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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之际的政治生态，延续了魏末以来权力中心频繁更迭的形势。生活于这个时代的各阶层士人，一旦出仕，便不可避免被卷入各种政治争端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傅亮、谢混、谢晦、谢灵运、范晔……这个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士少有全者”仍然是这个时代的常态。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却出现了罕见的例外——颜延之。他曾因自负才辞，不自下于时任尚书令的傅亮而受到嫉恨，也曾因“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触怒刘湛、刘义康而数次丟官；他曾借着酒醉批评宋文帝让“邢余之人”慧琳登上“三台之坐”而令其“变色”，更因肆意直言、曾无回隐而被人称为“颜彪”。但是，就是这位“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的颜延之，在名士相继凋零的刘宋时期，虽数次浮沉，仍能以富贵得终，死后还被赐谥“宪子”，这不能不令人称奇。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中分析颜延之的性格时指出：“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但所不同的是，颜延之的门第比较低，政治上的追求并不过于热中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这个概括总体来说是不错的，但此说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到颜延之性格的发展转变，他的傲岸疏狂与和光同尘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二而一的存在。和晚年以后“不喜见要人”，“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的避让不同，早年的颜延之相当激进。在面对刘湛、殷景仁等人专当要任时，他心怀不满，意有不平，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他甚至直接对刘湛说：“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这样的行为、态度以及激进的言语，都集中地表现出了颜延之比较强烈的政治追求与偏激狂狷的性格。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了颜延之，让他的处世态度与方式由早期的“辞甚激扬，每犯权要”，向后期的“在任纵容，无所举奏”乃至“平生不喜见要人”转变呢？在追索其原因的过程中，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交往颇引人注意。以往人们在研究二人的关系问题时，关注的重心大多集中在陶渊明经典化的过程中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所发挥的作用，却很少有人注意过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与态度对颜延之的启示与影响。 根据史籍记载推算，陶渊明比颜延之年长19岁。在陶渊明归隐之年，颜延之刚刚21岁。《宋书·隐逸列传·陶潜传》记载他二人交集的过程如下：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这一段话记载了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两次交往：第一次发生在义熙十一年415年颜延之任刘柳后军功曹时，第二次则发生于宋少帝继位之后的景平元年（423年）。这就是说，颜延之与陶渊明第一次相遇时，颜延之三十出头，陶渊明年届五十。而立之年的颜延之“与潜情款”，和五十岁的陶渊明结为忘年之交。至景平元年（423年），颜延之因为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密切而遭到权臣徐羡之的猜忌，被出为始安太守，上任途中经过浔阳，便发生了“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的事情。这一次，在颜延之离开之际，“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欣然接受颜延之二万钱馈赠的态度，与檀道济拜访之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完全不同，由此可以看出陶、颜二人“情款”的程度。至427年陶渊明去世之后，颜延之写下了著名的《陶征士诔》表达他的哀悼思慕之情。对此，莫励锋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颜诔成功地展示了陶渊明志行高洁的精神风貌，这是对陶渊明垂辉千秋的历史定格的最早描述，堪称非常成功。……，在晋宋之际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污浊时代中，要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所以《陶征士诔并序》确实是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这是站在研究陶渊明的角度来看《陶征士诔》。换个角度，站在认识颜延之的立场上，《陶征士诔》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这篇诔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人有限的交往中，颜延之受到的来自陶渊明的影响及其给颜延之带来的改变。 《陶征士诔》中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他对与陶渊明交往的追忆与痛惜： 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叡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 在这段话中，颜延之追述了他与陶渊明“接阎邻舍”“非舟非车”的亲密相处，追述了二人在饮酒举觞之际陶渊明的规箴之言：“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追想起他的“尔实愀然，中言而发”，想想自己“违众速尤，迕风先蹷，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的处璄，却只能面对“叡音永矣，谁箴余阙”的现实与遗憾。念及此，忍不住发出一声“呜呼哀哉”的长叹。 正如莫励锋先生所言，举觞相诲的一段话，应该发生在陶、颜第二次交往的时期，“此时颜延之因与庐陵王刘义真关系密切而受到权臣之猜忌、排挤，故心中极为愤懑。