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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文化，真可怕！ 封建时代的民众，早在商鞅变法开始，就受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毒害，固化形成一代代埋头种地交皇粮、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延续下去的传统观念，除非饿得活不下去，否则骨子里极少能崩发出反抗压迫的精神文化。面对戊戌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处斩的情景，在草民百姓看来，只是日复一日平淡生活中的插曲，跟哪个地方赶集市、哪个村里唱大戏一样，没有区别。 四里八乡的民众往菜市口赶，早早地等候在道路两边和刑场周围，观看这难得的血腥场面，说到底只是图“热闹”两个字。  看客们期待的，是死囚犯临刑前唱上一两句类似“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豪言壮语，然后人群中响起掌声，间或吼出一句“好！” 至于什么变法维新、富国图强，吃瓜群众们听起来很陌生，也很遥远，所以也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这样的思想劣根性，鲁迅先生在其作品《药》中，有过十分直白的描述。革命烈士夏瑜为挽救民众而死，老百姓茶余饭后议论起他，只是觉得他“疯了”，不仅难以唤醒普通民众，反而争抢着人血馒头。 正是看到了封建愚民政策对思想的禁锢，老百姓普遍表现出冷漠、麻木、无知，只顾吃喝拉撒、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苟安情绪，鲁迅才毅然决定放弃医学，提起笔来唤醒民众沉睡的民族意识、反抗观念。
此外，清政府把持官方宣传机器，对维新党人极尽诋毁和妖魔化，也是造成百姓对戊戌六君子缺乏同情心的重要因素。当时清政府的宣传渠道，全部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手中。官方传递给民众的信息，将维新党人描绘成了撺掇年轻皇帝兵围颐和园的逆贼。 成者王侯败者寇，自古叛乱都是应当予以严惩的对象。 古代官府为最大限度起到惩罚叛逆、震慑百姓的作用，往往大张旗鼓地张贴告示，公布犯人的罪状，以及游街示众和处斩的时间、地点。 不明就里的百姓胡乱信了清政府的说法，对戊戌六君子产生义愤填膺之感，以至于做出唾骂、投掷东西的举动，也是因为受了错误宣传的毒害。
而刑场周围有人向刽子手扔赏钱的情形，更加揭示出我国古代一条既愚昧又残酷的死囚产业链。 受医学的限制，古人偏激地认为活人的血肉，是治疗肺痨等顽疾的有效偏方，于是千方百计地花钱、托关系与刽子手牵上线，托他拿馒头去蘸刑场上的鲜血。 鲁迅《药》中开茶馆的老栓，就是相信了这个迷信的偏方，才花大价钱买了来了人血馒头，给自己得了肺痨的儿子治病。结果可想而知，被耽误病情的小栓仍旧是不治而亡。
但也有可能是同情戊戌六君子的好心人，通过投掷赏钱，向刽子手示意给他们来个“痛快”的，以免整个处刑过程充满痛苦。 只不过慈禧等顽固派视维新党人为死敌，为此还专门下令用一把钝刀给谭嗣同行刑。据说谭嗣同前后被砍了20余刀，才完全人头落地。 在这样高压的政治氛围下，想花钱给戊戌六君子买“痛快”，几乎不存在多少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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