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人集团的形成 1、秦始皇焚书坑儒 战国时期，涌现出来四大学派，即儒、墨、道、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墨家衰败，只有儒、道、法三家对抗。三家都希望得到君主垂青。法家向君主陈述利害，提出具体行政方案，使君主悚然戒惧，不得不赋予权力；儒家不谈利害，只说仁义，对君主歌颂诵德，使君主欢然予以官职；而道家则发展出一个支派，与阴阳家结，以炼丹炼金之术，打动君主之心，当称为“方士”。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置九卿，其一为奉常侍，掌管宗庙礼仪。在奉常侍之下，设立数不定的博士官员，以容纳诸子学者。博士是战国时代诸侯养士的遗迹，更确切地说，博士制度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新发展。稷，是齐国都城临淄的一处城门。齐国从桓公时起，就在稷下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徐干《中论》）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1000多人，著名的淳髡、田骈、慎到、宋钘、邹夷、尹文、邹衍等70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稷下学宫对各派兼容并包。 秦朝博士与稷下学宫比较： 一、稷下先生“命曰列大夫”，只是爵比大夫，而不在正式官制之中。桓宽《论儒》所谓“不任职而论国事。”这说明稷下先生不是官吏，仍然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分。秦朝博士则是奉常卿的属官，秩比四百石。秦朝的博士实际上是“以吏为师”的一种制度化。通过博士制的建立，从前自由身的学者便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了。 二、先秦之士以“道”与“势”相抗衡，争取在士与王侯之间保持一种师友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稷下先生便是这种师友关系的制度化。齐王以师友之礼待稷学者，故称“先生”。所以稷下诸贤都是一面自由讲学，一面又自由议政。刘向《杂事》“稷下先生喜议政事。”他们咸作书以刺世。凡此都说明稷下先生是如何积极地参政议政的。 入秦以来，博士既然是官僚系统中一员，他和皇帝自然只能是君臣关系，再也不能有稷下先生抗礼王侯的气概。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淳于越进言请始分封太子，以为辅弼，“以古非今”。终于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了著名的“焚书”事件。秦始皇焚书起件，目的只在于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至于对儒者，仍然继续保存他们的博士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的学术研究。在潜心研究学术与危言干政两方有所侧重。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士侯生、卢生散布舆论，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大怒：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者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他下令逮系京城诸生，加以审查，罪状确凿者460余人，全部在咸阳坑杀。这些儒生，应该包话各种“文学方术士”，未必尽是儒生，但是后世以儒生泛称文学学士，所以称这一事件为“坑儒”。 看来，专制之君对待文人，并不仅令限于不允许他们危言干政，而且还在于不允许他们有谤诽性的言论，甚至不允许他们有诽谤性的念头。 “焚书坑儒”无疑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是钳制思想、禁锢文化、羁缚文人学士的强有力措施。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也好，就是以政统统辖道统，让道统唯政统是用。康熙《日讲四书讲义序》：“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 从此以后，士阶层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可以抗礼君王，可以平揖诸侯，可以以“道统”自居，以君师自重了，尽管他们依然有这样的幻想。 他们只能成为君主的一种特殊的御用工具，要么“帮忙”，要么“帮闲”。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从来没有真正的独性；倘若有独立性也仅仅存在于他们的思想、精神之中，是一种理想状态、虚幻企求。 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这一现实地位，造就了秦汉以降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文人集团的几种类型：“帮忙”者，如宫廷侍从，学术派别、政治朋党；“帮闲”者，如文人结社、文学流派。它们在文化舞台上扮演各自的社会角色，但却都是共同地依附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从梁园宾客到言语侍从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士人阶层在心灵上造成的巨大的创伤，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稍见愈合。 为什么汉代初年开始，文人学士就纷纷外出游历，或依附于藩王，或高攀于国君？原来，他们一方面憧憬战国文士那种高颜抗礼的风范，希求发挥治国之才，大展鲲鹏之志；另一方面又屈从于现实政治氛围的窒压，俯首依附权势，以文自重。 士阶层与专制君主的关系经过了适当的调整，成为一种君臣、主仆关系，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侍从文人集团的建立上。这是一种两厢情愿的关系，尽管作为宫廷侍从的文人学士还时不时发点牢骚，说些怪话，但他们毕竟还是打心眼里满足臣仆的地位、在行动上恪尽臣仆的职责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侍从文人集团的角色，是中国古代士阶层群体的自觉选择和精神归依。 （1）梁园宾客 汉代初年，诸侯王往往拥城自治，罗致人才，以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这就形成了便于自由流动的社会环境。当时藩王养士，蔚为时风。其中以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最为著名。《汉书》：“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刘濞招致四方游士。”“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这些强大藩国，成为阴谋权变之士的辅辏之地，也成为舞文弄墨之士的归依之所。其中一些文人，既不参与阴谋，又不能无以自见，便借献辞作赋来进谀或进谏。 东晋谢惠连《雪赋》虚拟设置了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游晏场面：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宾之右。” 这是一则记述邹阳、枚乘、司马相如即景咏雪、染翰成章的情形。兔园，通称梁园，又名梁苑、睢园、修竹园，俗名竹园，为西汉梁孝王刘武所营建的游赏延宾之所，在河南商丘睢阳区东。这是梁园宾客作为一个文人集团的邹形。 梁园这一群体形象的出现，不仅因为他们“皆善属辞赋”，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兼有游士与文客的双重身份。邹阳、严忌、枚乘，“皆以文辩著名”。“文辩”指能文善辩，而善辩正是游士的特长。游士乃战国遗风，他们超脱了宗族与田产的双重羁绊，成为社会秩序中“自由流动的资源”，对自己的出处去就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并与帝国统治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这些文人宾客与藩王之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就藩王诸侯而言，他们可以“自治民聘贤”，所以极力“招致四方豪杰”，罗致人才，以之同中央政权相抗衡。所以他们往往对宾客表现出更高的礼遇与诚意。 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答晋安王书》云：“昔梁王好士，淮南礼贤，远致宾游，广招英俊，非惟藉甚当时，故亦传声不朽。必能虚己，自来慕义。含毫属意，差有起予。” 后人对这种宾主关系极为仰慕和叹赏。 就文人而言，他往往既富有文才，又不乏政治抱负。邹阳《上书吴王》：“臣闻，蛟龙纕首奋翼，雾雨咸集；圣王底节修德，则游谈之士，归义思名。”这种保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游谈之士，与某个政治中心的关系，必然表现为合则留，不合则去；而留与去的选择，主要看藩王是否“底节修德”。枚乘、邹阳、严忌三人先游吴，后又去吴共游梁，不就是这种政治选择的表现吗？ 所以，藩王与文人无非是一种主与客的关系，主应该礼遇客，客则可以抗礼主，讽谏主；但是客不可凌驾于主之上，至多只能“去之”而已。所以当梁孝王因谋求汉嗣，杀了袁盎时，枚乘、严忌虽以为非，却“皆不敢谏”。说穿了，无论文人有多高的文采才华，当他们身居藩国之中时，在政治上只能是藩王的文学侍从而已。 而且，与大一统政治形态逐渐强化同步，文人依附诸藩王的政治目的渐次淡化。他们在某个政治中心的聚合，就更多地包含着寻求文艺上的知音同好的动机。 例如：汉景帝刘启因枚乘规谏过图谋叛乱的吴王刘濞，《汉书》：“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上国大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枚乘留恋在梁园时“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的生活，正是梁园宾以诗酒风流相结交的情怀，所以他宁肯不做官，也要继续“与英俊并游。” 《史记》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司马相如放弃官职，加入梁园宾客的行列，正是文人相见恨晚，思欲一展辞赋之才。 如果说在梁园宾客的时代还存在着若干个并峙的诸侯国可供文人选择的话，在大一统一政治机制日益完善的情势下，文人学士只能无可选择地云集京师，充当皇帝的“言语侍从之臣”了。 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始，即以“蒲轮迎枚生”，并将枚乘召至朝廷。接着招四方文学辩说之士待诏金马门，像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严安、东方朔、枚皋等，“并在左右”。武帝的目的无非是把文学辩说之士从诸侯王那里吸引过来，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班固《两都赋序》描写汉武帝时辞赋创作的盛况道： “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言语侍从之臣”是个整概念，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而与“公卿大臣”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区分“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臣”的标准，不完全在于出身与官位，而主要依据其职业分工。 从总体上看，汉代“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职业是“在左右，诙啁而已”。帝王在掌权柄时，对他们“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鼠。”（《答客难》时人称东方朔“口谐倡辩”、“应谐似优”；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汉书》称相如“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这与枚乘“久为上国之大宾”不啻天壤之别。 尽管如此，梁园宾客所体现出来的较为平等的主客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已然冰消瓦解，却以一种抽象的形态表现于后世。较开明的君主及其子弟接引文人学士之时，至少在表现上，要表现出一种富于平等意味的态势，以淡化政治生活中君臣关系。同样，后世狂傲不驯的文人学士期遇明主之时，也总是在精神上企望抗礼王侯、平交公卿、出处自如。 （2）邺下文人集团 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辅以各自非凡的文学素养，对当时的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成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钟嵘《诗品》：“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冀，次有攀龙托凤，白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三曹既凭借优越的政治地位，又仰赖过人的文学才华，于是几乎搜罗当时知名的文学才士，形成“俊才云蒸”、“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邺下文人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东汉后期士阶层力量明显壮大，在政坛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在清议中，士阶层“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等称号。标志着战国时代之后士阶层再度的群体自觉。曹丕表彰七子，无疑是这种群体自觉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同时也表明了政治中心对文人集团的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 七子的成名原本与曹氏父子无关，在他们成名之后，曹操才逐渐将他们搜罗到自己的麾下。《与杨德祖书》：“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 七子政治态度大致相似。他们大多数人尽管或先（王粲、陈琳）或后（孔融、刘桢）同曹操有过矛盾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在较久的时间里忠心耿耿地为曹操服务。 孔融16岁就“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建安元年，汉献帝刘协征召他为将作大匠，此事当为曹操一手操作。所以在此后八九年中，孔融一直是曹操的拥护者和崇拜者。只是性格迂腐疏狂，“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才触怒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被杀，牵连全家。 陈琳曾任袁绍属吏，撰写檄文，声讨曹操，曹操破袁绍后，乃笼络陈琳于羽下。阮瑀本来也是不愿入曹操之幕的，曹操“雅闻瑀名”，多次征辟，他都不应允，“连见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三国志·阮瑀传》） 七子在曹操幕府中，并非一般的“清客帮闲之流”，这与汉武帝的金马门侍从不尽相同。孔融任少府，为九卿之一；王粲任侍中，亦是高官；阮瑀、刘桢等任司空军师祭酒、丞相主簿、丞相掾属之类职务，皆为曹操亲随官员，同机要。总之曹操对建安文人的政策无非是：设天网以该之，赐微禄以诱之，视倡优以畜之，施刑戮以镇之。 曹操是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曹丕是邺下文人集团的真正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是该集团的核心人物。 明人张溥在《孔少府集题辞》中，曾将曹操与曹丕对待文人的态度加以对比，指出：“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委馁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曹丕论文，首推北海，金帛募录，比于杨、班、脂元升往哭文举，官以中散，丕好贤知文，十倍于操。” 曹操诛杀孔融，曹丕反而极力推崇孔融之文才呢？曹操无非是出自政治目的，刚柔相济，曹丕则出于文章弘扬，以文论人，二者价值取向不同。而且与曹丕“虑详而力缓”的个性特征有关。如果说曹操偏好严刑峻法，那么曹丕则更倾向于怀柔宽厚。 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妙选文学，曹操使刘桢随侍曹丕。一天会宴，酒酣耳热之际，曹丕忘乎所以，竟让夫人甄氏出拜众人。坐上诸客多俯首不敢视，唯刘桢傲然平视。次曹操听说此事，乃捕系刘桢，减死罪降职。至于曹丕，明明是当事人，对此敬之举却好像无动于衷。刘桢后来免遭杀戮，可能与曹丕开脱有关。张溥《刘公干集题辞》： “公干平视甄夫人，操收治罪，文帝独不见怒。死后致思，悲伤绝弦，中心好之，弗闻其过也。其知公干，诚犹钟期、伯牙云。” 正是因为相互以知音见赏，曹丕与邺下文集团的关系极为亲近，与他们取得了相互理解的情感基础。如《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曹丕之性情中人。阮瑀“簿命早亡”，曹丕“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于是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 所以在七子一时俱逝之后，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痛惜之情，说：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 曹丕将七子作为艺术上的“知音”，又以之为学术上的“门人”，这不仅表现出文坛领袖的态度，而且表现出主人师尊的身份，是很值得品味的。曹氏父子都是当代著名文人，为什么在《论文》中缕述“今之文人”，都略焉不提呢？这不自谦，而是自尊。七子都曹氏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属于同一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所以对七子批评是以魏太子之尊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与曹植所说的“以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归根结底，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所充当的不外是曹氏父子的“文学侍从”的角色，只不过相较于汉武帝时“待诏金马门”的“言语侍从之臣”来说，七子集团与曹氏父子的关系，尤其是与曹丕、曹植的关系，更多一些知音难觅，习气相投、互敬互重的情感交流，而不尽是纯粹的君臣关系。 —————————— 本文选自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