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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肺炎，扰乱了这个春节。 前阵子看到一个微博，挺让人心酸。 正值过年，一个带着口罩的老大爷正在卖一元一个的糖葫芦。 以往，这是他最有希望挣钱的时候。 但今年，他一根也没卖出去——很多村子都封住了，街上行人寥寥。 村子本地的监督员，还很严厉地让他赶紧回家。 老大爷不敢回话，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糖葫芦一个一个摘下来，放回箱子里。
这条微博的下方，有许多评论。 “不是意识不到也不是不怕死，真的只是需要钱过日子而已。” 这不是个例。 而是我们身边，无数谋生活普通人的缩影。 社长想起来，20年前的春节之际，在陕西宝鸡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垃圾台上，也有一群让人感到心酸的小人物。他们中间，年长的将近40岁，最小的刚满9岁，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依靠着同一条铁轨生活，住在同一片垃圾堆里。导演杜海滨，用一台老旧的手持家庭DV机，把镜头对准了这群在铁路边游荡的流浪汉们——纪录片《铁路沿线》。铁路沿线的流浪汉们，大多以简单的代号相称，互认兄弟。出场时，他扛着玩具枪，穿着发黄的棉夹克，肥大的牛仔裤，蓬乱的长发，却是一副毫不怯生的样子，笑着给导演打招呼：有一天，他和老师起了争执，“一板凳把人砸趴地上了。”“那时候我还特小，出来后就四处流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回去过。”他13岁从家里跑出来，想要见见世面，跟着一个老板帮忙养蜜蜂。有天晚上，老板趁着他们熟睡，一个人搭着汽车跑了，一分钱也没留——小云南白白给别人打了两年工。有一次小龙挨了打，小云南心疼他，大半夜地呜咽起来……除了“大四川”——这个江湖里少有护着“小云南”的人。“大四川”原本是个钢筋工，包工头拖欠工资，他们一伙人要钱没要着，身份证也被扣押了，于是被遣送到了这，想着等过完了年，挣点钱再回家。他豪爽、仗义，有一手好厨艺，每次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叫上大伙一块吃。当然，锅是捡来的，调料包也是东拼西凑，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甘肃小胖和导演聊的时间最长，用导演的话说，他几乎是把摄像机当作了控诉他父亲罪恶的对象。小胖妈妈因为被爸爸打得太狠，跑出去了，辗转被人卖到了安徽，有一年，小胖爸爸打架，把别人肋骨打断了一根，人家要赔偿一千七百块钱。“我爸比较坏，他自己把粮食和家里一头驴子都给人家了，就只给我留半袋麦子，二十斤面，就跑了。”事实上，他年纪小，没有身份证，也没一技之长，根本找不到工作，便一路流浪来到了这里。身世还没讲完，一列火车“轰轰”驶来，小胖的声音迅速被淹没。失语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五分钟，画面里只有不断轰鸣的列车，和越发显得局促的小胖。“我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变，现在都盖起大楼了。”他或许是唯一的当地人，小时候爸爸在铁路上工作，因为“一点儿小事情”，得了神经病。“我刚出来的时候，也希望能有个人带着，不用受欺负。”一直到现在，他成了“老人”，对这群年轻人的经历深有感触，总想着多照应他们一些，甚至还送过几个孩子回家。正是天真烂漫的时候，他却早已习惯和一群大人打交道：用捡来的打火机点烟，火苗忽大忽小，差点烧着他的眉毛。他回答：是跟在马戏团认识的姐姐一起去公园玩的那天。“可有意思了，我姐拿着相机，还给我照了好多照片呢！”说这话时，火狐狸露出了笑容，一点也不像个没人照顾、流浪的孩子。 《铁路沿线》里，还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自发地聚在一起，白天在街头乞讨，晚上在铁轨边睡觉。一群因为各种原因被“抛弃”或者选择逃离的人，组成了临时家庭，创造了一块专属于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口音各异，却都有着同样的目标：活着。这天仍是“大四川”下厨，搬来几块石头搭起灶台，架上捡来的煮锅，点燃废纸和塑料袋，面刚下锅，一群人便围拢过来，想着能蹭上几口热面吃。