语“水”,以致主语有二,则传本此句似乎在说“水”亦“能因敌变化而取胜”,其不通于事理者甚矣。汉简本校注云:“按此处下文云‘能与敌化之谓神’,专就军事而言,‘水’字似不当有。”所言甚是。且传本之文,于前刚刚说完“水之形”云云,于后则立刻用“水无常形”加以否定,自相矛盾竟至于如是,足见始作俑者逻辑思维之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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