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短短二三十年,便成为"探花",仅次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今,日本依然保持这个位置,去年GDP接近5万亿美元,比德国还厉害,在世界193个国家中,遥遥领先,紧追美中不放。 诚然,日本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其民族基因的"韧性",但光凭韧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底气,这种底气就是家底,是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已取得的成就。 日本经过明治时代、大正时代及昭和前期的发展,已然累积了大量的资本,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名列前茅,这样的实力不可能因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的打击就完全灰飞烟灭,诸如交通、邮政、银行、学校、工厂等基础设施应该较为完备,留存于人们脑海中的知识应该还在,这就为战后经济恢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同理,明治维新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卓尔不凡的成果,自然与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和平发展分不开,如果此前处于长期战争状态,国家一贫如洗、千疮百孔,可以想见,不论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官员如何雄心勃勃,都很难在短期内让日本快速走向近代化,何况"大政奉还"是平稳进行,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能够顾全大局,自动退出,这就避免了国家遭受莫大的损失。 那么,德川时期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已经取得怎样的重要成果呢? 城市化水平高,农业生产力稳步推进德川家康稳定全国局势后,多年战争状态一去不返,这就带来了空前的和平,使得所有市町得以安定下来,从而为繁荣发展的经济局面创造了可能。 战争结束,广大武士求之不得,他们领着米禄纷纷到城市居住消费,据记载,在名不见经传的小藩城堡,最少也有五千人在那里生活,可想而知规模以上的城市必然生活着更多的武士居民。 经过百年休养生息,城市和农村都发生了巨变,尽管幕府对各色人等进行"身份统治",尤其是对农民进城和旅行严格控制,但也并没有一棍子打死,只要事先获得官府批准,是可以达成愿望的,这样手头宽裕的农民取得"农转非"资格势必很多,城市人口必然猛增。 据记载,十八世纪初,居住在十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日本人在170万左右,住在一万人口以上城镇的在300万上下,而当时日本全国总人口亦不过3000万,足见其城市化率之高,比起同期欧洲城市化水平还要高出2倍强。 显然,城市能够吸纳如此庞大的人口,当然与经济的繁荣发展有很大关联,反过来,没有强大的经济作支撑,城市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而经济之所以能够高度发展,又与幕府采取的"参觐交代制"以及给予农民相当大的自主权分不开。 幕府规定所有大名必须以一年为期,往返于江户与藩地之间,而每次上参或返回,随行队伍不在少数,他们的花费也就不菲,这就促进了沿途藩国之间、城乡之间在人口、货币、物产和服务方面的全方位流动;为了维系江户藩邸与藩城的正常运转,大名得拿出2/3的俸禄,这又带动了消费。 另外参觐交代制还衍生出交通和旅行,马路纵横交错、水运发达便捷,沿途酒店、旅馆生意红火,观光旅游者络绎不绝,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当然,城市的一切消费所需以及所有物品的制造都不可能与农业脱钩,各种原料得靠广大农村来提供,而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农业生产事务,这就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潜能,在努力改进农业生产力的同时,农产品产量也就相应得到了大幅提高,如此一来,城乡两旺局面便得以实现。 据史料记载,当时村镇纺织业已初具规模,三五十工人的小厂举不胜举,丝绸、棉纺业大行其道,其他诸如生活用品清酒、酱醋及日常用品陶瓷、造纸、染料等作坊多如牛毛,这种"原始工业化"无疑是幕府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力军。 城市人口的增加,表明幕府时期城市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原始工业化"的盛行,又进一步刺激和助推了城市的繁荣发展,这些宝贵的经济基础,如同珍贵的遗产,无疑为明治维新的顺利开展及奇迹的创造提供了条件,反之,要是白手起家,经济零基础,明治政府改革态度或将瞻前顾后,改革进程缓慢而曲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因之而悄然兴起城市人口集中,经济繁盛,这就为文化的异军突起营造了某种机制和土壤,物质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物质上的满足,必将催生对文化的需求。 文学向来在文化领域中独树一帜,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提炼,有着高度的艺术性,能够给人们带去强烈的震撼和启迪,促使人们去思考。 