唯其如此，陶渊明才会对他说出‘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的一番话来”。这就是说，正是在与颜延之深入的交往之中，陶渊明看到了颜延之性格中不易为世俗所包容的“正”与“方”，因此，已经归隐近二十年的陶渊明才会说出“独正者危，至方则碍”的劝诫之语。对于这一段劝诫之言，颜延之应该是深以为然的。因为在他离开浔阳，经过汨潭时所作的《祭屈原文》中，说过一段义旨完全相同的话：“兰薰而摧，玉贞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至427年陶渊明去世之后，颜延之在他的诔文中不但清楚地记载了陶渊明的这些“中言”，并为失去了一位能够“相觞相诲”的箴友而痛心不已。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箴规之言的重视。 结合《宋书·颜延之传》的记载可知，在颜延之与陶渊明“情款”之前，他是名副其实的“颜彪”。“自负才辞，不为之下”而惹恼傅亮的事情，就发生在此前。之后，因与刘义真、谢灵运交往密切，颜延之被出为始安太守。应该就是在这一次赴郡上任途中路过浔阳、盘桓停留、饮酒举觞之际，陶渊明以知天命者的人生经验，给年轻气盛的颜延之提出了“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的规诲。但是，这时的颜延之虽然遭受打击，他对政治的残酷性仍然没有深刻的体验。他虽然记住了陶渊明的规箴之言，但这些言语并未发生质的影响。至元嘉三年宋文帝诛徐羡之之后，颜延之被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凭借着宋文帝的赏遇，颜延之又一次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狂狷放诞的一段日子。《宋书》本传如此记载： 延之好酒疎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涂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 颜延之因“好酒疏诞”、“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而让刘湛、刘义康忌恨。被出为永嘉太守之后，他又写了《五君咏》来抒愤。《五君咏》的创作再次触怒了刘湛与刘义康，他们打算把颜延之“黜为远郡”，只是在宋文帝的干预下，最终仅通过“选代”的方式，让他“思愆里闾”。这件事应该为颜延之敲响了警钟，他的人生态度由此发生改变。此后，便发生了“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的事情。作为其散文代表作的《庭诰》，就写作于这一段闲居无事的时期。 实际上，在颜延之被贬为永嘉太守的前一年，他的好朋友谢灵运就被弃市于广州。《五君咏》既是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其中的“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应该包含着对谢灵运的悼念。在“赏遇甚厚”的春风里狂狷不羁的颜延之，接连遭受贬职永嘉、选代思过这一连串的挫折之后，才会认真的思考十年前陶渊明所说的“独正者危，至方则碍”，才会对“身才非实，荣声有歇”有切身的感受，也才会认真反思作为一个士人的处世之道。于是，在他思愆里闾、闲居无事时所做的《庭诰》一文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 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誉，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遗声，欲人出己，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思广监择，从其远猷，文理精出，而言称未达，论问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亚也。 当“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反思被明确的表述出来之后，就会在行动中有所反映。因此，在刘湛被诛，颜延之再次被起用之后，《宋书》本传就出现了“在任纵容，无所举奏”的记载。之后因为求田问舍“不肯还直”事被免官、又复官之后，连求田问舍的事情他也不去做了，除了喝酒，别无所求。《宋书》如此记载：“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至元嘉二十九年，颜延之上书请辞，未获许。之后一年，刘劭弑父自立，颜延之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而他的儿子颜峻却成为讨伐刘劭的刘骏的得力干将。颜峻所做檄文传到刘劭手中，颜延之因此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面对刘劭“言辞何至乃尔”的质问，颜延之答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这个答语中，完全不见了“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的狂放疏诞，更多了谨慎思考之后的圆滑与世故。 经历了这次的风浪之后，颜延之开始刻意疏远政治。面对位高权重、无可避之的儿子，他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他不仅不接受儿子提供的器服宅宇，而且在乘坐“羸牛笨车”出行时遇到颜峻的仪仗队，也立即“屏往道侧”。对身处高位的儿子刻意疏远，成为颜延之傲岸狂狷性格的另一种表现。但是，当他看到颜峻于宾客盈门之时却“方卧不起”时，他怒斥颜峻：“恭敬撙节，福之基也。骄佷傲慢，祸之始也。况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这一番话，俨然出自一位恭谨自守的老儒之口，其中完全不见了早期的偏激与疏狂。《南史·颜延之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颜延之曾经和何偃一起跟着宋武帝去城南郊祭，在途中何偃呼颜延之为“颜公”，“延之以其轻脱，怪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偃羞而退”。这时的颜延之固然依旧狂狷傲岸，但和早期的“辞甚激扬，每犯权要”相比，“何以见呼为公”的话语中，除了机智、调侃和不屑之外，更多了一些和光同尘的味道。 在《陶征士诔》中，颜延之称赞陶渊明“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宦海沉浮数十年之后，性既偏激，辞甚激扬的颜延之不见了，“宪子”之谥，盖棺定论。从《陶征士诔》中对靖节先生“贞夷粹温，和而能峻”的颂扬中，我们能够看到晚年颜延之的影子。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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