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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的基本内涵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大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如天津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儿，每年三月才形成了“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大运河不仅只是一条联系南北、沟通中外的桥梁，同时也建构了具有独特文化功能的城市形态或类型。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性质的农耕文化不同，运河城市本质上是一种商埠型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不同，运河城市最可注重的是其文化的开放性与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使运河城市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文明遗产，是研究中国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弥足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城市化也是我国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机制。因此，大运河沿岸城市和文化的复兴与重建，必须要有置于城市背景和框架下的自觉意识，从而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和战略方向。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兴与衰 在历史上，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一方面，很多城市都是由于运河开通而迅速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从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也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另一方面，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取代了大运河。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 从唐代开始，江南城市的商业文化逐渐发展成熟，而唐代运河与京杭大运河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很多江南市镇的经济商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地位提升一样，宜兴同样占了以大运河为主干道的江南水系交通网的“大便宜”。 宜兴原名阳羡，地沃水甘，泉水和土质均属上乘，茶叶和陶土品质尤好，在历史上逐渐形成了以茶叶生产贸易和陶艺手工业为代表的产业和商业特色。由于产业和事业都需要便利的物流系统，所以真正使宜兴成为江南乃至全国有名的产茶和陶艺名城，除了宜兴境内河流密布、纵横交叉，灌溉、运输方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它与大运河距离较近，联通到一个更大的交流网络中，使各种物产和商品容易流通出去以及成本较低。 从城市演化发展看，宜兴的城市地位一直不够稳定，其表现在县和府反复变化的过程之中。实际上也是因为其和无锡、苏州、常州相比，宜兴与大运河的距离仍“有点远”，因此在江南一带的区域竞争力明显不够。从历史上看，宜兴陶瓷文化兴盛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安定、商业繁荣以及运河商路通畅的时期。以宜兴陶瓷中的青瓷和紫砂为例，唐代是大运河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宜兴成为南方著名青瓷窑产地的时期。又如明代的宜兴以紫砂器闻名于世，有“价埒黄金”“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土一丸”之说，这也与明代运河漕运的发展密切相关。 除了物产和商品，宜兴的文化影响力也主要是借助大运河而传播的。如天津宜兴埠的来历就与宜兴有关。明朝初期，有大量的宜兴船工沿大运河运送建造北京城的材料，长期在天津宜兴埠歇脚，也有一部分人定居下来，同时把宜兴特有的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传播到中国北方，形成了后来的宜兴埠。和人口迁移相伴的“文化漂移”现象，在运河沿岸的很多城市相当普遍，这也说明了宜兴城市文化传播和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运河文化对陶瓷工艺的影响 大运河的开通与历代的整修，对古代北方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的向南传播，带动运河沿岸手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交通走廊意义。何荣昌先生说：“自从隋炀帝开江南河之后，不但改善了江南水陆交通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使江南地区与中原联系在一起，从此，江南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江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农业生产技术，民间手工艺的传播与交流也受惠于大运河提供的便捷交通条件。如运河沿岸的农民画、剪纸、泥玩、布玩、面人、风筝、彩灯、玩具、糖人、木雕、石刻、刺绣、木版年画、草编、柳编、刺绣织锦等，都被打上了南北文化交流的烙印。同时，手工艺作为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必然要依托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消费水平高的城市。这是江南城市中很多手工艺作坊逐水而建、因水而兴，甚至像苏州和杭州那样发展成全国手工业中心的根源。同时，也有一些城市，其原本发达的手工艺，因为运河的改道、淤塞等而衰退和衰亡。 大运河对宜兴的陶瓷文化和技艺同样有重要影响。和其他手工艺的发展一样，要实现宜兴陶瓷的繁荣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的生产主体通过生产性竞争推进技术和技艺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市场性淘汰机制影响生产过程本身。但无论是扩大再生产，还是要获得更大的市场，都需要解决产品的流通渠道或流通成本问题，而中国古代的大运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宜兴陶艺的高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更多的人的交流和往来，使宜兴陶艺在文化观念、美学观念、工艺技术等方面不断开阔眼光，取长补短；二是由于更广阔的区域被联系起来，使宜兴陶艺在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明确需求，自我更新。 如今，宜兴陶瓷名满天下，但这座与运河渊源颇深的城市，对自身与运河的密切关系还需进一步重视和系统化挖掘。如宜兴城市中有“运河路”地名，说明宜兴人和大运河在历史上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大运河已成为世界遗产的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宜兴的运河文化资源，借助世界遗产的平台推进城市建设和陶艺发展，也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并进行战略规划的。 作者 刘士林 上海交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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