于是文学的表现样式小说、诗歌及戏剧便首当其冲,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作为绘画艺术,"浮世绘"木刻版画同样深刻影响着社会,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幕府时代,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身份,武士、农民、町人、娼妓等各有等级划分,于是关于他们的题材也就在小说和戏剧中得到了体现。 井原西鹤、松尾芭蕉和近松门左卫门无疑是这个时期的文学领军人物,井原擅长通俗小说创作,他在作品中极力嘲讽宗教和商人的贪得无厌,并将世人在物欲横流面前的丑态作了淋漓尽致地刻画。与此同时,将底层人物塑造成男女英雄也是其小说的重要内容。 松尾芭蕉作为诗人,对自然和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作品中像"旧池飞蛙水声"这种富于乡村生活气息的名句随处可见,让人于繁华的都市喧嚣中畅想着大自然的美妙与和谐。 近松门左卫门是"文乐"木偶戏剧作的佼佼者,作品中散发着强烈的文学性,其中对生活中寻常百姓悲哀的描写入木三分,对当时广为流传的凶杀悲剧的记述发人深省,其中《曾根崎心中》与《四十七浪人》最为时人所称道,即便是现在,依然热度不减。 德川中期的绘画堪为另一艺术瑰宝,以歌川广重为代表的"浮世绘"画家,其木刻版画图文并茂,艺妓、歌舞伎等木刻像栩栩如生,受到当时文化界的高度重视,这些不可多得的版画作品,对日本后世的漫画创作无疑有着开创之功。 除了文学、绘画,诸如说书、戏剧表演等也都风靡于各大城市,剧院每每座无虚席,更有娼馆与茶楼,让武士学人流连忘返,这些文化元素共同构成幕府时期独特的文化景观,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受经济制约,又对经济有刺激作用,德川时代独特而浓厚的文化氛围,逐渐演变成历史文明,这种文明必然随着"改朝换代"来到明治时代,在维新变革中充当鼓舞者角色,深入每一个人心中,凝聚起强大的改革力量,推动明治日本取得一系列非凡成就。 教育蔚然成风,城乡居民识字率不断提高前文说过,德川时代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农村"个体户"及"微型企业"层出不穷,促进了城市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显然,生产力的提高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不开,而教育被证明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样是农民,目不识丁与识文断字、学识广博必然存在很大差别,后者无论智力和想象力都将超越前者。 尽管幕府时期农民身份受到限制,且不得更改,但在按时足额缴纳一定税收后,还是有着较大自主权的,这就给广大农民以积极性和创造热情,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扩大或减少农业生产。 其中耕作方式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教育的传播作用不容小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士学人、僧侣和为数众多的女性农民能够主动充当起教育传播者一角,他们不拘一格,因地制宜,以村中寺庙为课堂,讲的津津有味,而男女老幼也愿意"洗耳恭听",这样农村的受教育者普遍增加,农业技术便在相互传承中得到推广,据称,耕作"指南"这样的手册曾多次发行,受到广泛欢迎。 农村尚且如此,城市定然不会逊色。据预测,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人的识字率已非常可观,女性在20%左右,男性为前者的两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自古以来,那些教育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会轻而易举地走向自强之路。幕府时期日本受教育者增多,就为明治维新开展小学义务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没有德川时代教育的提高,明治政府要想一下子提升国民教育水平,无异于痴人说梦,正因此,明治维新才会稳步推进,深得人心,从而实现根本性转变,在亚洲独领风骚。 结语世人总对明治日本赞不绝口,认为明治政府的一班人马能够审时度势,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变革图强,锐意进取,克服阻碍,变不利为有利,最终实现历史性跨越,由封建时代一跃而为发达的近代化国家,令西方列强再也不敢睥睨斜视。 其实任何新事物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旧有事物这一根基,否则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何异?就明治维新而言,尽管改革使得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功劳很大,但要是没有幕府时期创下的基业,谈何容易? 即此而言,德川时代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取得的固有成绩是不容忽视的,虽然不能说傲人,但作为铺路石,明显为明治维新做了有力铺垫,就像牛顿所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理,明治维新能够让近代日本高歌猛进,也离不开德川幕府二百年打下的基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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