四川人的嘴巴无辣不欢，“大四川”的面锅里也要加上咸盐和辣子。还催促着旁边等着吃的小新疆去拿油来，是一大块从垃圾桶淘来的羊油。结块的羊油太硬，大四川用筷子怎么都戳不动，用手也掰不开。于是小新疆直接上口咬，用牙啃下来一大块，一下丢进了锅里。一天，大四川靠给居民楼里的大婶搬东西，得了一块肉，于是又张罗着给大家炒肉吃。守在锅边的小云南看着大四川拿来一瓶白酒，就说着：叔，给我喝上一口。大四川得意起来：“嘿，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在煸我们四川的麻辣牛肉，可惜了，就是没有这个花椒。”在宝鸡的冬天里，流浪汉们穿衣为了取暖是一方面，但也会尽可能迎合自己的喜好，在一堆废旧衣物里淘出适合自己的。有时运气好，还能捡到各式各样的小配饰、没用完的摩丝、完好无损的梳子和几把手持镜。李小龙喜欢披着他的棉夹克，把手插在牛仔裤兜里，牛仔裤腰带上系着的钥匙扣，大摇大摆走过铁轨，一副“老大”的气派。他们的头发大多经久不洗，却都挺爱梳头，把这当作一种清洁手段。因为头发太乱太脏，梳头并不容易，他们时常互帮互助。被梳的一方手里拿着镜子照着，梳头的站在背后，一手拿着摩丝往头上喷，一手拿着梳子用力刮擦，被梳头的人又高兴又嫌弃：火狐狸过九岁生日那天，打算去火车站帮人搬行李，挣上十来块钱，买些吃的喝的回去，跟大家分。
什么是好梦，令人心酸的回答
还有一次，有一帮偷火车铁皮的人把锅甩给了小云南，被诬陷的小云南百口莫辩，平白无故挨了四五十下揍。那晚，小云南哭了很久，他想不通，自己没惹过任何人：“我不会下钢筋，下钢板，他们为啥要欺负我，我想不通啊！”
被诬陷的小云南，实在想不通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饭的流浪的，都是一家人，但有的人就坏得很，仗势欺人啊，仗势欺人啊！”
在纪录片里，和每位流浪汉的对话中，导演都有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小新疆说，等有了钱想回家：“我开个商店，干上十几年，挣上几万块钱。”小云南想爸妈了，他说，他爸妈对他可好了，要是他们知道他现在在这里，肯定会来找他，“只是我现在都已经不跟他们联系了。”在片中，导演还记录了一场流浪汉们在春节前夕举办的“篝火晚会”。他们围坐在火堆前，会唱歌的一个接一个地唱着，歌词里讲的都是流浪的故事。通红的火焰照着每个人的脸，他们的眼睛里闪着一片亮晶晶。拍完《铁路沿线》的半年后，导演又去打探流浪汉们的现状。再见小龙，他完全变了个样，穿着整洁的衬衫，头发也剪短了，梳成三七分的发型。他离开火车站之后，被好心人领养，认作干儿子，还找到了工作。火狐狸跟着他干爸回了家，又跑出来，来来回回折腾，最后还是被送上回家的车。小云南的样子也变了，穿着白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大表盘手表。甘肃小胖剃了光头，看起来精神了许多，他说，叔叔你别拍我了，我现在不想上电视了。“万一以后哪天我做了坏事，人家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导演没有遇到大四川，只是听小龙说，他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昨天还光着身子在街上跳霹雳舞。铁路沿线的生活仍在继续，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它就是一出戏、一部剧、一种我们无法触及同一世界里却完全不同的人生。流浪汉们在讲述自己身世时，也不怨恨、不激动，好像是在诉说一个别人的故事。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导演没有加背景音乐，贯穿片子的声音之后火车的鸣笛和偶尔响起的爆竹声。这群流浪在城市边缘的人，试图追着幸福的影子奔跑，带着各自辛酸背景和卑微梦想。但生活就像呼啸而过的火车，一次又一次打断他们的声音，徒留他们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叹气。只是，生而为人，哪怕是再卑微、再边缘，都同样渴望着爱与被爱、渴望着美丽、温暖和幸福。他们笑着迎接生活、在黑夜里为受欺负的兄弟流泪、在潦倒的生活里努力追求一点点“体面”……正如《南方车站的聚会》导演刁亦男所说：“我觉得最卑贱的人身上有着更多别人不了解的、也不被别人了解的尊严，有超越主流道德观点上的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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