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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春节，当然很容易想起小时候父母辈遵行的那些春节的“规矩”。我是个生活在长沙的60后，我的老家在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洞庭湖平原的一部分），世界稻作文明的发祥地。我们那儿从前的春节，从腊月廿四到正月十五，几乎每一天都有一套“仪式”，其中尤以正月初一早上为盛。大约凌晨两三点开始，各家各户根据自己掐算的吉时准备开门“出行”（除夕之夜的关门叫关“财源门”，初一早上的开门叫“出行”）。家中的男丁由父亲领头，更衣整装，洁面洗漱，先在堂屋神龛之下焚香跪拜，顶礼祈祷。待到大家都跪拜完毕，父亲便会燃放三颗“震天雷”炮竹，这便是堂屋大门打开的信号。刹那间，带着湿气与硝烟味儿的初一早上的第一缕新鲜空气扑鼻而来，这是融进每一个人血脉和基因中的最浓的一缕“年”的味道。一家人不声不响，父亲掌着一盏油灯，哥哥中有的拿着香烛，有的拿着磕头用的草把，有的默默地散开鞭炮摊在地上。然后，在天井（禾场）里大家一字排开，等到父亲把香烛点燃插在地上后，大家便一个接一个地跪在草把上磕头祭天（祭祖是在除夕团年饭前后举行的仪式，饭前是给祖人“叫饭”，饭后则举家到逝去的先人坟头“送灯”）。祭天仪式完毕后，家中的长者便会恭恭敬敬点燃鞭炮，其间还会点燃一个个“震天雷”高高扔出，在半空巨响。随着鞭炮声的落下，初一早上“出行”的主体活动就算告一段落，接着便是开启一间一间的侧门，祭拜各路“神仙”。先到厨房灶头前插上三炷香，磕上三个响头，炸响三颗炮竹，祈求灶神保佑全家一年上头有口饱饭吃；然后到鸡笼、猪圈前，也是“三个三”的一番祷告，祈求这一年六畜兴旺；然后到水码头祈求顺风顺水，到稻田边祈求五谷丰登。这一圈下来，大人小孩膝盖上都跪出了明显的泥巴印。 在这些严丝合缝的仪式和规矩中，大人小孩不能有丝毫不恭不敬的举动，比如说说笑笑、东张西望、指指点点等。大人们的那些念念有词，仿佛神灵就在眼前一样。儿时参加这样的仪式，大多是被迫，同时也觉得好玩。读过几句书之后慢慢觉得这是迷信，尤其到了初中，反叛精神愈浓，偶尔就不想参加这样的仪式了，甚至经常批评大人们装神弄鬼。次数多了，家长们也开始向“知书达理”的后生们妥协，于是，过年的那些仪式就越来越有了走过场的味道，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这些“过场”好像也没人走了。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个春节，许多家庭的读书人将神龛上的领袖画像一把撕下，换上用红纸书写的“天地国（君）亲师”时，爷爷和父辈们目瞪口呆，嘴上想制止，心里却赞同。他们想赞同的是，年轻人又开始尊重“老规矩”了；不安的是，撕下领袖画像会不会“犯罪”。一个新的时代就在这样的五味杂陈中开启了。 现在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那可真是让老一辈目眩神迷的年代。在浩浩荡荡的“破四旧”和“文革”潮流中都一直坚强活着的那些传统仪式、传统规矩，被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们只不过是用一块老“幌子”就绕过了旧势力的纠缠，一下子便“轻舟已过万重山”。 那之前，长辈们一直教育孩子不能伤害乌龟和青蛙、蛇等野生动物，否则会遭“五雷劈打”的。所以，那时的田间和堰塘真是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乌龟，更别说蛇和青蛙这类动物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些野生动物和“吃”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城里人说这些东西可以吃，乡里人便开始抓这些东西了。以致于好长一段时间，学生们放学后的主要劳动就是去抓蛇抓青蛙抓黄鳝抓乌龟，而不是像之前放学后那样去捡树枝、收鸡粪牛粪。乡里的老人们见破了戒的那些人没有人遭到“五雷劈打”，也便尝试着吃起这些东西来，几千年的“禁举”（我老家对传统规矩的称呼）就这样破了。那种龟鳖戏水、蛇蛙相逐的乡村田园场景，我们已经不见了30多年。 类似的“禁举”还包括对树木的尊重。我们小时候，老人都教训我们“宁毁一栋屋，不伤一棵树”，所以那时候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到处是古木参天。可是，当分田到户后，不知是谁动了第一刀，几乎是一夜之间，那些陪伴了无数代人的树木便纷纷轰然倒下。我至今都觉得，要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那肯定是在故乡那一颗颗巨大的木梓树下。那些树下，有爷爷的爷爷打过瞌睡，有父亲的的父亲躲过雷雨，有数不清的水牛黄牛嚼过秸秆……可是，这些树木都不在了，还到哪里去寻找所谓的乡愁哦。 那些年，乡村社会打破的“禁举”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过去大家是很尊重牲口的，家禽家畜出售或宰杀前，母亲总会念念有词，追述这些牲畜的勤劳和不易，祝福它们来生安好。邻里之间也是不会互相伤害牲口的。但包产到户后，这种状态被打破了。为了防止邻居的禽畜偷吃自己的庄稼，村民们会偷偷在田坎上撒上拌了农药的稻谷，结果鸡鸭猪仔一群群死亡，丢弃的毒死禽畜又引发一波波的瘟疫。那个温情脉脉、守望相助的乡村社会渐行渐远。 与其说，80年代发端的这些破规坏矩事件是一次“思想解放”，不如说是一次群体性“暴动”。树木倒下了，龟鳖不见了，原来四通八达的堰塘淤塞了，村民之间的“互害”屡见不鲜。江山即社会，社会即江山。在群体“暴动”中，率先打破“禁举”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不断被裹挟进来，历史的车轮就这样拐进了新的巷道。在我的家乡，就有许多早期做假烟假酒、当“坐台小姐”的人迅速发达了起来。他们把房子、车子带回了老家，也把敢于冲破一切“思想牢笼”的观念带回了老家。在活生生的“榜样”面前，一个个的“老家”向“先富者”们臣服了。过去很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就这样披上了光彩的外衣。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老家所在的农村，大家是可以根据“出行”时各家各户鞭炮炸响的时间长短直观辨识其贫富状况的。改革开放前，我们那儿最富有的家庭“出行”时所用的鞭炮也就是个“500响”，当然最贫穷的家庭也会炸个“100响”，因为那时鞭炮生产的最小单位就是100响（意思是可以炸响100下），最大单位大约是1000响。所以那些“100响”家庭的孩子初一这天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到那些“500响”的家庭门口拣那些未炸的鞭子。这时，“500响”家的孩子们就会莫名的有一种优越感，天然地就成了“100响”们的领袖。我一直认为，那时农村的阶层分化是从初一早上的鞭炮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的富裕，“出行”的鞭炮从1000响到5000响到“万字头”，炸的时间越来越长，以致于出现了一些大户人家将整个天井（禾场）铺满一层层鞭炮燃放的场面。近十多年来，大家又开始比赛着燃放焰火，除夕之夜，火树银花。但在这些光鲜的焰火背后，我们却越来越感觉不到年味儿了。人们沉浸在单纯的物质丰饶里，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灵魂被我们丢得无影无踪。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也许，的确有些砸烂传统的“始作俑者”没有受到自然的惩罚，但作为他们的后人，已经分明感受到这种“报应”的到来。一些从未出现过的“病毒”游走在人间，一些从未出现过的灾难频频上演，我们的社会群体是否需要一场对当代文化的“反动”、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呢？
而今，我越来越觉得过去祖先们传下来的那些“规矩”，包括过年过节的各种繁复的仪式，都不是迷信，而是植根于内心的对生命的敬畏。那些祭拜，只不过是在拜托活着的人敬天爱人，道法自然。那些仪式，原来是先人们与世界和平共处的宣示。 少年不懂书中味，再读已是书中人。也许，对那些遥远的古老规矩的理解，也就像我们对一些书本知识的理解一样，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能领悟出个中三味。但往往是，当一个历史的循环下来，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总是喜欢转圈儿。那些曾经被我们努力打破的规矩，却正在成为我们致力重构的信念。 归去来兮，我那遥远的“规矩”！
写到这里，朋友圈的弹窗跳出一张图片，说是日本学校给家长的温馨提示。最后一段翻译是：“随着信息在新闻和网络上的不断扩散，大家不要对与中国以及武汉有关系的人们产生言论上的不平等对待，请各位家长和孩子说起此事时要从培养孩子的正确人权意识出发，注意言行！” 未知真假，但至少提醒我们，不是GDP当了世界老二，我们就真是“老二”了，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上，我们与这个世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把中华文明的“钥匙”弄丢了。
侄儿从东京回来半个月，因疫情未能与我见上一面。明天早上从长沙飞东京，本想来我这里，却听说各个小区严禁外人进入犯了愁。打听了一下，长沙市的许多酒店都被政府勒令关了门，那么，这些“外人”到哪里去呢？好在侄儿明天就要重返日本的工作岗位了，但愿真像上面那张“温馨提示”所言，侄儿能被日本同事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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